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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厌女症能够超越吗（第1页）

第十六章厌女症能够超越吗

厌女症的理论装置

我一直以为，男人是在与女人的“对偶”的关系中“成为男人”的。错了。男人是通过与男人集团的同化而“成为男人”的。

让一个男人“成为男人”的，是其他男人；承认一个男人“成为男人”的，也是其他男人。女人至多不过是男人“成为男人”的道具，或作为“成为男人”的证明伴随而来的报酬奖赏而已。

与此相反，让女人“成为女人”的，是男人；证明一个女人“成为女人”的，也是男人。

对“成为男人”与“成为女人”这个压倒性地不对称的机制，伊芙·塞吉维克在《男人之间》一书中，用醒人耳目的理论装置做出了精彩的解说。关于异性恋秩序、男人之间的权力与欲望、恐同、社会性别的非对称性、歧视女性等一系列现象之间的关联，没有比塞吉维克的理论解说得更明晓易懂的了。喔，原来如此，对，就是这样的。我在朦胧中的感觉，她给出了概念，即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恐同与厌女症的三项配套机制（参见第二章）。

概念只是概念，不是现实，但概念能够成为说明和解释现实的有力武器。有了厌女症的概念，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喜欢女人”的男人其实蔑视女人，为什么男人寻求比自己劣等的女人。

对于男人，异性恋秩序，是一种证明男人为性主体的装置。在异性恋的装置之下，男人与女人并非对等的“一对”。男人处于性欲望主体的位置，女人处于性欲望客体的位置，这个关系在男女之间是不对称的。异性恋秩序是一种“命令”，要求男人不得以同性男人为性欲望的对象，他的性欲望对象只能是“非男人”（女人）。反过来说，被男人视为性欲望对象的人，便成为“非男人=女人”。如果那个对象是男人，他便被女性化，被视为“像女人一样的男人”。在这里，“女人”的定义就是男人性欲望的客体。因此，不能唤起男人性欲望的女人，在定义上便“不是女人”。

男性同性社会性共同体，指相互承认对方为“性主体”的男人之间的集团。被这个集团排除在外的人，其存在理由仅为被男人欲求和拥有的人，则被给予“女人”之名。那么，男人集团的成员，将女人视为比自己低劣一等，便是理所当然。

所谓女人，是对“非男人的人”标注特征的名称。这个群体被划入另一个范畴，其特征必须与被视为属于男人的一切美德与名誉区别开来。女人与男人不同，是“不勇敢的人”“不坚强的人”“没有领导决断能力的人”“懦弱的人”“小心谨慎的人”“无能的人”，一言以蔽之，“不能成为主体的人”。所有这些“女人属性”，都是被制造出来的、适合成为男人支配对象的属性。

所以，异性恋秩序的核心为厌女症，就完全不奇怪。因为，唯有“不是女人”的自我身份认定，支撑着男人们的“男人气”。一个男人，只有把女人当作性的客体证明自己已经成为性的主体之后，他才能得到同性集团的认可，获取进入男人共同体的正式成员资格。众所周知，**是与性欲无关的集体行为，是一种验证男人气的仪式。

欲望三角形

塞吉维克在构思她的理论时，借用了勒内·吉拉尔（RenéGirard）在《欲望现象学》（Girard，1965）一书中提出的“欲望三角形”的理论框架。正如拉康所言，欲望乃他者之欲，指人们将自己渴望与之同化的对象所欲之物视为自己的欲望对象。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同，在这里，同化的对象与欲望的对象分为不同性别。在吉拉尔的“欲望三角形”中，让人渴望与之同化的“他者”，必须是尊敬、爱恋或竞争的对象，所以，生出这种欲望的男人之间，常为父与子、师与徒、前辈与后辈或互为对手的关系。如果对对方不抱敬意，“他者的欲望”就不会产生价值。男人通过获取自己渴望同化的对象所欲之物，从而使自己也立于同化对象所占据的“欲望主体”的位置。

在“欲望三角形”中，欲望的主体仅限于男人，女人只是没有个人意志的欲望客体。通过对同一客体的欲望，男人们相互承认对方为共有同一种价值观的欲望主体。男人欲求的女人，比起女人欲求的男人，价值尺度更为一元化、更单纯明了，原因或许就在于此。因为男人必须要向其他男人夸耀到手之物的价值。

盖尔·鲁宾（GayleRubin）更明确地指出，位于异性恋秩序根基的欲望三角形，不是由复数的男女构成的，而是由（作为欲望主体的）两个男人和（作为欲望客体的）一个女人来构成的（Rubin，1975）。她以列维-斯特劳斯的“婚姻交换”理论[1]为基础，不是将婚姻视为一对男女的纽带，而是视为通过女人的交换建立起来的两个男人（两个男人集团）之间的纽带，女人只是男人之间的纽带的媒介物。所以，异性恋秩序将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男人之间不带性意味的纽带）和厌女症（对女人的排除）置于核心，同时伴随恐同（对同性恋的驱逐）。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恐同、厌女症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恐同、厌女症，由这三项要素构成的机制，可用图3表示。这个图不是塞吉维克书中有的，是我的独创。这个概念图的优点，是同时可以回答“女性之间是否也存在同性社会性纽带”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可与男性共同体相比的同性社会性纽带，在女人之间是不存在的。塞吉维克设想了女性之间的纽带，但她同时也指出了性别的不对称。即对于男人，同性社会性欲望与同性恋之间，是隔断的，但对于女人，其间却是连续的。塞吉维克的设想，让人想起艾德丽安·里奇（Rich，1986）提出的“女同性恋连续体”（lesbian）[2]。

只要性别关系中还存在权力的不对称，女性之间的纽带，即使存在，也与男人之间的纽带不可同日而语。因为，男性集团与女性集团相比，通过与同性集团的同化所能得到的权力资源多寡之差是压倒性的。谁愿意主动去与处于劣势的集团同化呢？即使女性的同性社会性欲望与同性恋之间有连续性，那也只是一种甘居劣势的不利的选择。与之相比，女人不如接受性欲望客体的角色，归属于男性集团，通过这种途径去寻求权力资源的分配，虽然这个途径是间接的，但效率却远远更高。只要女人还是被置于围绕男人（被男人选上）的潜在竞争关系之中，女性之间的同性社会性纽带，即使存在，也是很脆弱的吧。这正可以解释，女人的嫉妒，为什么不是对背叛了自己的男人，而是指向同性的女人。

图3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恐同、厌女症的整体关系概念

“性的近代”

当然，塞吉维克并没有说，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恐同、厌女症的三项配套机制是超越历史而存在的，她不会如此欠缺慎重。她探究的目的，是说明“性的现象形态和被视为性的东西，怎样被历史上的权力关系所影响，同时又怎样反过来影响历史”（Sedgwick，1985：3），当然，那是因为存在着“可能随时代发生变化的权力的非对称性”（Sedgwick，1985：9）。正因为如此，她作为依据列举的事例，均来自19世纪之后的英国文学。这也意味着，塞吉维克提出的三项配套的概念装置，用于说明福柯所说的“性的近代”尤其是异性恋秩序，非常有效。反过来说，只要这个概念装置还有效，那便意味着，我们还没有从“性的近代”中解脱出来。至少，直到用这个概念无法说明的例外的事态不断出现，或更具说服力的别的概念登场之前，我们还处于“性的近代”之中。

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就像事先预备好了脚本似的，碰到了一个正好用得上的例证，周刊杂志AERA（2010年5月3—10日号）对封面人物韩国影星李秉宪（LeeByung-hun）的采访文章。“我想远离比我还能喝酒的、我说不过的女性。因为女性我想自己来保护。”“好像能把身边的男人都打败的女人，很恐怖，我不太喜欢（笑）。”他的这些话，等于在坦白：在女强人面前，他就会**。他的“女性我想自己来保护”一语，不过是“占有”欲望的委婉修辞而已，实质是把比自己劣等的女人围入自己领地之内的**裸的占有欲。

而且，他还亲切地为我加上了这么一句话：“要是和自己的朋友喜欢上了同一个女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说的正是吉拉尔的“欲望三角形”。他的话我们应该做如下解读才正确。这里设想的，不是自己喜欢的女孩碰巧正是好友之爱的场合，相反，好友是自己爱恋尊敬、渴望同化的对象，正因为是这样的好友所爱的女性，所以自己也爱上。这时，是为了女性与好友成为竞争对手呢？还是优先男人之间的友情而放弃呢？不到那个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男人常常会恋慕“好友的恋人”“老师的妻子”“领主的夫人”等，这毫不奇怪。中世纪的骑士爱情，对象是不能到手的已婚贵妇人，而这正是浪漫恋爱的原型。那个女人之所以有价值，无他，只因为是上司之妻。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乔治·杜比（DubyetPerrot，1991）揭示出，骑士爱情的一个功能是，通过崇拜同一个女性，使骑士团这个男性共同体的纽带得以维持和强化。

韩国影星李秉宪的话，可以解释为与尚存征兵制的韩国社会很相符的男人气十足的发言。可是，采访他的《周刊朝日》的貌似年轻的女编辑，对这位影星的发言，半是赞叹半是陶醉。由此，我不得不再次确认，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塞吉维克从19世纪的英国发现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和厌女症，依然还在历史的保鲜期内，尚未失效。

塞吉维克以这三项配套的理论装置为武器，解析了近代英国文学；我也手握厌女症这把钥匙，尝试了对日本社会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分析，详细地探究了厌女症如何影响着日本男人以及女人的欲望和身份认同。发现这个概念至今十分有效，或许我们反而感到失望。可同时，如果这个理论露出了破绽裂隙，我们便可从中看到新的变化的可能性。

超越厌女症

在不厌其烦地剖析了厌女症的种种现象之后，最后一章题为“厌女症能够超越吗”，这种手法实在太一目了然。厌女症要是简单地就能超越，还用写这本书吗？厌女症与社会性别一样，不是因为我们懂得了那仅仅是在历史中被建构起来的文化产物，便意味着我们能从中得到解放。而且，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见，由于厌女症已经太深地刻进我们的身体、潜入欲望的核心，若是去掉厌女症，很可能像倒掉盆里的婴儿一样，将欲望本身也全盘否定。关于超越了厌女症的未来世界，就像马克思关于废除了阶级的未来世界所言，我们只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