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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的良知我做主（第1页）

四、我的良知我做主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

——《传习录?中?答聂文蔚》

天地万物，本吾一体

嘉靖五年（1526年），王阳明在家乡越城讲学，时任御史的聂豹（即聂文蔚）前往福建公干，途经浙江，专门来越城拜见王阳明。由于公务在身，聂豹住了几日便走了，不久就给王阳明来了一封信。

当时王阳明已经平定了“宁王之乱”，“势位隆盛”，功震朝野，且心学也已风靡天下，四方学人云集景从，故而引起了很多官场中人的羡慕嫉妒恨，于是“谤议日炽”。聂豹有感于此，便在信中极力安慰并鼓励王阳明。

王阳明见信后，甚为感动，便提笔挥毫，洋洋洒洒地写了封回信。信中说：

人就是天地的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百姓所受的困苦荼毒，难道不也是我自己的切肤之痛吗？没有这种切肤之痛，就是没有是非之心的人。是非之心，是不需要思考就能知道的，不需要学习就能拥有的，这就是所谓的良知。

良知自在人的心中，不论圣人与凡愚，从古到今都是相同的。世上的君子，只要专心在致良知上，那么自然能具备共同的是非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若能如此，想让天下不得治理都是不可能的。

古代的人，看见别人做好事，就像自己做了好事；看见别人做坏事，就像自己做了坏事；看到百姓饥饿痛苦，就像自己饥饿痛苦；有一个人生活没有着落，就像是自己把他推入了困境之中。之所以能如此，并非他们要故意这样做以取信于天下，而是一心致其良知以求得自足而已。

这就是王阳明的世界观：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在王阳明看来，一个人一旦建立了这样的世界观，必然会相应具有这样的人生观——“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以“生民之困苦荼毒”为自己的切肤之痛；若按陆九渊的说法，就是把“宇宙内事”都当成“吾分内事”。

一个具有上述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人，就是一个致良知的人。这种人活在世上，只会听从内心的声音和良知的召唤，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而外在的一切荣辱毁誉都可以在所不计。用王阳明的说法，这就叫“狂者的胸次”。

宁为狂者，不为乡愿

关于这个话题，王阳明曾和他的几个得意门生探讨过。那是在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后，天下“谤议日炽”，每当他和学生们坐在一起，大家便扼腕叹息，纷纷替他打抱不平。

有一天，大伙又提起这个话头。王阳明淡然一笑，说：“诸君且说说看，‘谤议日炽’是何缘故？”有人说，是因为先生功名太盛遭人嫉妒；有人说，是因为先生之学日益昌明，且与宋儒（朱熹）争异同，所以很多学者对此颇有微词；还有人说，是因为先生的弟子遍布天下，所以才招人嫉恨。

王阳明说：“你们说的这些原因恐怕都有，但是我自己知道的那一点，你们却都没说到。”众人问是哪一点。王阳明说：“我在南京任职之前，心中还有一些乡愿的影子，过后才真正相信，只有良知才是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所以就按良知指引的去做，再没有任何掩藏回护的东西，这才成就了一个狂者的胸怀。纵使天下人都说我言行不一也没关系，我还是只依照良知的指引去做。”

弟子问：“先生说的‘乡愿’是什么意思？‘狂者’又是什么意思？”

王阳明答：“一个人碰到君子，就以忠信廉洁取悦君子；碰到小人，就同流合污去迎合小人，这种人就是乡愿。乡愿之人，心已腐坏，不可能走上人格完善的道路。而狂者立志学习古圣先贤，所以世俗的一切纷嚣杂染，都不足以累及他的心。狂者的胸怀，就像凤凰振翅于千仞孤峰之上，从不会掩藏自己的言行。唯其如此，他的心才能得以造就，他的人格才能得以完善。”

宁为狂者，不为乡愿！

这就是王阳明的做人原则和处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