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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权力的色情化（第1页）

第十五章权力的色情化

夫妻关系的色情化

米歇尔·福柯在《性经验史》（第一卷）一书中，列举了四项近代之后的“性欲望的装置”（Foucault，1976；上野，2002）：

一、儿童的性的教育化

&ionof’ssex）；

二、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

（hysterizationofwomen’sbodies）；

三、性欲倒错的精神病理化

（psychiatrizationofperversepleasure）；

四、生殖行为的社会管理化

（socializationofprocreativebehavior）。

让我们按顺序来看。“儿童的性的教育化”，指儿童的性成为管理对象，尤其指对**行为的禁止成为儿童教育规训的一项内容。“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指女性的身体被视为性身体，对性欲的压抑被视为导致“神经病女人”的原因。“性欲倒错的精神病理化”，指除异性间性器接触以外的多种**方式被视为错乱反常的快乐，精神病理学将之视为异常。性欲倒错，包括同性恋在内，同性恋在中世纪被视为道德上的越轨行为，但进入近代以后，被视为精神医学上的病理现象，成为治疗矫正的对象[1]。“生殖行为的社会管理化”，指夫妻关系以异性恋配偶为正统，作为生殖单位被置于社会的管理控制之下。经由这四项对“性”的管理，达到社会对个人“生命”的管理，“生命权力”（bio-power）由此形成。上述历史变化，导致四类人群成为控制管理的对象：“**的儿童”“歇斯底里的女人”“反常性欲者”“马尔萨斯主义[2]的夫妻”。

正统的异性恋夫妻之间的**，由此被置于特权地位。夫妻**的特权化，带来了两种变化。一种变化是，原本存在于婚姻内外的性，被限定在夫妻之间；另一种变化是，在夫妻关系中，**原本并非必不可少的纽带，但现在却被置于核心位置，即“性家庭”（sexualfamily）（Fineman，1995）的诞生。

顺便提一句，在近代之前，对婚姻的诸种定义中，无论哪一种，夫妻间的性关系皆非必要条件。没有性行为，夫妻关系依然持续；没有生孩子，正妻的地位不会被动摇。如果正妻无子，既可认领养子，也可让偏房小妾代生。相反，当婚姻关系成立以后，妻子在此期间生的孩子，不管父亲是谁，均自动地登记为丈夫的孩子。有的地方甚至存在“冥婚”习俗，即与死者的婚姻（ghe），在这种婚姻中，当然是借其他男人的种子，生下的孩子，成为死者家族的成员。总之，婚姻仅为决定孩子归属的亲族关系的规则，除此之外并不含有更多意义。所谓丈夫，仅指“妻子所生孩子的父亲”，即孩子的“社会性父亲”（pater）。“生物学父亲”（genitor）是谁，则不加过问，这就是亲族关系的制度[3]。

夫妻之间存在“**义务”，是在近代婚姻法之后。不，这个说法不准确。实际上，“**义务”，并没有作为婚姻的必要条件写进法律条文之中（所以实在没必要对现在的“无性夫妻”大惊小怪），不过，夫妻离婚时，“对方不接受**的要求”，被视为正当的离婚理由。我们只是从这种司法判断的实例，反向推定“**义务”的存在。当然，仅止于“**义务”，并非“给予性满足的义务”……

这种现象可以称为“夫妻关系的性化”（sexualization），我个人更倾向于使用“夫妻关系的色情化”（eroti）这一用语。因为我感到，夫妻间的性不但被特权化了，还有一个重大变化，是夫妻之间的性被“色情化”（eroticize）了。谈论“快乐”的话语，由此登场。

权力对性的控制，通过对快乐的管理来达成，即“权力的色情化”，这才是核心所在。福柯将之称为“权力的感官化”（sensualizationofpower），此处的“感官”（sense），别无他意，直指“色情感官”（erotise）。

福柯说：

快乐与权力，既非互不相容，亦非相互排斥。两者相互追逐、重叠、强化。通过煽情与**的复杂机制和装置，两者连为一体。（Foucalult，1976：48）[4]

在彼得·盖伊的《感官教育》（Gay，1984）一书中，有对中产阶级年轻妻子的秘密日记的分析。新婚的妻子，在丈夫的引导之下，渐渐懂得性的感官快乐。这种情节，仿佛色情文学的常规套路，事实上，此类私人日记，确被当作色情文学来阅读和消费。反过来说，色情文学的一种创作手法，就是窥视女性的隐秘日记。

对于新婚妻子的此种经验，盖伊称为“资产阶级的经验”（beoisexperiences），这是很正确的。作为“资产阶级的经验”的性的感官快乐，是有历史性和阶层性的。福柯一言道破，性（sexuality）本身为阶级的产物，因为，性是一个阶级为了将自己区别于其他阶级（此处为资产阶级区别于贵族和劳动者阶级）而产生的。同时，“感官教育”（eduofthesenses）一词，亦极富启示。的确，所谓“感官”，正是被教育、被学习、被陶冶、被控制之物。性的感官亦非例外。认为感官是“自然”“本能”因而没有历史变化的观念，只是近代的关于性的神话而已。此处的“神话”一词，意为“没有根据的信念之总和”。将性“自然化”（naturalization），也是“性的近代”的主要特征[5]。那是以“自然”取代“神”、将“自然”置于“神”的位置的近代社会的必然归结。

个人隐私的成立

在福柯的四个“压抑假说”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性的隐私化”（privatization）机制，即把性逐出公共领域，将之隐匿起来，圈入私人领域即家庭之中，此后，家庭显著地成为充满性意味的空间。不过，这里必须赶紧附加一句，“性的隐私化”并不意味着性的压抑，而是使之特权化，并与个人人格相结合。正如福柯指出，“压抑假说”并非字面意义的“压抑”，背后伴随着一个“说出你的性！”的强迫告白制度。禁止与命令，互为一组配套机制，使性更具特权，性行为成为人格的指标。

自从性被隐私化以后，“关于隐私”，就成为“关于性”的代名词。家庭，成为“性家庭”；夫妻，成为“性的纽带”的代名词；婚姻，成为性行为的社会许可证；“**”，宣告性关系的开始；“无性”，被视为夫妻关系的“病理”……我们今天熟知的关于婚姻与夫妻的“常识”，由此形成。

“隐私”的词源，来自拉丁语的“被剥夺的”一词。被剥夺了公共权利的领域，转为拒绝公权力介入的领域，即私人领域。可同时，这个私人领域又成为公权无法抵达的黑箱、公法无力进入的不法地带（Kerber，1998；上野2006a）[6]。由此，父权支配、妻儿服从的“家庭的黑洞”，得以形成。关于这个问题，在近代家庭史领域有详细研究。于是，所谓“隐私”，对于强者，意味着不受公共权力牵制、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间；而对弱者，则成为得不到第三者的介入和保护、充满恐惧、必须服从的场所。

“隐私”所保护的，是谁？是强者。性骚扰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性的弱势人群，如此回答。

性满足的权利与义务？

夫妻间的契约关系所能决定的，仅止于性行为的权利与义务，至于“性满足”的权利与义务，则不被提及。事实上，在西欧中世纪的夫妻关系指南书中，虽然写有夫妻之间的**义务，但那是怀孕生育的手段，伴随性行为的快乐，则应当尽可能减少到最低程度。正因为如此，可能怀孕的异性间性器接触的性行为得到奖励，而避孕或不能怀孕的肛门**被视为背叛上帝的行为，**、前戏也被压抑禁止。

可是，在近代的性观念中，却包含有“夫妻关系的色情化”，即“性满足的权利与义务”。在盖伊所引用的文本中，年轻的妻子，带着困惑与羞涩，写出了夫妻间**的甜蜜与陶醉。在丈夫的引导下体味到性之快乐的妻子，“白昼如淑女，夜间似娼妓”，成为资产阶级性道德的一个范本。

在近代日本的通俗性科学《造化机论》一书中，充满了以夫妻间**为最上等的**的话语。此类书籍多为国外出版物的介绍和编译，可以判断，这种话语来自英语圈清教徒的性道德。在一本名为《新编极乐世界独自指南》的书中，称夫妻间**为“快乐之极”，说“人生之乐，唯在夫妻间情深缱绻”。（上野，1990：534）

可是，在江户时代的日本，恋爱对象为娼妓，成为妻子或母亲的女人被称为“外行女人”。如果我们想起这个事实，便可以想象，将丈夫或妻子视为性快乐的最佳对象，这种观念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何等新奇。

在“夫妻关系色情化”的观念之下，妻子对丈夫拥有“快乐的权利与义务”[7]，可那必须只对丈夫行使。丈夫不但将快乐教给妻子，还通过“**”处女妻子，将快乐的模式刻印在她身上，使妻子再不可能从其他男人那里得到快乐。不仅妻子，包括别的女人，很多男人希望并愿意相信自己是最初且唯一的男人，当然，事实并非如他们所愿。

在此，本书第七章《春宫画的厌女症》所论述的“通过快乐的支配”，本应成立。

假如夫妻间的**真是最上等的快乐，那么，丈夫就不应该去寻妓了吧。在明治时期的**指南书籍中，作者们反复陈说，与娼妓的**，只是将手换为**的**，实为劣质寡味的行为（上野，1990：534）。这也意味着，如果丈夫外出寻妓，那是因为妻子的性服务不够。同时，假如妻子真从丈夫的**中得到了满足，她就不会由于性需求的不满而患歇斯底里，她就应该尽心尽力伺候丈夫吧。在快乐的市场上，本应“良币驱逐劣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