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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喜欢女人的男人的厌女症（第2页）

因为，女人的快感，可以成为测定男人性能力达成度的指标，也是男人对女人的性支配得以完成的目标。“我那活儿好，女人离不开”，不想这样夸口的男人，有吗？

在这里应该陈述一个事实，女人的快感并非如此便利的东西（对男人而言的便利）。因为这种幻想被播散得太广，我担心有人会信以为真。吉行就是散布这种性幻想的犯人之一。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对此确信不疑的男人和女人都有，他们就是那些以为“读了吉行就能懂得女人”的人。这种话语，对男人来说，不过是一种便利；可对于女性，却成为一种压迫。因为女人们会想：“我不能像吉行笔下的女人那样得到快感，是不是意味着作为女人，我还不成熟？”让女人去读吉行的男人们，不过是想大量产出便利于自己的女人。

实际上，读了吉行，也不懂女人。读了他的作品，懂得的只是男人的性幻想——关于“女人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希望她是什么”的幻想。这与“东方主义”极为相通。爱德华?萨义德将“东方主义”定义为“支配、重构和压制东方的西方模式”“关于何为东方的西方知识体系”，所以，无论读了多少西方人写的关于东方的书，懂得的只是西方人头脑中的东方幻想而不是真正的东方——这就是萨义德《东方学》（Said，1978）一书的发现。

在吉行的心目中，其实有个对手，就是他奉为范本的、被称为“置身陋巷的反俗作家”永井荷风。作为战后文学流派“第三新人”成员之一的吉行淳之介，不过是即将被日本文学史忘却的二流作家（吉行的读者现在还有多少呢），但永井荷风不同。永井是至今仍被反复回顾参照的文学史上的大师。倾慕永井并以他为摹本的男性写手，远远不止吉行一人，至今不绝。这让我不得不忧虑奥本大三郎所说的“厌女思想谱系作家”的反复出现。

永井也喜欢女人，他出没于花柳巷，比起当娼妓的客人更喜欢做娼妓的情人。与吉行不同的是，永井隐去作家身份，以“职业可疑但性情很好的大叔”的面目出现在娼妓面前。他颇得她们的喜欢，当然花钱大方可能是一个理由，不过他从来不以社会地位作诱饵，却能得到娼妓给他的情人待遇。吉行看到成了自己情人的娼妓去接别的客人会感到嫉妒，但永井看到相好的女人有客来，会节制地躲起来，不打扰她的生意。不难想象，比起吉行，永井更精通男女之道，更会把握女人，**技巧亦应非同寻常，据称他曾将竭力自我控制不去达到**的“内行女人”身不由己地引入**。看到这里，是否会有读者在心里想“真想和这种大叔交朋友”？可是，要是我说，永井也是“厌女思想谱系作家”，是否有些难以理解？

在《濹东绮谭》中，永井这样描写陋巷中的女人：

吾年少时便入脂粉之巷，至今未悟其非。曾因一时因缘，随女所愿，纳入家中，使其把帚持家，然皆以失败告终。彼女一旦境遇得变，不再以身为贱，便一变而为不可教之懒妇也，若非懒妇，则成不可御之悍妇也。（永井，1971：104）

虽然永井为了接近娼妓而隐去身份，但自从有次被警察盘问之后，他便一直随身携带证明自己身份的印章、印章证明和户籍抄本，很是小心周全。当然，这是为了向警察显示，自己本为有相当身份地位的绅士，并非真正属于出入此等陋巷之辈。也就是说，永井一面与陋巷中的女人们交际，一面手持自己属于另一世界的证明，他绝不会允许女人们越界侵入自己的领地。所以，他与娼妓的关系成立的前提，是把女人全然视为另一个人种，并非以同等高度的视线与她们交往。

如永井这般，在一个阶级和性别严格分界的舞台装置之中，对挣扎在苦海中的女人表达的同情、对她们不幸身世的共情，便成为身处绝对安全圈之内的人们自我满足的精神资源。即便这样，有时也不过是逢场作戏。娼妓根据客人爱好编制各类身世故事讲给客人听，让客人当“好人”，给客人“增值”，这实为一种广为人知的商业行为。永井绝非不谙此道的纯情少年，他当然不会把娼妓的故事全盘当真。《濹东绮谭》中有个叫阿雪的女子，她向永井表现出超乎游戏的纯情，结果，正如永井自己承认的那样，“非但玩其身，连其真情一并玩了”。（永井，1971：105）

逃离女人的男人们

吉行淳之介的作品，让人读着生气，不过，也可以换个读法，把它当作理解男人性幻想的适当文本。这么一来，吉行的书就成了令人吃惊的、**裸地暴露男人到底是什么东西的好教材，让人愤怒恶心的阅读体验，也变成了一种学习型的阅读经历。实际上，倘若不这么转换思维，大多数男人写的东西是不能心平气和地读下去的。就连在诺贝尔奖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也如加藤秀一所言：“随处可见对女性主义充满戒备的奚落和露骨的恐同的言辞。”（加藤，2006：100）所以，与其每次恶心生气，不如换种思维，就像萨义德对东方主义所言，不把男人的作品视为“关于女人的文本”，而是当作“关于男人性幻想的文本”，那么，便会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在这些文本中，对男人这个谜，他们谈论得很坦率，坦率得让人吃惊。

对近代日本的男性文学，就有一个这么来读的文学研究者，水田宗子。她在《逃往女人与逃离女人》一文中写道：

说男作家没有理解女性、没有写出真实的女性、没有把女性作为一个人来写，这种指责本身是正确的，可是，作为对男作家的批判，则不得要害。（略）我们应该做的是，通过批判性的分析，揭示出男作家在编织男人内心世界时所抱有的“关于女人的梦想”的构造。男作家们随心所欲地在女人身上寄托梦想，随心所欲地解释女人，正是他们所描写的梦想中的女人与真实的女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才使男人的内心风景更为绚丽多彩。（水田，1993：75）

我把这段文字视为对我们的《男流文学论》最痛切的批判。男人虽然描写女人，但其实是在饶舌地谈他们自己。正如水田此篇论文题目所示，她用“逃往女人”和“逃离女人”这两个关键词来解读近代日本的男性文学。这个模式或许稍稍过于大胆，却是让我茅塞顿开的一大发现。水田说，近代男性文学中的〈女人〉（并非真实的女人，而是作为恋物癖符号的女人，故加尖括号），是构成男人内心世界的私人空间。男人为逃避公共世界而寻向〈女人〉这个空间，可在那里遇到真实的女人，发现对方是“不可理喻令人不快的他者”，于是又从那里尝试再次逃离。这种逃离，是“逃离家庭”还是“逃往家庭”，则因时因地而定。“逃离家庭”很容易理解，但逃离之后，他们发现的是不能满足他们梦想的另一个他者，所以再次逃离。这番解释让人一下读懂了好多近代男作家的私小说。吉行的作品也不外乎是这个类型。

关根英二，我的同代人，一位日本文学研究者，曾一度沉迷吉行，后来终于“毕业”。他坦陈了吉行作品对男人们的巨大魅力。关根的论文集，书名为《“他者”的消失——吉行淳之介与近代文学》（1993），这个题目意味深长。将女人“他者化”，其实是把女人归入自己能够控制的“他者”范畴之中。这样的他者，既充满魅力又可以轻蔑。无论是将其视为“圣女”来崇拜，还是当作“贱妇”来侮辱，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据说，使关根从吉行“毕业”的原因，是他与一位美国女性恋爱并结婚一事。因为这位来自异文化的女人，不断坚持“我不是随你所愿的他者”。这里出现的他者，是真正的“他者”，既不能被理解也无法被控制，一个全然不同于自己的怪物。

在《男流文学论》中，我把岛尾敏雄的《死之棘》视为日本近代文学所能达到的一个高度。在岛尾的这部小说中，他逼真地写出了妻子作为“异形他者”的原本状态，作家没有企图逃离。我那么推崇他，是因为深深知道这种态度在男人中多么罕见。

水田还将她的分析再往前推进一步。她问，女作家又如何呢？为了发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她们也梦想了〈男人〉吗？答案是完全不对称的。男人梦想女人，但女人们早早便从〈男人〉这个现实中觉醒过来了，她们逃往的去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她们自身。水田轻松地得出结论：“近代女性文学的特征是男人幻想的稀薄。”（水田，1993：86）就连在性幻想的构成中，性别也如此不对称。

斋藤环有个深具慧眼的发现，他指出，“对偶幻想”是男人做的一个梦（2006b）。当然，也许会有女人陷入男人的性幻想之中，愿与男人一起合作，扮演男人“梦想中的女人”。但今天的女人，已经不想再干那种蠢事了，她们已经开始退出男人的脚本了。如今，男人从现实世界里的女人那里逃离，转去向虚拟空间里的女人“萌情”。今昔无异也。

·作者注·

[1]“内行女人”指性行业中的女人；下文中“外行女人”指性行业以外的女人。

[2]《榻榻米房间秘稿》（四畳半襖の下張り），被视为永井荷风所作，是一部戏作风格（译注：“戏作”指江户时代通俗小说）的色情作品。1972年刊载于杂志《面白半分》时，因被警察检举，成了广为人知的“《榻榻米房间秘稿》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