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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用逻辑搭建哲学大厦（第2页）

失败了。

逻辑实证主义者想得不错，他们要发动一场继承苏格拉底、笛卡尔和休谟怀疑精神的运动，他们要用逻辑工具去一一考查所有的哲学命题，把所有没有意义的、不可证实的命题都剔除出去。

然而工作的结果却吓了他们一跳。

他们发现，剔除到最后，只剩下了两种命题。

一种是重言式命题，就是类似于“桌子是桌子”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当然是绝对正确的，可是这样的话不包含任何有用的信息，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之前的形而上学家们找到的那些所谓终极真理就多半属于此类。因为重言式命题绝对正确，所以就会被误以为是终极真理。然而，这些终极真理一点儿用都没有。

还有一种命题，是类似“这朵花是红色的”之类描述片断经验的命题。虽然是新知识，但是无法形成普遍真理，也就无法回答哲学问题了。

其他的哲学问题，特别是形而上学问题，全都是没有意义的伪问题。要么违反了种种逻辑规则，要么无法用经验去实证。

这样一来，逻辑实证主义者就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争论了那么久都没有结果呢？因为他们争论的全都是没有意义、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人们没办法靠实证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年轻的维特根斯坦写了一本《逻辑哲学论》，完成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工作。

写完这本书以后，维特根斯坦以为自己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语言都被他用逻辑工具分析光了，他觉得所有用语言能表达的句子他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凡是可说的事情，都可以说清楚，凡是不可说的事情，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对这句话我的理解是：凡是符合逻辑实证规则的语言，内容都很清晰准确；凡是不符合逻辑实证规则的语言，说了也是没意义的，就不用说了。

这么一来，维特根斯坦觉得他没有困惑了，就去乡下当小学老师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后来在剑桥当老师的时候，维特根斯坦留下了很多上课的发言记录和平时的笔记。在他死后，这些文字被结集成书出版。这本书显示了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之后发展的哲学思想和逻辑实证主义完全不同。

维特根斯坦发现，原先用逻辑去分析语言的想法太天真了。

比如生活中有人说一句：“我还是我吗？”这话如果用逻辑来分析，那么显然是一句没什么用处的话。然而我们知道，在生活中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有自己的意思，而且不同的情景下还可以代表不止一种意思。

如果我们掌握了逻辑分析的方法，到生活中一看，没意义的句子比比皆是。然而老百姓谁管你什么逻辑哲学呀，人家是觉得这话有意义才说的啊。

维特根斯坦发现，语言并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逻辑分析上。同样的一句话，说话的情境不同，说话人的语气、表情、手势不同，常常会表达出不同的意思。换句话说，每一个情境都给语言制定了不同的规则，语言得和规则结合在一起，才能显示真正的意思，而这规则又是没有逻辑可言的。

维特根斯坦揭示的，其实是理性思维和现实的矛盾。

逻辑实证主义的理想很好，要坚持绝对的理性、绝对的正确，可是最后发现，这个绝对的理性却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结论，连一个普遍的理论都得不出来。可是，我们的现实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我们有灿烂的文化，有日新月异的科学知识。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理性根本无法担负从总体上解释世界、指导生活的任务。

维特根斯坦建立的逻辑实证主义，又被他自己亲手毁灭了。

可以说，维特根斯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提出两种截然不同又都对哲学史影响深远的理论的哲学家。所以我们前面才说，他是史无前例的双倍哲学家。

他是超级天才，可惜理性也被他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