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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母亲与女儿的厌女症（第2页）

自女性学登场以来，母女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当然，这也是弗洛伊德之后的心理学一向只谈父子关系而将母女关系等闲视之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海伦·多伊奇（Helesch）、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Klein）等弗洛伊德学派的女性心理学者们，竭力想建立弗洛伊德未完成的关于母女关系的理论体系。

以弗洛伊德理论来解读母女关系的最出色的著作，是竹村和子的《关于爱》（2002）一书。书中讲道，婴儿无论性别，都密切地依赖母亲。父亲的角色，是用“阉割恐惧”来分离母子。可是，女孩子本无**，无法被阉割；更准确地说，女孩子是把**置于母亲腹中了，所以一出世便已经是被阉割过的了。女孩子与男孩子一样，以母亲为最初的爱恋对象，但女孩子却不能像男孩子那样，通过与父亲的同化来将母亲（那样的女人）作为欲望的对象。女孩子不但不能爱母亲，也不能爱与母亲同性别（即自身性别）的对象。因此，比起男孩子，女孩子的“爱恋对象的丧失”，根源更深。为了忘却那种“丧失”，女孩子将“丧失对象”内化了。这就是“忧伤”（melancholy），即抑郁状态。“忧伤就是对所爱对象的忘却”。对于女儿来说，“对母亲的爱被禁止，必须将之忘却”。所以，像母亲一样，即“女性性”，本身就是“抑郁的”（竹村，2002：174-6）。经竹村这么讲，我发现，被视为“女人味”的要素，比如“节谨”“娴静”等，与“忧伤”何其相似。换言之，自我欲望的意识与实现，在出生之前便已受阻，这种存在就是“女人”。倘真若此，生为女人，多不合算！

母亲与女儿的和解

日本最近接连出版了不少关于母女关系的书籍，有信田佐代子的《不堪承受的母亲之重——守墓女儿的叹息》（2008），还有斋藤环的《母亲支配女儿的人生——“弑母”为何困难》（2008），压卷之作则为佐野洋子的《静子》（2008）。本章的执笔受到了这些著作的刺激和启发。

斋藤环是拉康派的正统继承人，他的母女论对于熟悉弗洛伊德理论的人而言很好懂。不过由一个男性学者来解剖母女间复杂纠缠的关系，让我有些难以接受也无法满足。正因为好懂，不适之感也就更为强烈。与母女关系相比，父子关系更单纯。在父子关系中，儿子弑父之后，只要代替父亲的位置便了事，儿子只需憎恶作为压迫者的父亲即可，但女儿对母亲却不全然如此。斋藤说，儿子有很多切断父子关系的机会，但女儿并非如此。

“有论者将与‘厌母’相通的‘厌女症’视为近代以后的产物[2]，我不那么认为。至少，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女孩子的厌母情结有更为根源性的因素。”[斎藤（环），2008：117]

如果婴儿的“厌母”确如斋藤所言，母亲本为婴儿欲望的绝对对象，“厌母”是起源于婴儿对与母亲分离的怨恨，那么，“厌母”应该是不分性别的。南希·霍多罗夫[3]也曾经论述过这个问题，她认为这仅仅是由于一个历史性事实，即婴儿的最初抚育者为母亲。另外，“不拥有**”便等于“软弱无力”的意识，也是近代家庭制度下所特有的吧[4]。近年来，在对弗洛伊德的研究中，一种有力的倾向是对他的理论进行历史化的解释，只把他的学说视为产生于19世纪末维也纳的父权家庭之下、关于近代家庭中特有的性别分化机制的理论，而不是关于人类普遍心理的学说。斋藤说：“弗洛伊德的假说，对性别分化的过程机制作出了明晰而体系性的解释，在这一点上的价值，无论如何也不可忽视。”这是事实，但我认为，需要加上“在近代家庭制度之中”这样一个历史条件。

斋藤的书，书名副题为“‘弑母’为何困难”，可是，“弑母”的问题，表面看来没有时代之分，其实是当今特有的现象。在过去，结婚为切断母女关系提供了一个社会性契机。不管怎么哭怎么唤，嫁出去的女儿就是“别人家的人”，娘家母亲再不能对女儿多嘴，女儿对娘家母亲也不能多管。婚礼时三三九度[5]的最初两杯酒，第一杯象征与婆家双亲结亲子之盟，第二杯才象征结夫妻之约。对于女人而言，婚礼就是重结亲属关系的不可逆转的仪式。女儿出嫁以后母亲还能对其终身支配，不过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

与之相反，信田佐代子的书名中的“守墓女儿”一词，表面看来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其实反倒是非常现代的现象。在父权制之下，出嫁的女儿作为儿媳，所守的应该是婆家而不是娘家的墓，父母本来不能期待女儿为自己守墓。现在，不但有非婚的女儿，还有出嫁以后也切不断与娘家关系的女儿，如果没有她们的登场，就不会出现“守墓女儿的叹息”了。对于这种历史变化，信田自己也意识得很清楚，她说：“‘守墓女儿的叹息’居然能成书名，四十多年前当我还二十多岁的时候，根本无法想象。”（2008：86）

这个词（指守墓女儿——引用人注）要引起感同身受的共鸣，需要具备如下几个社会条件：母亲寿命延长；女儿结婚年龄随高学历化而上升；母亲的经济状况比较富裕；女儿有工作，但又因非正规雇佣人口的增长导致其经济状态并不稳定；少子化现象导致独生女增多；等等。（信田，2008：86）

因此，在今天谈论母女关系，与不顾具体历史条件地谈论存在于任何时代的母女关系是不一样的，也与谈论二十年前或四十年前的母女关系不一样。信田说，由于上述历史条件的变化，现在，母亲的依赖对象不是儿子而是女儿。这是女儿地位上升的证据吗？

另一本母女关系的书，作者是佐野洋子。她说，“母亲其实一直嫉妒我”。作为一位学业优秀的长女，她一直对母亲心怀憎恶。佐野接受了大学教育，一直拥有工作，这在那一代人中是少有的。与世上许多母亲一样，比起优秀的女儿，她母亲更溺爱病弱的哥哥。富有绘画天赋的哥哥十一岁时突然病逝，妹妹便代替哥哥接下绘画用具，背负着父母的期待，升入美术大学，成为一名成功的画家。看到女儿的华丽成功，母亲满脸不开心。

“不是你那么辛辛苦苦地供我上大学的吗？我不是在好好地工作吗？你为什么要那么阴沉，那么不开心？”[佐野（洋），2008：62]

佐野对母亲一直抱有一个不能消释的疑念：当哥哥死去的时候，母亲一定在心中祈愿，死的是女儿就好了。佐野一直无法爱上母亲，一直心怀憎恨，同时又一直责备憎恨母亲的自己。

憎恨父亲的儿子应该不会责备自己吧。父子关系与母女关系的决定性差异或许就在此处。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憎恨母亲是不能被原谅的。仅仅因为憎恨母亲，女儿就得把自己当作“非人”一般引以为耻。为什么？因为母亲既是压迫者，又是牺牲者。在佐野的书中，比起对母亲的憎恨，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谴责。

在“用钱把母亲扔掉了”的老人公寓里，母亲渐渐患上了痴呆症。那么要强、那么粗疏、从没表扬过女儿、从没说过“对不起、谢谢”的母亲，痴呆了以后，“变得像个菩萨”。自从小时候牵着母亲的手被推开以后就再也没牵过的母亲的手，佐野第一次去牵了。去抚摸一直不愿接触的母亲的身体、钻进母亲的被窝里去陪睡，这些都是母亲痴呆以前佐野不可能去做的事。

佐野说：“神志清醒的母亲我一次也没喜欢过。”在母亲不再是母亲之后，她才与母亲和解了。听到痴呆的母亲说出“对不起，谢谢”的时候，佐野放声痛哭，“终于从折磨我五十多年的自责中解放出来了”“活到今天，真好”。她的表达是“我被原谅了”，而不是“我原谅了母亲”。她的自责意识就强到了那个程度吧。

读者是否会松一口气：终于赶上了母亲还活着。不，人生不是总能“赶上”的。当母亲不再做母亲了，女儿才终于从女儿的角色中解放出来。

我自己与母亲的和解，没有赶上母亲去世之前。在我原谅母亲、被母亲原谅之前，她已经走了。时机已经错过了吗？可是，死者也会成长。女儿的母亲存在于女儿的身体之中。在与她的反复的对话中，我体内的母亲在慢慢发生变化。

无论是回应母亲的期待，还是背叛母亲的期待，只要母亲还活着，女儿就不可能逃离母亲的束缚。无论女儿是顺从还是叛逆，母亲都想一直支配着女儿的人生，哪怕在自己死后。女儿对母亲的怨恨，表现为自责和自我厌恶。女儿无法喜欢不能爱上母亲的自己，因为母亲和女儿互为分身。对于女儿来说，厌女症常是对带有母亲影子的自己的厌恶。

有解决办法吗？正如信田所言，母亲向女儿，女儿向母亲，相互告诉对方：“我不是你。”我们只能从这里开始。

·作者注·

[1]“近代家庭”，是来自历史人口学的一个历史性记述概念，与之前的家庭形态相比，“近代家庭”有如下特征：（1）以夫妻为中心；（2）以孩子为中心；（3）排除非血缘亲属。从性别论角度来看，近代家庭还有两个特征：（4）公私领域的分离；（5）性别角色在两个领域的分担配置。近代家庭在欧洲形成于18—19世纪，在日本则于明治末期至大正时期在都市地区形成，进入战后高度成长期后，急速地大众化普及化。

[2]此处所指“论者”，可以理解为江藤淳（1967，1988）和赞同江藤之说的上野（1994）。

[3]南希·霍多罗夫（NancyChodorow，1944—），美国女权主义社会学家、精神分析家，曾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

[4]事实上，人类学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前往母系社会特罗布里恩岛（TrobriandIslands）时，曾因发现彼地并无“俄狄浦斯情结”而困惑混乱。另外，我们还知道，对于在单身母亲以及收养女婿的家庭里长大的儿子，与父亲同化的机制很难产生。

[5]新郎新娘用大小不同的三种酒杯三度敬酒的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