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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权力的色情化（第2页）

快乐取代权力，可以实现终极的男性支配。可是，对于“权力的色情化”，我们不应该理解为“色情取代了权力”，正解应该是，“权力以色情的形式出现”，或者反之，“色情以权力的形式出现”。“权力的色情化”一语所表达的，便是这样一种“性的近代”的形态。

施虐受虐的诞生

为了更好地理解“权力的色情化”，萨德侯爵（MarquisdeSade）这个人物，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萨德登场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并非偶然。这是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时期。“上帝死了”之后，填入那个秩序真空里的，是“自然”。于是，教给人们何为“原罪”的，不再是“上帝”，而是“性之自然”。作为原罪的性，既是快乐又是惩罚。握鞭惩罚女人的，是代替“上帝”的父亲和丈夫。基督教的结婚誓词“侍奉你的丈夫如同侍奉你的上帝”，便显示了作为“上帝代理人”的父权家长的位置。“啊，上帝，给我更多惩罚”，等同于“啊，给我更多快乐”。于是，被父亲鞭挞的儿子，必须感觉那是父亲之爱；被丈夫殴打的妻子，必须从中感到丈夫的爱。

现代家庭暴力问题专家当然会说：不，那不是爱，那只是暴力。可是，现实更为复杂。“权力的色情化”，指支配以**的形式进行；反过来，“色情的权力化”，则指有人（主要是男人）用暴力和支配的形式表达**。所以，如果有女人想，“丈夫爱我爱到打我”“连打都不打，是他不爱我了吗”也未必是完全的误解。性与暴力有一个共通之处，两者皆为卸下自我防卫的安全装置、失去常态地过度近距离地接触对方身体。我们知道，暴力的快感可能唤起性的快感，反之亦然。

“虐待狂”（sadism）一词据称源自萨德侯爵之名，萨德将施虐与受虐带入**中时，他并非只谈施虐一方的快乐。在关于“鬼畜系”色情制品的议论中，我已经谈过（参见第五章），施虐者通过与受虐者的痛苦的同化而使快乐加深。所以，虐待狂有施虐与受虐的双重快感是理所当然的。施虐者与受虐者不能截然分开，施虐者可以在想象中与受虐者同化，两者之间能轻易地转换角色。在有复数行为者参与的社会性活动中，各人按照一定的规则扮演自己的角色。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亦然。同时，正因为这是一种角色的扮演，所以，扮演者的角色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性关系也不例外。不过，当施虐受虐的快乐与性别结合起来之后，男人以施虐为快乐，女人以受虐为快乐，通往快乐的路径就这样被规定和确立起来了。然后，我们习惯性地说，“男人的性是能动的女人的性是被动的”。

性的“去自然化”

如很多男科专家（andrologist）所言，“性冲动来自攻击冲动，受男性荷尔蒙中的睾丸激素的支配”，等等。我想说的恰恰相反。

我在这里的课题，与以福柯为代表的所有从事性现象研究的学者一样，是将性历史化（historicize），也就是将性“去自然化”（denaturalize），即解构将性视为“自然”的观念。

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性现象具有多面性，从暴力、施虐到爱恋、亲密，跨度很大。因此，在性现象中，不存在“本质”。也就是说，“性本来是具有攻击性的”“性（应该）是亲密情感的表达”，均仅为一种规范命题。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与性优先地结合的某一特定物的可能性，即什么东西最容易与性合为一体。我受福柯启示而使用的“权力的色情化”这一用语，则指在近代社会中，色情与不对称的社会性别关系即权力关系相结合的现象。“社会性别”（gender）为一种表示权力关系的用语，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

需要强调的是，色情本来并没有与性别关系结合的必要，同样，性别关系也完全没有一定成为色情关系的必然性。古希腊的色情关系存在于同性之间，与之相比，夫妻关系更接近支配与所有的关系。在性别关系中，夫妻关系被特权化，是在中世纪末期以后；即便在那时，色情也还没有进入夫妻的性关系之中。在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爱情中，浪漫恋爱的对象为已婚女性。而在近世日本的“色道”中，色情则存在于夫妻关系之外。

一对夫妻成为性别关系的象征，是近代社会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确立以后的现象。在重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中，婚姻完全不是对等的关系，连“对偶”关系也不是。妾，是仆人身份，即缔结了专属合同的性工作者。对于日本的妻子，长久以来，性是“奉献”，是不能说不的“任务”，不是什么快乐。要是那些妻子知道了资产阶级的婚姻规范是“性快乐的权利与义务”，她们会怎么反应？真险，我差点儿就要说出“资产阶级社会在日本从未成立过”之类的话了。

“身体化”的生活习惯

知道**的历史与从**的现实中解放出来，不可等同。那条巴甫洛夫之狗的条件反射，正好可以给我们启示。人的有些习癖，因为嵌入身体太深，本人已经无法想象别种可能性，若要改变，会带来身体的痛苦，甚至导致自我的崩溃。请看毒品成瘾者，他们中有人会认为与其戒毒不如一死吧。文化，是一种集团的习惯**方式，可视为一种广义的生活习惯。生活习惯，就像“生活习惯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体形和体质。作为文化的生活习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方式，甚至感情方式。

以前，女性运动中有个口号：“从被男人抱的女人变为抱男人的女人。”可是，不久便听到有人叹息，“试了一下，还是被抱更快乐”。要是必须牺牲快乐，还不如一直做个“被抱的女人”——如果有女人这么想，我们不会奇怪。

清野初美的《有话要说——“寻求相互理解的女人”与男人》（2009），书名很有代表性。对此书名，我感到不妥，原因何在呢？作者说，女人希望“相互理解”，但男人并不。可是，真的如此吗？没有相互理解，男女照样能**，这是人人皆知的。如果要与第七章提到的小仓千加子的命题“女人寻求关系、男人追求占有”相呼应，可以说，男人就是只想“占有”、没有“关系”也能**的生物。

该书中说，如果有一天，妻子开口“有话要说”，丈夫会感到恐惧。因为他预感到，那是一直寻求“关系”而不得的妻子忍无可忍即将爆发的时刻。作者说，“有话要说”，是希望“相互理解”的女人为寻求在家中与男人的对等关系的一种台词。可是，读着她的书，我不由得在心里自言自语“不对吧”。“寻求关系的女人”所寻求的关系，是多样的，并不限于“对等”的一种，不少人甚至若非垂直的上下关系就不能“**”。

2009年患癌症去世的作家中岛梓，以栗本熏的笔名创立了“美少年”的文学领域。这位先驱作家在《美少年学入门》（中島，1998）一书中告白，如果不是垂直的有落差的关系，自己就不会**。在同性恋人群中，有人寻求与父子兄弟相似的有落差的关系，只有在这种关系中他们方能获得安定感。一些女性主义者以为，同性恋者都是因为厌恶异性恋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而去寻求“对等的**”的人群，这只不过是她们的规范性解释而已。

如果真正追求“对等关系”，女人不会以年长、高个子、地位学历高的男人为理想吧。“我只能爱让我尊敬的男人”，仅仅表明女人想从属于男人的欲望；“只有年轻可爱的女孩子才能让我**”，这种男人不过是在自白，只有面对能控制于掌心之中的“支配与拥有的对象”，才能产生性欲。

我在《**装置——色情的脚本》（1998b）一书中写过，色情是被文化和历史的条件所规定的。“女人的脖颈很性感”“女人的腿弯让人心跳”之类，不过是身体在描摹文化在身体中刻下的印迹而已。正因为色情是文化的“**装置”，所以才需要知性和教养。

对男人来说，听到女人的“有话要说”，会认为是女方的“反叛”吧。妻子过去一点儿都没希望什么“对等关系”，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女人“反叛”了。权力者丧失了实力和权威，露出纸老虎的原形。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女间微小的年龄差异越来越不具有意义，学历、地位、身高等越来越不能成为支撑权力的资源。妻子的“反叛”，是一种“下克上”的造反。很多丈夫感到困惑，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会说：“我结婚以来一直都没变，变了的是你。”

俵萠子，曾经是“自立女人”的一个范本，她在一篇随笔里写过与前夫俵孝太郎离婚的始末。当她作为记者初出茅庐时，投到权威评论家俵孝太郎的门下当弟子，她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收他的一切。他爱上了那个她，两人结婚了。后来，当她回想两人的夫妻关系时，她说那是一种“师徒关系”。可是，随着她作为记者崭露头角，师徒关系开始倾斜。他有了年轻的情人，离开了她。在她眼中，他是在与别的女性重复当年与自己之间的师徒关系。的确，变了的是妻子一方，没变的是丈夫。男人只能爱上处于自己指导之下、让自己立于优势的女人，不过这完全没必要用遗传基因荷尔蒙之类来解释。女人一方也曾经体味过“被支配、被指导”的快感，后来才从中“毕业”，并非单方面的受害者。

当今的皇太子在娶雅子为妻的时候，媒体报道，他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将竭尽一生全力保护你。”这句话，当时击中了多少日本女性的心！如果你也是被这句话击中过的女人中的一个，那证明你也是将“权力的色情化”身体化了的一个女人。“保护”，意味着将人关进围栏之中，终生支配。无论那个围栏是温室还是监狱，无甚区别。果然，等在雅子前面的，正是不折不扣的“被囚之人”的现实。而且，当一个男人“保护”女人时，他的外敌常常是比自己更强有力的其他男人。“保护”，不过是“所有”的另一种表达，却成了“爱”的代名词，这正是“权力的色情化”。我没有嘲笑皇太子的意思。年轻的皇太子，应该是真心地用这个词来表达他诚实的爱，可是，“保护”一词的含义，很明白地显示，男人的爱，只能以所有与支配的形式来表现。

同时，女人的爱，有时也表现为服从与被拥有。“我跟着你”“一生也别离开我”，这种表达就是典型。女人只知道，“爱”就是“勤快地照料他的日常生活”，一旦喜欢上一个男人，就到他的住处去，为他打扫屋子洗衣服做便当。这正是近代家庭制度中的“照料照顾”的角色，女人的“爱”，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女人的此种举动，反映出主妇沦落为下层资产阶级的无偿家务劳动者的历史现实。若是贵族或资产阶级的子弟，女人一旦做便当，便应被视为侍女，而不配做妻子。

色情，本来不可见、不定型，在文化上的表现方式依赖于历史的脉络背景。“权力的色情化”，这个概念或许听起来可怕，但如上所述，表现在我们的日常关系之中。

关系的模式，也是一种生活习惯。在漫长的岁月里，生活习惯在发生着变化，也可以改变。

一个毒品成瘾的人，无论怎么告诉他，若是戒掉毒瘾，体味到健康身体的快乐后，吸食毒品的快乐很快就能忘掉，但如果他想象不出原来的健康身体的状态，他依然不会丢掉眼前刹那的快乐。再比如，如果一个人已经习惯了弯腰走路的不自然的姿势，治疗弯腰要伴随比现在还强烈的痛苦，他一定不会想去治疗。所谓文化，便如同强制性地加在我们身体与精神上的模型，取掉这个模型，就像不穿整形矫正服就不能走路的患者，或许身心皆会坍塌。

可是，模型毕竟只是模型。既在变化，也能改变。改变生活习惯并非易事，但认识到那既非命运亦非宿命而只是“习惯”，总是好的。

厌女症与恐同，二者用一个概念来表达，就是“权力的色情化”。色情与权力，本为异物，让两者分离，将权力送回权力的原本之处，让色情充满更丰富的多样性……这并非不可能吧。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已经开始形成了。

·作者注·[1]事实上，在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D**（精神科疾患诊断统计手册）中，截至1972年，同性恋被分类为“精神病”之一种。

[2]生育控制之意。

[3]正因如此，出现了“民法第七七二条问题”。此条法律规定，在婚姻的有效期内或离婚后三百天以内出生的孩子，前夫为这个孩子的父亲，所谓的“嫡出推定”。如果母亲为了避免孩子被登记在前夫的户籍上而不去递交出生登记，那孩子将会没有户籍。由此可见，法律制度只关涉“嫡出推定”，并不触及性行为的有无。

[4]此段译文由笔者译自英文版。渡边守章的译文如下：“快乐与权力，相互并不否定对方。两者并不相互反目。两者相互追逐，相互骑在对方背上奔跑，将对方抛至更远之处。两者依煽情和教唆的复杂而积极的机制而形成连锁结构。”（foucault，1976=1986：62）

[5]关于“性的近代”的概念以及“性的近代”与“近代的性”的异同等问题，参见上野《性的社会学》（上野，2002所收）。

[6]关于“隐私”概念的压抑性，参见上野《隐私的解体》（上野，2002所收）。

[7]所以，妻子的性冷感便违反了“对丈夫的义务”，因而成为治疗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