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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近代的厌女症（第1页）

第八章近代的厌女症

作为文化理想的“母亲”

对于厌女症的男人，只有一个女人不能归入他侮辱的对象范畴之中，即“母亲”。

生我养我、不惜辛劳地抚育我、作为人生最初的强者伫立于我面前却又侍奉更强的丈夫、为了我忍受来自丈夫的一切苦楚、主动承受一切牺牲、接纳我的一切……这样的女人，我怎么可能去侮辱呢？这个可称为自我的无条件的“存在依据”的女人。当然，现实中没有这样的女人，这种母亲只存在于幻想之中。不过，“母亲”这个范畴所具有的“规范力”束缚着儿子，也束缚着女人本身。

如果有读者心想“要是当今还有这样的母亲，倒想亲眼去看看”，那就证明“母亲”所具有的规范力历史性地减弱了。倘真若此，我们也就可以瞑目了。也许，这种“母亲”的文化理想，已经只存在于文本之中了。

我以前曾对“父权制”下过一个简洁的定义：所谓父权制，就是让自己大腿之间生出来的儿子侮辱自己的体制。可是，对于男人来说，即使能够侮辱女性，侮辱母亲却很难，因为那是玷污自己“出身”的行为。

在很多语言圈中，用侮辱其母亲的词语来侮辱一个男人，如“婊子养的”（asonofbitch）、“杂种”（bastard）等，这是有原因的。在2006年世界杯足球决赛时，阿尔及利亚移民之子、法国代表齐达内用头顶撞意大利代表马特拉齐，被判违规罚退场，这在当时成了一个话题。据后来的报道说，马特拉齐好几次在齐达内的耳边用侮辱其母的话骂他。男人因为母亲的名誉被侮辱而奋起反击，在大多数男人眼中，无疑是值得同情与理解的行为。

对“母亲”的最大侮辱是“娼妇”“未婚母亲”，也就是在男人社会即父权制社会中没有登记注册的女人，这一点颇具象征性。父权制亦即决定女人和孩子的归属的规则。属于一个男人，即在男人的支配和控制之下的女人和孩子，被社会分配一个指定席位；不是那种女人生出来的孩子，则不能在这个社会中得到登记。从登记婚姻中出生的孩子与从非登记婚姻中出生的孩子之间，至今还有民法上的歧视（最近开始用“婚外子”一词来代替歧视性色彩很浓的“私生子”“非嫡出子”等用词）。

无论怎样出生的，孩子都是孩子。但奇妙的是，政府最近的“少子化对策”虽然鼓励结婚、鼓励已婚女人生育，可哪儿也看不到鼓励“婚外子”出生的政策。这只能让人感觉，日本政府的少子化对策不过如此，实在太不够真格。也就是说，比起孩子的出生，还是保护父权制更重要。

男人们之所以被上述那种侮辱性词汇激怒，是因为他们自己将制造出“圣女”与“娼妇”的性双重标准的父权制歧视意识（参见本书第三章）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了。男人们希望自己能归属于男人共同体之中，作为“像样的男人”的条件，他们希望正式地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女人。正因为他们自己是歧视他人的人，所以歧视性词汇才会让他们那么愤怒。

在各种表象中，“娼妇”“未婚母亲”被描绘为“**”“轻浮”的女人，被指为“魔女”“恶女”。所谓“魔女”“恶女”，就是不服从男人的控制、在性方面过剩的女人。用当今的用语说，就是“行使性的自我决定权”的女人。如果不喜欢这种说法，可以换为“自由地使用自己的性身体的女人”。总之就是：“居然不经老子的许可！”

其实，大多数娼妓，不过是为了金钱不得不将自己身体的性使用权暂时转让给男人的女人，女人成为未婚母亲，大多不过是因为本应成为父亲的男人逃跑，或否认应承担的责任。她们中很多是父权制下的牺牲品。将原因转嫁到受害者身上，是加害者的一贯手法。

“不成器的儿子”与“不开心的女儿”

无论谁生的，孩子都是孩子；对孩子来说，不管怎样的母亲，都是不可替代的唯一的母亲。无论在婚姻之中还是在婚姻之外，在父权制下饱尝艰辛的母亲，本应是孩子同情的对象。

可是，作为儿子，由于自己属于与父亲同样的性别，故不能从对母亲的加害意识中逃脱出来。“威压的父亲”的儿子，当然如此；倘若父亲是“逃跑的父亲”，那作为“父亲的儿子”，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大多数男人，即使能“弑父”，“弑母”却很难，堪称人生最大的难题。这种困难，是有相应的理由的。

弗洛伊德记述了“儿子如何成为父亲、女儿如何成为母亲”的成长故事。在父权制度之下，这个问题可以换写为：“儿子如何成为厌女症的父亲、女儿如何成为厌女症的母亲？”

围绕这个问题，将近代家庭中父亲与母亲、儿子与女儿的关系展示剖析得最为精彩的，是已故文艺评论家江藤淳。关于江藤淳，我在别处已有过论述（上野，1994），但要谈“日本的厌女症”，还是不能绕过他。

《成熟与丧失：“母亲”的崩溃》（江藤，1967，1988）是论述战后日本社会文化的里程碑式著作，在此书后记中，江藤这样谈到他的动机：

将文学中表现出来的日本的“近代”问题作为“父”与“子”的问题来把握，这个想法在我心中已经酝酿很久了。（略）而将这个问题作为“母”与“子”的问题来把握的视点，则是到一九六四年夏天才确立起来的，那是在我从美国回到阔别两年的日本之后。（江藤，1967，1988：251）

江藤此处所说的“子”，只指“儿子”。我将江藤视野中遗漏的“女儿”加进去，从“没出息的父亲”“不满的母亲”“不成器的儿子”“不开心的女儿”之间的关系来论述了日本版近代家庭的机制。重录于此。

对儿子来说，父亲成为母亲以之为耻的“没出息的父亲”，母亲则因除了伺候那个父亲以外别无出路而成为“不满的母亲”。可是，儿子因预知自己的命运不过是早晚成为父亲那样的人而不能彻底厌恶父亲，他通过与“没出息的父亲”同化而成为“不成器的儿子”。儿子又因为不能回应将“不满的母亲”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期待而在内心深深自责。同时，儿子还悄悄地意识到，保持“不成器的儿子”的状态，却又正好暗合了希望儿子不脱离自己支配圈的母亲隐秘的期待。（略）女儿虽然没有与“没出息的父亲”同化的必要，却也没有像儿子那样被给予自力挣脱“没出息”状态的能力和机会。女儿因为明晓前面的人生终归不过只是委身于一个无法自主的男人，度过如“不满的母亲”那样的一生，所以成为“不开心的女儿”。与儿子不同的是，女儿对“不满的母亲”既没有责任亦无须表示同情，于是她的“不开心”便更不留情。（上野，1994：199-200）

这里的前提，是家庭中“父”与“母”的不对称的性别关系。“母亲”总是抱怨自己的不如意，不断对孩子，尤其对儿子念叨“别像你父亲那样”，所以成为“不满的母亲”（亦可称“抱怨的母亲”）；而“父亲”则是不讲理地支配母亲的“支配的父亲”。在这种家庭中，产生了“母子关系密切”的扭曲的日本版“俄狄浦斯故事”。

这是日本的“文化传统”吗？

在传统的父权制之下，女人的地位取决于儿子，继承家业的长男之母身份最尊贵。在NHK的长篇历史连续剧《风林火山》中，战国时期武将的正房和侧室，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家业使尽一切计谋。剧中有个叫由布姬的角色，为地方豪族诹访氏之女，其父被武田信玄讨伐，她自己则被武田当作胜利品掠为侧室。剧作家让她在临死之际吐出“唯愿来世生为男儿”的辞世之言。女人诅咒自己生为女人——太好懂的厌女症。

可是，进入近代之后，本应是强有力的“支配的父亲”，变成了“让人羞愧的父亲”“没出息的父亲”。这是因为社会整体的流动变化使儿子超过父亲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江藤的《成熟与丧失》一书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史意义便十分显著。60年代是经济高度成长的时期，也是高等教育急速大众化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婴儿潮一代”如雪崩一般大量涌入高中和大学。回顾历史，比起父母一代，孩子一代在整体上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都提高了（换言之，这一代作为一个整体比父母一代“有出息”），但这是时代所致，并非个人努力或能力的结果。

不过，对女性来说，脱离出身阶层实现阶层上升，不是通过教育，而是通过结婚。当女性作为“妻子”失败之后，便作为“母亲”期待儿子超越父亲。于是，儿子从小就听母亲像唱催眠曲一般念叨“你跟你爸爸不一样，你要……”，他们被迫担负起对母亲怎么也还不尽的巨大负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