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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儿童性侵犯者的厌女症（第2页）

她从幼儿期到进入思春期（青春期）为止，一直受到近邻成年男人的性侵犯，十多岁以后侵犯才停止。她说，停止的原因可能是那个男人对进入思春期以后的她失去了兴趣。那个加害者，正是只对成人之前的少女抱有性欲望的男人。

舒尔茨感到，迄今为止的性犯罪研究偏重于关注性犯罪的受害者，可是，“只听受害者一方的诉说只能得到胜利的一半”。为了“主动去倾听加害者一方的话”，她去采访被监禁的人，去面对本来最想回避的对象，为此，她付出的心理代价是面对罪犯时自己心情的混乱痛苦。然后她发现，他们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但他们本身并不是“怪物”。

“我想懂得你们，想理解你们为什么要伤害他人。（略）我想知道，他们能够对他人做出那么残酷的事，到底是因为体验过怎样的痛苦。”（Schultz，2005：20）

她之所以要去做这件事，是因为被性侵的经历给她留下了一生无法治愈的心理创伤。受害者希望，加害者至少能够意识到自己给对方带来的伤害；可加害者却总想过轻地看待受害者受到的伤害，甚至还故意认为受害者是自己情愿的。其实，这反过来证明了，他们实际上是有罪恶意识的。

他们对自己是加害者这一事实是有自觉的，所以，才会有意识地把“凯蒂和我**的时候”换为“也许该说是我对凯蒂**的时候”（Schultz，2005：366）。他们不但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意，还剥夺了对方的反抗，他们对此是有自觉的。

有个男人为了让养女顺从，威胁她“让我干，不然就揍你”。“**一个男孩的时候，那孩子哭嚷起来，我就用手蒙住他的嘴让他发不出声音来。”这些人的动机“与性与爱都毫无关系”，完全不顾对方的心情，“把愤怒全都发泄出来”（Schultz，2005：191）。有男人坦白，是“杀人还是**”（Schultz，2005：259）的二者择一。也有男人想，“幸亏性侵了孩子，才没干出更凶残的杀人罪”（Schultz，2005：395）。

根据自述，这些人对小孩抱有欲望的理由如下。“不管干什么，因为是孩子所以没问题”“孩子不去和别人比较”；孩子容易控制，“孩子天真单纯”“容易被骗”（Schultz，2005：140）。此外还因为犯人自己“未成熟”，于是用自己的方式对孩子“以行动表示亲近感”（Schultz，2005：177），“崇拜”孩子（Schultz，2005：258）。还有男人愿意相信孩子也“很享受”性行为（Schultz，2005：224），希望得到孩子的肯定（Schultz，2005：259）。

在这些男人中，也有人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的“爱”，其实是“固执贪恋”的别名，是为满足一己之欲而利用孩子。不过，这种意识是在回答舒尔茨的提问中，在她称为犯人的“自我述说”（self-narrative）的过程中，通过回顾得到的自我反省的结果。

儿童性侵犯者，为满足一己之欲，利用可以不征得同意的、无力反抗的他者的身体，并对此固执依赖，长久持续地控制对方，摧毁对方的自尊心、对他人的信赖感和自我管理意识，并且还希望对方是自己情愿，把对方当作**者。加害者99％是男性，受害者九成是女孩，一成是男孩。

舒尔茨还发现，这些男人大多自我评价很低，他们中有人也是有过被性侵经历的受害者。尽管会激怒受害者，她还是坚持诉说“促进修复的司法”[6]的重要性。

她着手的工作是“加害者受害者双方的自我述说”。不过，“双方不能互无关联”，因为双方的叙述构成了“事件的现实”。“这种叙述，会成为一个信息来源，为我们提供社会中的儿童性侵犯的真实状态，告诉我们，性、性取向、性习惯是怎样成为一种权力手段的。”

儿童性侵犯者，不是少数的特殊人群。应该说，尽管他们在数量上是少数（或许只因没浮出表面，是否真为少数亦未可知），但他们的心理状态绝不是特殊的。

为满足一己之欲，加害者利用可以不征得同意的、无力反抗的他者的身体，并对此固执依赖，长久持续地控制对方，摧毁对方的自尊心、对他人的信赖感和自我管理意识，并且还希望对方是自己情愿，把对方当作**者——这种关系，也可见于强奸、性骚扰和家庭暴力的事例之中。不但如此，还可见于异性恋的男女之间。正如伏见所说，他与“二十八岁，男”的“恋童者”之间只有“一纸之隔”，无法划出界线，儿童性侵犯者的性欲、性行为、性关系，无限接近“普通”的性关系。此处所谓的“普通”，意为“男人支配下的”。

如果是这样，让这些男人从性关系中撤离，将性行为限定为**，停留在自我完结的性欲望幻想之中，还要好得多。事实上，媒体形式的性产业，都是在提供辅助**的性幻想装置。在二次元平面的色情游戏、美少女漫画中，旧调重弹的男权主义性幻想被再三地重复生产。在那里，女人作为**者，主动顺从男人的欲望。

厌女症与恐同

在这里，让我们再次回到伊芙·塞吉维克（Sedgwick，1990）。

塞吉维克将厌女症和恐同视为构成男人之间纽带的一组难分难解的机制。男人为了成为同性集团的一员、得到其他男人的承认，必须要证明自己“不是女人”。因为，在“欠缺对立”（privativeopposition）的基础上成立的、作为“标准”的“男人性”，只能以“被标识（marked）的女人性”的欠缺来定义[7]。承认一个男人为男人的是男人，不是女人。为了证明自己“不像女人”，男人需要通过拥有女人而立于支配女人的位置。所以，“拥有女人”就是“成为男人”。这个关系是非对称的，不可反转。将至少一个女人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是“男人之为男人”的必需条件，正因为如此，如果对女人控制失败，就成为男人的污点。“连让老婆听话都做不到”的男人、妻管严的男人，是被轻蔑的。妻子的通奸，不但意味着男人管理的失败，还因为是“被自己养的狗咬伤”而让男人失去面子。所以，男人要对女人报仇，与其说是因为妻子的背叛，不如说是因为事关在同性集团中的“男人名誉”的问题。

关于恐同的原因，米歇尔·福柯（Foucault，1976）认为，是缘于“插入者”与“被插入者”之间性行为的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不是指**之有无的解剖学意义上的实物差异，而是指主动与被动、性的主体与性的客体之间的不对称。由于这种非对称性，“处于女人位置”就成为男人的精神创伤，被称为“女性化”（feminization）。所以，同性恋男人成为“女性化了的男人”（feminizedman）的符号。而且，如果男人集团中混有同性恋男人，就意味着其他男人有可能沦为那个男人的欲望对象而被“女性化”。男人必须排除这种可能导致男人地位失落的危险，所以，恐同在男人集团中成为一种严厉的规则。而且，如塞吉维克指出，基思·文森特（Vi等，1997）亦强调的那样，正因为每一个男人身上都潜藏着对其他男人的色情欲望，这种排除便必须更加严格，而且还必须是一种自我审视和自我检阅。已有许多论者指出，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集团，同时也是带有浓厚的同性恋色情色彩的集团。男人之间的关系，用了多少**的词语来表达！如“男人为之着迷的男人”之类。在《叶隐》[8]一书中，“恋”本来是指男人之间的忠君恋阙之情。

对于男人，无须冒着被“女性化”的危险去实践同性恋行为的唯一办法，是“少年爱”。在这里，年长者与年少者之间、“插入者”与“被插入者”之间，非对称的关系是固定的，不会发生逆转。也就是说，年少者总是年长者的欲望客体，年长者绝不会反过来因少年的注视而沦为少年的欲望客体。在古希腊的“少年爱”中，被视为最上等的是与自由民少年之间的**，与奴隶少年的**则次之。因为与奴隶少年的**伴随着强制，而与自由民少年之间的**则被视为有自由意志的因素。在表现肛门**场景的古典色情制品中，被动的少年一方亦感快乐的表象明显稀少，由此可以推测，少年们不是因为快乐，而是出于尊敬和爱而将自己的身体主动献给长者。因为这些少年将来会成为自由民，所以他们奉献出的**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

本书的读者，到这里应该意识到了吧，福柯介绍的古希腊的“少年爱”理想，与儿童性侵犯者的幻想，何其相似。

无须担心男人性主体地位被侵犯的危险，在性活动中控制他者，为此选择障碍最小、无力反抗的对象，并且还希望对方也很情愿——这就是儿童性侵犯者。至于受害者是女童还是男童，已经不重要了。

由此，这些儿童性侵犯者多为胆怯之辈、他们作为“男人”的自我确认十分脆弱的理由，便很好理解了。他们就是这样来实践着厌女症和恐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作者注·

[1]《欲望问题》一书的腰封上写着“作者以生命为赌注写出此书，也请读者以生命为赌注来阅读”。尽管这种宣言稍嫌夸张，但本人的心情或许确实如此。该书编辑多次发来邮件希望我对此作出回应，但因当时太忙完全没有时间。本文可视为我对该书的回答。

[2]在对**问题的最新研究中，视**为对有对象的**的不完整替代物的观念已经完全被淘汰了。不仅如此，实证研究表明，与伴侣的性关系越活跃的人，**次数越频繁。由此可知，性行为活跃度越高的人，与自己身体和他人身体发生性关系的机会也越多，并非一种方式代替另一种方式的问题。

[3]指1988年至1989年发生在东京和埼玉县一带的一起幼女拐骗猥亵杀人事件。犯人宫崎勤，将四名四岁到七岁的幼女以猥亵目的拐骗，杀害后碎尸甚至食尸。事件本身的猎奇性和犯人精神状态及行为的异常，引起社会震惊。

[4]指日本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中诞生的激进左翼组织“联合赤军”领袖永田洋子（1945—2011）等人于1971年至1972年在山中集训基地将十二名成员以私刑名义处死的事件。该事件被发觉后引起日本社会极大震撼，学生运动自此走向凋零。永田洋子因私刑事件于1993年被判死刑，在死刑执行前病死狱中。本书作者在《增订二：“别扭女子”的厌女症》一章中亦提及此事。

[5]所谓“血腥暴力录像电影”，是指活生生地再现杀人现场尤其是碎尸场面的录像和电影，因画面鲜血四溅，故名为Splatter。连续杀害幼女的宫崎勤被逮捕后，在他房间里发现了堆积如山的血腥暴力录像带，后来还得知，他的收藏在这个圈子里小有名气。

[6]指通过犯罪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对话来恢复两者关系促进犯人改过自新的手法。

[7]所谓“欠缺对立”，是指对立的双方中，只有一方有特征标识（mark），而另一方则以无此特征来定义。比如，“品行不端的少年”与“普通少年”、“不良行为”与“非不良行为”，便属于这种两项对立。manwoman[人=男人（有子宫的）人=女人]，也是这种对立关系。

[8]讲解武士道精神和修炼法的指南书，成于1716年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