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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女人的厌女症厌女症的女人（第2页）

在作家的视线背后，是一种自谑或批评意识吗？我很怀疑。看她描写女主人公的毁灭时毫不留情的笔致，我感到的是作家通过将自己视为“例外”而拥有的一种“外部”视线，作家以这种特权的外部视线刻毒地观察着女主人公。若是自我批评，必然会伴随一种苦涩，但这种苦涩感在作家身上过于稀薄，使我只能感到她的恶意。男作家或许还会对女人抱有一份幻想，女作家连幻想也没有，所以，她的厌女症更为彻底。

自己是“丑女”、自己不得男人喜欢、自己已经退出“女人”世界，对观察者而言，这等于一个安全地带。被嘲笑的不是我，是其他女人。厌女症乃他人之事，与己无关。

那么，读者呢？林真理子是大众作家，拥有众多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读者的心情会与谁同化呢？是与作家林真理子呢？还是与她书中的女主人公？回答对自己容貌有信心的，只有女性中的一成，几乎所有女人都对容貌怀有不满或不安。这不奇怪。因为估价的标准，掌握在男人手中，女人只有被折腾的份儿。在林真理子的作品中，对男人“有价值”的女人，在看似得到华丽的成功之后，走向毁灭之途。看到这种结尾，许多读者会感到舒心解气吧，同时在心中自言自语“我不是这种女人（我当不成这种女人）……”

林真理子描写男女之间的算计、背叛、狡诈、欺骗，逼真而高妙。在她的作品中，女人是男人的欲望对象，男人是女人的利用道具，女人与女人是竞争对手。读了她的书，想对女人不抱怀疑厌恶之心，很难。林真理子之所以写得出来，是因为对她来说，厌女症乃“其他女人”的事。这种他者化的机制，她的读者与她共有。有证言表明这一点。据说，读者对《不愉快的果实》的感想，多为“女主人公跟我的女朋友们一模一样”。

大众作家的成功缘于“与庸众俗情的串通”，便在于此。林真理子通过让自己立于“例外”的位置，站在了产出厌女症的父权制一方，并协助对这种体制的强化和再生产。因此，她的作品，不但让女人们，也让男人们可以“放心”地读。

女人间的竞争关系

说起林真理子，我就会想起以辛辣尖锐的评论而闻名的文艺评论家斋藤美奈子对她的评价。斋藤在《文坛偶像论》（2002）一书中说，林真理子的功绩在于把女人的“嫉妒、妒恨”成功地作品化。“嫉妒、妒恨”被视为女人的属性，很丑陋，因为那是割裂女人之间的纽带、排挤对方、自己往上爬的欲望。“嫉妒、妒恨”，男人当然也有，可对于女人，那是围绕女人的归属即“被男人选上”而展开的争斗，这是男女之间的决定性不同。

对于林真理子投向女人的充满恶意的视线，如果要予以“免责”的话，那就是她的“例外”位置，即她已经退出了“女人的竞争”。女人绝不原谅竞争对手的自恋，而在林真理子身上，看不到她作为一个女人的自恋。即使竞争对手被挤掉，取而代之的也不会是自己。这使批判者处于安全地带之中。

所谓“妒恨”，是最终不可能超越对方之人所怀有的，虽然并非无害，但也不构成威胁的一种心理状态。通过将自己置于“例外”，林真理子得到了把“妒恨”安全地商品化的位置。读者可以一边嘲笑作家，一边安心地委身于恶意之中。当然，林真理子的位置，并非她的真实状态的反映，而应该是她周密地用心选择的一种策略。

“扮演角色”的女人

林真理子与我之间，曾于1987年因“陈美龄争论”有过对立。当时，好几家媒体策划“林VS上野”的对谈，我对各家媒体的邀请都表示接受，但她没有答应，策划均告流产。约十五年后，我们之间堪称历史性的会面终于实现。她在杂志《周刊朝日》有一个与各界人士对谈的连载栏目，名曰“真理子的‘连这都可以问吗’”（林·上野，2001），作为其中一期的对谈对象，她点了我的名。我对这个聪明女人怀有好奇心和敬意，确信这次对谈定会成功。

在对谈中，她把她得到的一切，丈夫、孩子、地位、声名、服饰、美貌等，全都表达为“戴在身上的饰品”。身着名牌、减肥成功、牙齿矫正后的她，我感觉是在“扮演角色”（cosplay）。可以坦然地“扮演”女人的“角色”，是因为她能够感觉自己不是女人。正因为是“假女人”，方能安心地把“真女人”的内幕毫不留情甚至过度地暴露出来。

“女人”这种“表演服”，让有的女人感觉不适、有异物感，这种女人会对林真理子产生共鸣吧。她们可以和她一起，嘲笑“真女人”因“真”而招来的不如意的结局，并享受这种有些阴暗的嘲笑所带来的快感。林真理子有时会被称为女性主义者，可能就是缘于她对“女人”范畴所抱有的距离感和批判意识。可是，对这份“不适感”，她的转化方式，是将自己与其他女人差异化，向读者提供廉价的快感，从而得以释放，仅此而已。

女人与女人的友情·女人与男人的友情

林真理子作为女作家奠定了在文坛的地位之后，当上了几个文学奖的评审委员。2005年，角田光代以《对岸的她》（2004）获得直木奖之际，作为评审委员之一，林真理子发出了“不能不感到小说读者发生了变化”的感想。

人这个东西，狡猾，心眼儿坏，可又很弱，还好色。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前提。像我这种人，大概就是擅长把那一面看出来吧，所以，我一直在写以人的狡猾与弱为主题的小说。（略）但最近，我听到周围的人在低声嘀咕，“可是……”（林，2005b）

是不是因为出现了如角田所描写的女人之间友情的小说，让林真理子感到“已经不是我的时代了”？

女人之间，友情会成立吗？

对这个陈腐的问题，陈腐的回答是“不”。至少在角田登场以前。在由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支配的社会中，女人之间的友情，在“原理”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所有的女人，都为寻求向男人的归属而互为潜在的竞争对手。

这里顺便提一句，似乎有人在想，既然有同性社会性欲望的“男人之间的纽带”，那么，与之对应的“女人之间的纽带”，也应该存在。可是，在性别不对称的社会中，女人的同性社会性共同体是不成立的。因为，同性社会性共同体，有一个分配社会资源，尤其是成员资格的功能。女人欠缺社会资源，若想获得成员资格，（迄今为止）只能通过归属于男人的途径。女人之间也有非正式的集团，可把那种集团称为“同性社会性共同体”，只是一种错误的比喻用法。

角田的小说《对岸的她》，成功地描写了两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之间的友情，完全不带厌女症。两位主人公，一个是有孩子的做钟点工的主妇小夜子，一个是经营自己公司的独身女人葵，她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通点。可是，当小夜子被葵的公司雇为钟点工以后，两人之间滋生了奇妙的友情。从对高中时代的回忆中，我们得知，葵曾经是“两名高中女生‘情死’未遂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怀着少女时代的那颗易伤的心，葵一直保持独身，经营了一个自己的小公司。同样有颗柔软的心的小夜子，成了葵的唯一理解者。两个女人之间的纽带，对小夜子来说，比与无法交流的丈夫之间的关系还牢固。为了重建面临危机的公司，小夜子给孤独的葵送上一切可能的支援。

一个关于友情的故事。并非女同性恋，但女人爱女人，女人爱“女人之态”。林真理子为之发出感慨，是能够理解的。

女人和女人之间，友情会成立吗？Yes！角田回答得很干脆。

顺便，还有一个问题：男女之间，（不含性的）友情，会成立吗？对此，丝山秋子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丝山的芥川奖获奖作品《在海上等你》（2006），写的是一位职业女性与同期进公司的男同事之间堪称“同志之爱”的友情。男同事已婚。在两人之间，婚外恋、夺人之夫之类，没有滋生的间隙。

女作家描写的女人，在急速地发生着变化。不但如此，男作家如星野智幸，也在小说《彩虹与黑衣的故事》（2006）中，描写了虹子与黑衣两个少女的友情，十分清冽。喜欢足球的两个少女，一边踢着球一边逃，这部“公路小说”，仿佛“穿裙子的少年”的故事。少年之间能成立的友情，少女之间也能成立，我们知道，那不是童话，是有现实感的。

川上未映子的《天国》（2009），描写了在学校被欺负的两个少年少女几乎达致形而上境界的友情。主人公被设定为十四岁，那个“酒鬼蔷薇圣斗士”少年A[1]的年龄。十四岁，从儿童到成人的转折点，最多魔障亦最神圣、超越性与残酷性同在的危险时期。男主人公“我”，因为眼睛斜视而受欺负，同班同学小岛向“我”暗示，“喜欢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就是你”。两人的关系，没有发展成常见的少年少女恋爱故事，因为太超越。这种存在主义式的友情，让“我”迷恋，亦为之束缚。“我”选择了接受斜眼矫正手术，得以摆脱束缚。可是，作家暗示，这份友情的记忆，将长久地支撑他的一生。这种只能称为“友情”的男女关系，远比不确定的**坚固久远。这，难道不是一种成就和抵达吗？

[1]指1997年发生在神户的一起儿童连续被害事件，两童死亡、三童重伤。凶手甚至将最后一个被害男童的头部割下，置于小学校门口。最后发现，凶手是自称“酒鬼蔷薇圣斗士”的十四岁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