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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性的双重标准和对女性的分离支配以圣女娼妓为名的他者化（第2页）

我们从慰安妇的证言中得知，在人手逐渐不足的战场上，她们除了要运送弹药、护理伤病员、充当士兵的性对象以外，还要扮演挥着太阳旗把士兵送上前线的“爱国妇人会”的角色。这些出身于殖民地的慰安妇，取着日本名字，穿着简易和服，拟装为士兵的“故乡女性”。到了战争末期，她们中许多人与走投无路的士兵们同生死共命运。

在战争期间，日本有两大协助军国体制的女性团体——国防妇人会和爱国妇人会。爱国妇人会的成员多为中产良家妇女，而起源于大阪的国防妇人会，则因其中下层平民色彩而获得广泛支持。国防妇人会的人气秘密之一，是发明了白色围裙和斜肩带[3]配套的制服。“白色围裙”是一种“圣女”标志，只要身着这个符号，一瞬间，就可以暂时跨越阶级与人种的裂隙。国防妇人会留下的资料记录了这样的事实：大阪的花柳街飞田地区的女性，因穿上“白色围裙”而得以加入国防妇人会的行列，她们因自己也能为国家做贡献而“感激涕零”。“白色围裙”，一时遮蔽了良家妇人与飞田女性之间的“阶级界线”（加納，1987）。

战争中的另一类女性，“后方的妻子”，又是怎样一番情形呢？如果不能保证士兵的妻子或未亡人的贞操，前方士气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贞操问题”成为一个秘而不宣的国家课题。从事“后方史”研究的加纳实纪代（1987）揭露，国防妇人会的一个隐秘任务，是以慰问士兵家属为名监视妻子们的贞操。出征士兵的妻子和阵亡士兵的未亡人们，只能是妻子和母亲，她们的性被严格地压抑在生殖之中，不能有快乐。尽管国家呼吁“多生多育”，但她们的子宫不能怀上丈夫以外的男人的种子。

二战期间的德国，死于战争的男性国民多达五百万。到了战争末期，男人匮乏，鼓励生育的国策难以实施，于是有人献策，鼓励“珍贵”的纳粹党卫军（纯正血统的雅利安人种）与后方留守妻子“**”。不过这个对策毕竟太令人皱眉反感，结果不了了之。

被限于生殖的异化、被隔离生殖的异化，反面即为被隔离快乐的异化和被限于快乐的异化（当然均为男人的快乐），对于女人，都是压抑。不是只有慰安妇才被压抑，后方的妻子们也被压抑着。女人的性，被分离为“为生殖”和“为快乐”两种，相互对立，但都被异化。当然，压抑和榨取有程度的差异，其间还有等级和歧视的存在，但不能因此就可以为自己被当作“圣女”来祭奉而庆幸感激。换言之，“圣女”和“娼妓”，是压抑女性的两种形态，无疑都是“他者化”。“圣女”要求“别把我当娼妓”，**裸地歧视娼妓；与此同时，“娼妓”又怀着自己养活自己的职业女性的骄傲，悯笑“外行女人”对男人的依赖和软弱[4]。

性的双重标准的两难困境

以性的双重标准来分离和支配女性，对于创造出这种制度的男人一方，也引发出奇妙的悲喜剧。如果对特定的女人“认真”，就不能把她看作性对象；反之，如果把她视为性对象，就等于对她不“认真”。这个两难困境，男人自己陷入其中。我曾听过一位从旧制高中毕业的高龄男性讲他年轻时的一桩“浪漫往事”。讲述的时候，那位绅士目视远方。“从前，我和自己喜欢的女人去旅行，两人一起过了好几天，可最终连一根小指头也没碰。旅行期间，她似乎为此很苦恼，可我觉得那样才好。因为她是我想珍惜的人，所以就让她保持纯洁地告别了。”

我很想跟那位绅士说别那么自以为是，不过，对于那个年代的男人而言，那就是对女人的“珍惜”吧。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在那种情形下当然会苦恼。如果明明知道对方女人在苦恼，却有意无视，就是男人的自我中心。那个男人所“珍惜”的，并不是对方女人，他不过是以身相殉一己之念而已。那位被连累的女人，该说是倒了霉吧。把这种行为称作什么“纯粹”“浪漫”，不过是男人的脑子出了问题。

可是，这并不是从前的故事。源于性的双重标准的两难困境，至今仍然存在。人们还在疑问：因为爱着，所以不能**吗？**了，就不能算作爱吗？少女们的苦恼似乎和从前没有两样：要求**的男朋友，是真心爱我呢，还是只想要我的身体？抱怨去红灯区能**，可在妻子面前却勃不起来的**男人，与前面那位毕业于旧制高中的老爷爷没什么不同。他们都活在一种反差之中：面对的如果是必须在意其反应的女性，无法**；而当对方是无须在意的对象，便可为所欲为。男人自己播下的种子，该说是自食其果。

明白了这个双重标准的机制，前面所说的植木枝盛的“言行不一”，就不再是“不一”了，他只是很好地将女人“按用途分别使用”而已。他在把春楼女子当作性玩具的同时，对“将来的妻子”则遵循“男女平权”的思想表示相应的敬意。使这种分离正当化的理由，是阶级隔阂。我们只需想起明治时代的身份制度是如何根深蒂固，便应该能理解，那种“身份”，是无论如何也超越不了的“人种之隔”的别名。

不过，为男人定制的规则，总是留有允许“犯规”的漏洞。低阶层的女人不能娶为正妻，但可以纳为情妇或小妾；若实在想娶，还有一招，让她成为高等身份人家的养女之后再去结亲。无论男女，婚姻都是一种两家结盟的交换行为，目的是使双方的社会资源最大化，所以，男人期待正妻的门第和财产。也正因为如此，为娼妓赎身后将之迎娶为正妻、与女仆私通将就成婚之类的行为，都是坐失“资源最大化”机会的愚人之举[5]。

现在想来，植木那个时代的人，压根儿没想过要求妻子既美貌又能做家务（娼妓和女仆的组合）吧。正妻无须美貌也不要性魅力，除了门第家产，只要能持家生子就足够。甚至连生殖能力也可以不要，“三年无后去之”只是神话，正妻地位乃两家盟约的枢轴基石，不是因此便能被动摇的。有研究表明，江户时代的夫妇十对中就有一对为自然不孕，想要孩子可从别处领养。柳田国男曾经报告，在明治时期的越后农村地区，有的女人即使成了婚，但直到孩子出生为止，都一直住在娘家，搬进男家要以主妇权的转让为前提，得到之后才带着继承家业的孩子堂堂正正地嫁过去。身份不明的女人单凭美貌便能爬上阶级阶梯的灰姑娘故事，不过是近代的幻想，在真正的身份制社会中是不可能的。

对“圣女”“娼妓”的分离支配，最为深刻激烈的揭露和批判，是田中美津的《从便所开始的解放》一文。那篇文章写于1970年，作为日本70年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宣言，现已广为人知[6]。

对于男人，女人的存在被分离为两种形象：或为母性的温柔=母亲，或为性欲处理机=便所。（略）男人心中的“母亲”或“便所”意识，在现实中表现为“结婚对象”或“玩弄对象”。（略）男人的“母亲”或“便所”意识，来自将性视为肮脏之物的性否定的心理构造。无论他们把女人当作玩弄对象还是当作结婚对象，根源同一。

“母亲”或“便所”，同根所生，同源而出，无论女人被视为哪一方，本质不变。[溝口ほか編，1992：202；井上ほか編，1994；田中（美），2004]

在现今的生殖技术之下，女人不但是“性欲处理机”，还成了“生殖机”[7]。在“代孕母亲”已经来临的时代，“借腹生子”不是比喻而成了现实。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出《使女的故事》（Atwood，1985）是在1985年，这部科幻小说描写了一个极端的生殖管理社会的噩梦。在那里，有专用于生殖的使女，经妻子同意，丈夫与使女不带快感地**，让其生子。那本书出版后不久，噩梦不再是梦。人工授精便可让借来的肚子怀孕，不再需要野蛮的**行为。当然，出租子宫为的是钱，不是出于什么人类博爱。代孕母亲的报酬，在美国约六万美元，而在印度只要一万两千美元左右，十分廉价。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境之间的差价当然要被利用起来。在印度，有些地区整个村子的女性在中介商的斡旋下成为代孕母亲。如今这个时代，生了孩子的母亲，也无须背负“终生责任”了。

在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女人们把被分离为“圣女”与“娼妓”的身体完整地回收到了自己手中。也就是说，“外行女人”与“内行女人”的隔墙变低了，母亲、妻子、女儿们用自己的性身体挤入性的自由市场。男人们为“星期五的妻子”[8]“援交”[9]等现象而震惊，因为他们被迫面对的现实是，连自己的妻子女儿也不一定在分界线的“这一边”（宮台，2006）。本来，女中学生的身体是“禁止用于性目的的身体”[10]，可因为男人们对这种身体给出高价，让中学生们自己“发现”了“外行女人”也是性存在的事实。从这里开始，到用一个身体来分别扮演性的双重标准的东京电力公司女职员A子，距离已经不远了。

·作者注·

[1]明治时期著名教育家。

[2]明治时期思想家、政治家、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

[3]旧时女性做家务时把和服的宽袖束起来的带子。

[4]在京都祇园的艺伎世界里从事田野调查的美国人类学学者赖萨·戴尔比（Dalby，1983），由于没有看到结构性歧视的存在，成了艺伎们职业“自尊”的代言人，犯了一个人类学学者的初级错误。

[5]不但是相亲，即使是经由恋爱的婚姻，人们也倾向于选择能将资源最大化的同阶层内通婚，这种择偶倾向得到各种数据的支持。

[6]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传单，分发于1970年8月22日的“反对侵略=歧视的亚洲女性会议”大会会场。原文再录于引文后括号内所记文献中。

[7]2007年1月27日，安倍内阁的柳泽伯夫厚生劳动大臣（当时）在提及少子化问题时说女性是“生殖机器”，后来道歉了。

[8]意为“**的妻子”，源自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金曜日の妻たちへ》。

[9]“援助交际”的略语。买娼的委婉用语。初期以向白领女职员和女大学生“援助”服装和学费为名，后来演变为专指以初高中少女为对象的嫖娼。

[10]依据大塚英志《少女民俗学》（1989，1997）一书，我把“少女”定义为“其身体虽已达至性成熟年龄但却被禁止用于性目的，这种身体的所有者即为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