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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业初成 刘备夺取益州（第3页）

关羽和张飞因之前皆已晋位将军，故此次没有提升。

除了嫡系之外，一批归降的原益州官员也都得到了晋升：董和为掌军中郎将，许靖为左将军长史，黄权为偏将军，李严为犍为太守，费观为巴郡太守，伊籍为从事中郎，刘巴为西曹掾，等等。

之前围攻成都时，刘备为鼓舞士气，曾与将士们约定，一旦打下成都，便任由众人劫掠府库，他一概不管。

如今成都拿下了，虽然是刘璋自己降的，并非将士们卖命打下来的，但话已经说出去了，刘备也不能食言，只能眼睁睁看着将士们把大小府库洗劫一空，不由懊悔不迭。

问题倒不是刘备抠门，不舍得那些金银珠宝，而是如此一来，财政立马吃紧，没过几天，各级公务员的工资就都发不出来了。

正当刘备一筹莫展之际，刘巴献上了两条宝贵建议。

第一，铸造新货币，面值百钱，即一枚新钱相当于一百枚旧钱，这样财政马上就有钱了，足以解燃眉之急。

第二，由于增发货币极易引发通货膨胀，所以必须采取一个配套措施，就是设立“官市”，即由官府开办集市（相当于国企的垄断经营），如此既能调节市场、平抑物价，又能广辟财源，给各级财政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

这两条建议，都是非常实用的经济政策，刘备当即采纳，予以推行。很快，两项政策就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数月之间，府库充实”，新政府的腰包立马鼓了起来。

财政有钱了，军方一些人的胃口就又膨胀了，遂大造舆论，认为应该把成都的良田和豪宅都赏赐给有功将士。

这就是典型的“流寇思维”——每打下一块地盘，就将其视为战利品，必欲抢光掠尽而后快，然后再去抢下一块地盘。

可刘备是来益州开辟根据地、建立新政权的，稳定人心都来不及，岂能干这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蠢事？但想要开疆拓土、扩张霸业，又必须得依靠这帮将士，故而也不宜公开打压他们，那该如何是好？

刘备决定找一个军方的人出面，让他配合自己演一出双簧。前提是，这个人必须是跟随自己多年的老同志，而且要有德行、有威望，说话有分量，才能镇得住场子。

这个人就是赵云。

于是赵云就公开表态了，说：“当年，霍去病曾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如今曹操窃国，其危害比匈奴更甚，还不是贪图安乐的时候。必须等到天下安定了，将士们各回家乡，去耕作自己的土地，才适合赏赐田宅。眼下益州百姓刚刚经历战乱，应该把田宅归还他们，让他们安居乐业，如此才能得到士民的拥护，官府才能顺利地征发徭役、收取赋税，绝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来赐给自己宠爱的将领。”

很显然，这番话既是赵云自己的想法，也代表了刘备的态度，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以，此言一出，军方的舆论就平息下去了。

刘备要在益州扎根，作为集团二把手的诸葛亮，自然就有了用武之地。

此前刘璋统治益州，纲纪废弛，各方面的制度都不健全，要么无法可依，要么执法不严，导致地方上的豪强士族为所欲为，根本不把官府放在眼里。而现在轮到诸葛亮来治理，局面就截然不同了。

诸葛亮首先入手的就是制度重建的工作。他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迅速推出了一整套严刑峻法。可想而知，豪强士族们过惯了不受约束的安逸日子，现在却动辄得咎，不免牢骚满腹，怨声四起。

法正时任蜀郡太守，相当于首府的市长，很多利益是跟地方上的豪强士族捆绑在一起的，对诸葛亮的做法自然相当不满，便出面与他交涉，说：“昔日高祖入关，只与当地父老约法三章，关中士民无不感恩戴德。如今，阁下凭借武力，据有一州之地，初具国家规模，还未对百姓施以恩惠和安抚，何况对当地人而言，您是外来之客，应该放低姿态。所以，我希望能放宽各种法律和规定，以满足士民的期望。”

这番话说得挺不客气的，大有以主人自居、压诸葛亮一头的意思。

诸葛亮当然不买他的账，于是直言不讳地（左扌右享）了回去，说：“阁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朝暴虐无道，政令苛酷，百姓怨恨，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天下立刻土崩瓦解。高祖基于这种情况，自然要采取宽大政策。可现在的益州就不同了，刘璋一向暗弱，且自刘焉以来，惯以恩宠笼络臣下，法律制度形同虚设，上下逢迎，互相奉承，以致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地的士族豪强，普遍横行不法，肆意妄为，君臣之道，逐渐破坏殆尽。用权位来笼络人，等权位高了，人反而会轻视；用恩德来宠爱人，等恩德少了，人就会翻脸。益州之所以弊端丛生，原因在此。我现在用法律树立权威，一切都按法律来办，臣民就会知道政府的恩德；对所授官爵严格审查，加官晋爵时才会感到荣耀。这就叫‘荣恩并济，上下有节’，治国理政的要义，就在这里彰显了。”

法正本想倚老卖老，教教诸葛亮怎么做事，不料反倒被他教育了一番，心里十分不爽，却也没有办法。毕竟人家是集团的二把手，给你面子是情分，不给你面子是本分，你又能如何？

当然，诸葛亮这个人，也不是全然铁面无私、不知变通的。在官场上混，有时候要坚持原则，毫不妥协，但有些时候，也得睁一眼闭一眼，难得糊涂。这其中的分寸，诸葛亮就拿捏得十分到位。

还是以法正为例。由于法正在刘璋时期混得很不如意，经常遭人鄙视排挤，心里积怨甚深，所以这回“衣锦还乡”后，他就有恩的报恩，有仇的报仇，一连杀了好几个当年跟他结怨的人。

此时诸葛亮正在推行“依法治国”，而法正这么干，属于典型的公权私用，自然是于法不容的。于是有人就向诸葛亮告状，说：“法正太骄横了，将军应该启禀主公，打压他一下，免得他作威作福。”

如果诸葛亮是像包拯、海瑞那样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的主，那这回他跟法正之间就有好戏看了。不过，诸葛亮绝非那种只讲法律、不讲政治的人。

在这件事情上，他就把法律暂时放到了一边，跟那个告状的人讲起了政治。他说：“主公当初在荆州，北边畏惧曹操的强大，东边忌惮孙权的逼迫，在家里还要担心孙夫人变生肘腋。直到法正成为主公的羽翼，才让主公得以展翅翱翔，不再受制于人。法正功劳这么大，怎么能禁止他，让他想称心快意一下都不行呢？”

诸葛亮的意思明摆着：法律固然重要，但它上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政治。

要禁止法正很简单，把事情一查，依法惩治即可，但如此一来，人们一定不会夸刘备执法严明，而是会骂他“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到那时候，刘备的人设就崩了，还有谁肯替他卖命？为了维护法律，造成这么严重的政治后果，值得吗？

由此可见，凡事只讲政治、不讲法律，固然会滋生以权谋私的乱象；但凡事只讲法律、不讲政治，有时候就会影响安定团结。所以，具体事情要具体分析，关键是把握好一个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