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托孤:刘备在玩权谋吗?
江陵外围,有东吴的两路援军,一路是孙权派出的诸葛瑾等人,驻扎在长江南岸的公安;另一路是大将孙盛,所部约一万人,驻扎在江陵东南面的江中岛。
这样的防御力量,应该说已经很雄厚了——两路援军与江陵守军互为掎角,魏军要想把江陵困死,显然没那么容易。
然而,西线魏军的战斗力,却让东吴方面大出意料之外。
黄初四年春,魏军西线统帅曹真展开了“围点打援”的行动:先是在正月,命张郃进攻孙盛,大破吴军,夺取了江中岛;紧接着在二月,又命夏侯尚击退了诸葛瑾、潘璋等人率领的援军;曹真本人,则亲率主力把江陵团团围困。
很快,江陵城便陷入了“中外断绝”的境地,加上城中疫病流行,仍有战斗力的兵员只剩五千人,形势极为险恶。
魏军的攻势异常猛烈,“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几乎把所有能用的攻城手段全都用上了。守城将士惊恐万状,个个面无人色,只有朱然一如平常,毫无惧意。他不断激励将士,积极组织防御,非但顽强地守住了城池,还趁魏军暂停进攻的间歇,亲自率部出击,攻破了魏军的两座营寨。
就这样,魏军围困了江陵数月之久,却始终未能攻克。
不过,城中的情况也越来越糟糕了:战斗人员越打越少,粮食也即将告罄,军心不免再度动摇起来。当时,负责防守北门的江陵县令姚泰觉得肯定守不住了,便暗中派人与魏军联络,准备打开城门投降。
所幸,朱然及时察觉,斩杀了姚泰,这才稳住了军心。
为了援救江陵,孙权决定派水军夺回江陵东南面的江中岛,打破魏军的封锁。魏军大将夏侯尚得到情报,立刻上报曹真,并提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计划:派重兵把守江中岛,然后在江面上架设浮桥,直达北岸,以便大军随时进出。
曹真及众将都认为这个办法可行,因为如此一来,对江陵的封锁就会非常稳固,那么城池自然指日可下。
很快,魏军便实施了这个计划。
当身在宛城的董昭得知这一消息后,顿觉大事不好,立刻上书曹丕,说:“先帝(曹操)智勇过人,用兵却十分谨慎,从不敢轻敌若此。凡是行军作战,前进容易,后退困难,这是兵法常理。即便在没有险阻的平地作战,撤兵尚且不易,何况深入江中,更要考虑后路,因为胜败无常,战场上不可能事事如意。如今,大军进驻江中岛,可谓至深;靠浮桥运送部队,可谓至危;只有一条道路通行,可谓至狭。三者皆兵家之大忌,我军却全都犯了。倘若吴军集中兵力攻击浮桥,我军稍有失误,岛上的精锐便会悉数成为吴国的俘虏,不再是魏国所有了。臣为此甚感忧虑,寝食难安,可前线那些将领却都自以为得计,这不是糊涂吗?何况汛期将至,一旦江水暴涨,我军如何防御?用兵之道,若无法战胜敌人,至少要保全自己,为何将自己置于险境,却毫无恐惧之心呢?万望陛下明察。”
曹丕见到奏疏,也惊出了一身冷汗,立刻下诏,命夏侯尚所部即刻撤出江中岛。
不出董昭所料,就在夏侯尚接到诏令、匆忙撤退的同时,东吴水军已经在东、西两侧集结了两支舰队,正准备夹攻浮桥。
魏军人数众多,浮桥却十分狭窄,撤退时不免一片慌乱,几乎堵得难以通行。所幸,曹丕的命令来得非常及时,当东吴水军逼近浮桥时,夏侯尚所部刚好全部通过浮桥,安全撤到了北岸。
魏军将士惊魂甫定之际,回头一看,不禁又捏了一把冷汗——吴军大将潘璋早已准备了大量舟船,上面满载芦苇,只等靠近浮桥便纵火焚烧。
假如撤退命令晚到一步,浮桥必定被付之一炬,而夏侯尚的这支部队也必定会全军覆没!
十余日后,果然又如董昭所料,长江水位迅速暴涨,把江中岛完全淹没了。曹丕既后怕又感慨,对董昭道:“你对这件事的判断,何其精准啊!”
不久,魏军军中突然爆发疫情,将士们纷纷病倒,战斗力大幅下降,曹丕知道再耗下去凶多吉少,只好无奈地发布了诏令,命三路大军全部撤退。
曹魏对东吴发起的这场声势浩大的全面进攻,就这样无果而终了。
差不多从这个时候起,魏、蜀、吴三国进入了一个为期数十年的战略相持阶段,因为通过夷陵之战和魏、吴之间的这场大战,所有人都逐渐看清了一个事实——如今鼎足而立的这三个政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战略均势,谁也不可能轻易吃掉谁,更不用说一统天下。
虽然从综合实力的角度看,还是曹魏最强,但这种强大却远远不足以让它在短时间内吞并其他两国,甚至都不足以让它彻底战胜其中任何一国。简言之,就是守则有余、攻则不足。
这八个字,对蜀汉和东吴也同样成立。
尽管东吴分别击退了来自蜀汉和曹魏的全力进攻,可这已经是它的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所以不可能对二者展开大规模的反攻,充其量只能是在东线与曹魏进行旷日持久的局部交锋。
至于蜀汉,在夷陵惨败后,向东扩张遭遇重挫,从此便不敢再打荆州的主意了。它唯一能做的,就是修复与东吴的关系,然后向南稳定大后方,向北寻求突破。这正是后来由诸葛亮主导的战略。
如果说在曹操的全盛时期,“一统天下”仍然是有可能实现的一个目标,那么到了如今这个三国鼎立的时代,这四个字,已经越来越像一个不切实际、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刘备逃到白帝城后,为了图吉利,将此地改名永安,取“永远平安”之意。
可是,这世上哪有什么永远的平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