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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潜龙勿用 初入仕途司马懿先隐后等（第2页）

司马量，官至豫章太守。这是历史上关于司马量的全部记录。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司马量并没有像他父亲以及传说中的十三世祖司马卬一样担任武职。也许可以说，从司马量开始，司马家族终于下了马背，以另一种方式在东汉生存。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明智之举。东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以重文轻武著称的朝代之一。研究学术和担任文官，都是很有前途的事情——起码比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刀头舔血的军旅生活强。

到了司马量的儿子司马儁，已经是博学好古的儒生气派了。唯一与他儒生形象不大符合的，是他军人般的高大身躯。史称他身高一米九一（长八尺三寸），这一身高后来很好地遗传给了司马懿。

经过三代人、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到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这一代，司马家俨然已是儒风蔚然，一派世族气象。

司马防这代青年，心目中的偶像是李膺、郭太。李膺、郭太是名士的代表，在当时年轻人中有着天王巨星般的号召力。荀彧的叔父、一代名士荀爽曾经有机会担任李膺的司机，回来后大肆宣传此事，以自抬身价；一般的年轻人，一旦能有机会和李膺进行一次交谈，也会立马身价百倍。所以社会舆论把跟李膺交往称为“登龙门”。

司马防暗下决心，要把儿子们也培养成为李膺、郭太这样的名士，为家族光大门楣。

如果不是后来闹起了轰轰烈烈的党锢，司马懿也许真的能成为一位名士。

东汉王朝，是一个思想比较自由和宽松的时代。这一切，都要感谢光武帝刘秀定下的立国基调。与注重武功和崇尚游侠的西汉不同，在东汉，品德和学养更吃得开。政治中枢虽然始终由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但他们终究也要靠文官们来治理国家；而文官的选拔途径，在本朝也进一步规范化：自上而下的征辟和自下而上的选举，使得天下英雄尽入汉王朝彀中。发达的选拔制度推进了教育体制的繁荣。底层有广收门徒的私人讲学和世代相传的家学，中层有各地长官兴办的郡学，中央有专款筹建的太学。

公元29年，东汉王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开国君主刘秀本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精神，勒紧裤腰带，大力压缩行政预算，斥巨资在首都洛阳皇宫外八里处，兴建了规模可观的太学。最初，太学生只有几千人。经过几轮急剧的扩招，太学生人数激增到三万多人。随着学生的激增，校舍规模也日渐扩大，到司马防生活的时代，太学已经拥有二百四十栋建筑，近两千个房间。（《后汉书·儒林传序》）

这就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师资力量最雄厚、办学条件最优越的高等学府，所有学子心目中的圣地——伟大的东汉洛阳太学！

公元2世纪60年代，洛阳的太学生们还是充满**与梦想的。他们不像后来的太学生们那样世俗、功利，对政治漠不关心。当时，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洋溢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舆论的力量，对于司法的不公可以产生现实的影响。

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因为依法逮捕宦官赵忠的不法家属而被判刑服劳役，太学生领袖刘陶率领数千太学生上书请愿，朝廷不得已赦免朱穆。（《后汉书·朱穆传》）

公元162年，宦官向名将皇甫规索贿未果，将皇甫规迫害入狱，太学生领袖张凤等三百多人游行示威，朝廷不得已赦免皇甫规。（《后汉书·皇甫规传》）

此外，太学生们还经常聚集在一起举办品评政要和名流的沙龙，当时称之为“清议”。清议的尺度很大，言辞很激烈，上自执政的外戚、当红的宦官，下到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旁及学术界、司法界的怪现状，无不在抨击范围。

在清议的过程中，朝中正直的官员、开明的外戚和血气方刚的太学生们逐渐形成了针对宦官的统一战线，这在当时被称为“清流”；而他们的对立面，宦官及其党羽，自然就是“浊流”。

宦官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他们对清流切齿痛恨。公元166年，在清议达到最**的时候，当局终于开始了血腥的镇压。太学生的偶像李膺等两百多名正直官员以煽动学生、结党营私、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捕入狱。

水滴进了油锅里，社会舆论爆炸了。太学生们通过请愿、示威等种种方式在皇宫前进行抗议，太尉陈蕃、外戚窦武也积极展开营救活动。社会各方力量奔走努力的结果是，李膺等官员被释放，但同时被宣布终身不得为官。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三年后的公元169年，掌握实权的窦武、陈蕃决定起用李膺，决心彻底铲除宦官。遗憾的是，消息提前走漏。面临死亡的威胁，宦官们空前团结作困兽一击。窦武、陈蕃遇害，李膺等一百多人再次被捕入狱，遭受严刑拷打之后死于狱中。这次被禁锢的“党人”有六七百之多，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

事情远远没有完结。也许天真而勇敢的太学生对于朝廷还抱有希望，也许他们已经绝望，总之，公元172年，窦太后死后，洛阳皇宫朱雀阙上出现了一张匿名“大字报”，点名抨击当红的三名宦官头子：“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后汉书·宦者列传》）

这张“大字报”彻底触怒了宦官，太学生们遭到了空前的反扑。宦官们召来在军界享有威望的将军段颎，出动军队大肆逮捕太学生一千多人。遭受这次反扑后，太学生对政治彻底绝望。

2世纪60年代，这个充满“光荣与梦想”的黄金时代，也就此终结。开国之初，已经贵为天子的刘秀与他昔日的大学同窗、一介布衣严子陵同榻而眠这样令人神往的故事，已经彻底成为传说。整个国家由理想主义转入实用主义，社会风气也就此江河日下。纯粹具有正义感和报国热情的名士难以再有生存的空间，虚伪造作、奢侈**靡的时局需要真的猛士来收拾。

不自由，毋宁死，这是2世纪60年代以前的风骨。

不求生，就要死，这是2世纪60年代以后的环境。

要生命，还是要灵魂，这是2世纪70年代人们面临的问题。

司马懿就出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