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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东电女职员的厌女症之一（第1页）

第十二章“东电女职员”的厌女症（之一）

媒体的“**”

谈论女性的厌女症，“东京电力公司女职员被杀事件”是不能绕过的。

1997年3月19日，在东京都涩谷区圆山町一栋陈旧简陋的木结构灰泥公寓楼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发现了一具被勒死的女尸。死者生前为当街揽客的街娼。街娼，性工作中最底层、最廉价也最危险的一种。据传，到最后，她卖身一次只要两千日元。这种女人葬身于犯罪多发的大都市中的一个角落，本来不会成为引人注目的新闻。可是，当人们知道那个街娼的真实身份后，事件变成丑闻。死者毕业于庆应大学，任职于东京电力公司，并在公司里担任管理职位。也就是说，她白天是一流公司职员，晚上去涩谷当街卖娼。随着死者的双重生活被揭秘，周刊杂志、电视娱乐频道等大众媒体为之沸腾。后来，写出纪实报告《东电女职员被杀事件》[佐野（真），2003a]一书的纪实作家佐野真一，称这一现象为“媒体**”。媒体对被害女性个人隐私的大肆暴露，无异于对死者的再度凌辱。最后，在死者家属悲痛的请求下，这场“**”才终于收场。

铺天盖地的媒体攻势停息了，但“东电女职员被杀事件”依然让人牵挂，不少学者和女性读者都对这起事件保持了持久而深入的关注。上文提到的佐野，为此写出纪实报告《东电女职员被杀事件》一书。该书在女性读者中引起的反响之强烈，令作者大为吃惊。他收到很多读者来信，信中内容多为痛切地表达“这起事件不是与己无关的事”。这些来信成为契机，佐野又写了关于这起事件的第二部书《东电女职员症候群》（2003b）。另外，有多位学者对这起事件发表过见解，就我目力所及，如心理学者小仓千加子、精神科医生斋藤学、香山里佳及斋藤环、心理咨询师信田佐代子等。作家桐野夏生则以这起事件为原型，写出上下两卷的长篇小说《异常》（2006）。中村乌萨吉在她的《“我”之病》（2006）一书中，为此用去整整一章的篇幅。这起事件中的诸种因素抓住了许多人尤其是女性的心，引发出久久不能平息的波澜。

心理学者小仓千加子说，她听到一位女性编辑声嘶力竭地大叫：“东电女职员就是我！”很多女性被这起事件触动，心情复杂，无法平静，难以言表。她们将之视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这些女性从事件中感受到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来解一下这个谜。迄今为止的各种解释，都有让我赞同之处，但也都有让我感觉不对的地方。我一直就想把自己的“异样感”的真相给找出来。

东电女职员“内心深处的黑洞”

佐野真一的《东电女职员被杀事件》一书，主要内容如书名所示，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东电女职员卖娼事件，另一部分是杀人事件。该书前半部分探究一位精英白领女性走向卖娼的心理动机，进入后半部分后，焦点转换为追踪被当作杀人嫌疑犯的尼泊尔男性的背景和事件的审判过程。因此，如果因关注东电女职员卖娼事件而打开这本书，读者会感觉期待落空。或许是为了弥补这一点，该书最后一章为佐野对斋藤学的采访，他请精神科医生来解释东电女职员之谜。从这份采访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佐野在坦陈自己对女性心理的一无所知。该书的续篇《东电女职员症候群》，主要介绍前作出版后收到的大量读者来信。佐野实际采访过其中几位，但他仅止于对“有那么多女性对东电女职员表示同情”这一事实发出惊讶的感慨，这位男作家没有更深入一步去探寻她们的内心世界。

起初看到佐野的书出版时，我就对由男性纪实作家来调查这起事件颇感怀疑；读了其书以后，谜不但没被解开，反而更深了。佐野原是一位有强烈正义感的作家，他的这本书，结果成了对冤案事件的追究。

顺便说一句，佐野在书中称被害女职员为“OL”，这是不确切的。OL为日式英语officelady的略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用来取代原有的“BG”（businessgirl）一词。“BG”因含“女人的生意”即“夜里的工作”之意而被人们逐渐回避。当时，无论是BG，还是OL，在公司里都处于男职员的辅助地位，主要工作是端茶、复印等杂务（20世纪70年代尚无复印机！），不管年龄多大，都被当作“女孩子”[1]。

被害人A子，1980年大学毕业，是东京电力公司录用的最初一批女性管理职位候选人员。佐野称她为“精英OL”，可“精英”与“OL”的组合本身是自我矛盾的。她死时三十九岁，年薪应该超过了一千万日元。这样的女性职员，绝不能说是普通的“OL”。

政府开始实施《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是在1985年，A子进公司时，虽然这个法案尚未出台，但部分大公司已经开始试验性地录用四年制大学毕业的女生为管理职位候选人。A子的父亲亦供职于东京电力公司，为该公司的精英职员，本应顺利晋升，却在A子大学二年级时患急病去世，年仅五十岁出头。对父亲怀有敬意的女儿，在父亲生前的公司就了职。我们可以猜想，其中或许有亡父部下出于私情的暗中相助。A子的父亲毕业于东京大学，母亲毕业于日本女子大学，家住杉并区的一栋小洋楼，这是一个富裕的高学历中产家庭。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大学毕业后当上公司职员。父亲去世以后，家中虽然只有三个女人，但没有任何经济困难。

毕业于一流大学、供职在一流公司的高学历女性，没有任何经济困境的迹象，却主动选择街娼这种最底层的“女人的工作”，而且地点是在圆山町。据周围人的证言，她以两万至五千日元不等的低廉价格接客，把每笔收入一丝不苟地记在记事本上，常在便利店买关东煮和罐装啤酒充饥，过得很节俭。

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对一些人是谜，对另一些人则不是。后者就是在心中大叫“东电女职员就是我”的那些人。或许应该说，她们心中有一个同样的“谜”。

下面，让我们依据佐野的纪实报告，再稍稍详细地追溯一下“东电女职员”的背景。

A子在二十岁左右时患过厌食症，三十九岁死去时枯瘦如柴。当她站在圆山町的街边时，总是戴假发、化浓妆、穿大衣，有男客甚至因为她脱衣后的**过于瘦骨嶙峋而被吓跑。

A子大学二年级时，作为顶梁柱的父亲去世，身为长女、责任感极强的她，一心想着要由自己来支撑这个家。她进了父亲工作过的公司，向周围发誓，“一定好好工作，绝不玷污父亲的名声”。长女、被寄予厚望、考入一流大学的她，正是一个“父亲的女儿”。

作为四年制大学毕业的“初期女性管理职位候选人”，她和男职员一样努力工作，毫不逊色。她投到一家财经专业杂志的论文，被刊载并获奖，作为经济学学者也开始崭露头角。可是，在她之前，办公室的女性只有一般事务员即所谓的OL，作为女性，她不能被特殊对待，照样要给男职员端茶。据说，轮到她值班端茶的时候，茶杯常被打碎。因为她洗茶杯不是一个一个地洗，而是在水桶装满水，把茶杯全部丢进去，然后使劲地摇水桶。结果杯子被摇出桶外，打碎了不少。从这个洗茶杯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到她的极不情愿，感觉到她的不满：“明明不是该我做的事！”

作为管理职位候选人被录用的女职员们，初进公司时，因引人瞩目而被大肆宣传，可有许多报告表明，当时的工作现场却为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她们而苦恼。《均等法》[2]实施后的第一代女职员留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证言。工作现场的困惑是：对这些女性管理职位候选人，是应该把她们与迄今为止的“女孩子”同样对待呢，还是应该视为“异形的男职员”？事实上，许多管理职位的女性，被要求扮演双重角色，“既要做出与男职员同等的业绩，又不能忘记如女性事务员一般的细心体贴”。由于她们的录用条件和工资待遇与男职员完全同等，所以举手投足都被过度关注，周围的期待带给她们很大压力。同时，她们还得和其他一般事务女职员处好关系。

比如，有的公司有个惯例，女职员轮流提早到公司，在上班之前把办公室的桌子都擦干净。那么，管理职位的女职员是否也应加入轮班的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不让加入，她会在女职员中显得孤立；如果让加入，本人又可能会有不满。总之，在尚未适应女性管理职位的旧式职场里，她们是需要被小心翼翼地特殊对待的“易碎品”。同时，由于她们分散在各个部门，在所属部门是绝对少数，所以显得相当孤立。有证言说A子在职场很孤立，这未必仅仅是由于她个人性格的特殊。在这个时期，被寄予很高期待而被录用为管理职位的女性，由于太大的压力和不恰当的待遇而幻灭，最后丢掉优厚待遇辞职而去的事例不胜枚举。她们担心自己成为让人抱怨“女人就是不行”的先例，被迫承担男人的责任和女人的负担，结果是“再也干不下去了”。

1988年，A子三十岁，被调往属于东电系列的一家调查公司。与同期男职员的工作部门相比，她调任的那家公司差了一个等级，这显示出公司对她的评价。那时，她已被上司认作“难用的职员”。在调去的公司里，来自大企业客户的职员，通常是被当作客人来对待。她在这里也被视为难用的“易碎品”。据说，由于追求完美、一丝不苟的性格，她会不客气地指出上司及同事的报告书里的错误，因此遭众人讨厌。

在分公司工作三年后，她又回到东电公司，1993年就任“经济调查室”副室长，成为管理人员。与A子同期进东电的女性管理职位候选人，一共有九位，到那时，尚未辞职并当上管理职位的，除A子以外，一个也没有。A子进公司后，最初被分配到的部门，就是“计划部调查科”。将女性安排到“调查部门”，表明了大企业对女性管理职位的态度，即女性终究只是后勤人员。与被派往现场部门的男职员不同，公司给她们准备了面向女性的指定席位[3]。

根据佐野的报告，A子开始“夜里的工作”，是在调回公司半年左右之后。她先当俱乐部的女招待，然后在涩谷做娼妓。她起初还接一些“貌似绅士的客人”，记事本里有回头客的名单和联络方式。她的价格为一次两万至三万日元，在当时的涩谷，这是接近一般行情的价格。当高中生进入卖娼行业后，娼妓日益低龄化，那时，穿制服的高中生价格更高。

A子每天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定时下班，去便利店买关东煮充饥后，化浓妆，穿大衣，站在圆山町街头。她给自己订的目标是每天接客四位，把接客人数和金额详细地记在记事本上，零钞攒满一万日元后，便去换成整票。她很在意金额数字，但并不挥霍浪费。疲累之后，她就坐电车回杉并区的家。有人曾看见她在电车里狼吞虎咽地啃着从便利店买来的面包。

“夜里的工作”逐渐侵蚀到白天的工作。她上班时的化妆越来越浓，服装越来越怪异。不知是由于太过辛劳还是厌食症复发，她瘦到病态的程度。她在公司里的孤立程度越来越深，周围人也开始感觉到了她的异常。本来，能每天定时下班，这本身就意味着她在公司没有自己的位置。三十多岁，正是工作上轨道的年龄，若是男人，应当正值在公司努力工作、竞争成功的时期。

三十九岁，正是“作为女人的消费期限”快要过期的年龄。她在这个时候遇害，仿佛是一种有意的安排。其实，即使她不被杀，在不少人眼中，她的那种生活也等于慢性自杀。

A子尸体被发现的圆山町的那个破旧公寓，成了女职员们的“圣地”。在那之后好几年里，那里的鲜花不曾断过。

男人们的解释

佐野在解释东电女职员的卖娼行为时，用的关键概念是“堕落”。可是，用“堕落的女人”来称呼走上卖娼之路的女人，实在过于陈腐。佐野说她“身败名裂”“沦落陋巷”，可事实上，她并未因生活困窘而落入社会最底层。她既未因双重生活的丑闻曝光而受到社会制裁，也没因此而失去工作。即便被公司知道了，只要不是触及法律的行为，公司也不能把她解雇。尤其像她那种“个体经营”的娼妓，并未加入有组织的营业，只要一口咬定是“自由恋爱”，最终总能逃脱。

佐野用“堕落”一词，是基于一种长久以来的旧式思维，即女人出卖自己的性是有悖人伦的行为。同时，“堕落”一词还带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忽视。

丢掉东电女职员的假面变身而为“夜鹰”的A子，让我想起坂口安吾在《堕落论》里的一段话：“人应该在正确地堕落的道路上彻底地堕落。……必须堕落到底，从而发现自己，拯救自己。”我竟有些感动。（略）她的堕落之路太笔直、太专一，那种怪物般的纯粹，甚至闪烁着神圣的光彩，我的心为之难以形容地颤抖起来。[佐野（真），2003：21][4]

佐野在这里竟然用起“夜鹰”一词，让人很是意外，因为这个词相当陈旧，有种时代错误之感。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称A子为“堕落圣女”的佐野的心态。在他的那种精神构造中，不但有种陈腐的20世纪式的通过性来寻求救济和解脱的浪漫主义情怀，还有种男人对“抹大拉的玛利亚”（MaryMagdalene）的向往憧憬。所谓“抹大拉的玛利亚”，是指为让男人满足欲望仅收极低报酬的那种娼妓。据说，还有男性杂志将她喻为“遍身疮痂的菩萨”“黑色玛利亚”，那只能说是男人的自以为是。

速水由纪子指出，一方面，媒体为东电女职员事件“**”，另一方面，“男性与女性反应落差如此之大的事件，至今不曾有过”。（速水，1998：13）佐野放弃了理解东电女职员“内心深处的黑洞”的尝试（的确，比起陈列充满误会的“解释”，这样更诚实），他把这个任务委托给精神科医生斋藤学。斋藤提出了如下的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

敬爱父亲也被父亲期待的优秀的长女，成为“父亲的女儿”。大学时代失去父亲的长女，与父亲同化，意欲代替父亲承担家长的责任。她的母亲本应为庇护者但却很无能，A子的自负，让她对母亲投以轻蔑的目光。于是，母亲渐渐疏远并排斥傲慢的长女，溺爱妹妹。在那个家里，长女日渐失去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