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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集团的权力斗争（第1页）

曹操集团的权力斗争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二月，曹操班师回到邺城。

同年五月，曹操晋爵魏王。

虽然终其一生，曹操就在这个地方止步了，没有迈出那篡位称帝的最后一步，但从“魏公”晋爵“魏王”，显然也并非无关紧要之举。

曹操现在走这一步，其实就是在为曹丕日后颠覆汉室、另立新朝铺平道路。对此，朝中文武自然都是心知肚明。而且，绝大部分人是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的，甚至都希望由曹操本人来称帝更好。因为，他们名义上是汉朝的臣子，实则都是曹老板的人，而老板早一天成为皇帝，他们自然也就早一天成为新朝的开国大臣。到时候，不论是官位还是各种薪资待遇，自然就跟着水涨船高了。这种皆大欢喜的事，谁又不乐观其成且乐享其成呢？

所以，曹操刚刚晋封魏王不久，便有一帮人开始上表吹捧，大造声势，恨不得老板明天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黄袍加身，位登九五。

在这帮替老板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的人中，有一个叫杨训。据说，此人的奏表写得十分浮夸，让所有看过的人都觉得肉麻，于是不少人都在背后笑骂，顺带也骂了当初举荐杨训的人，说他眼睛瞎了，才提拔了这种马屁精。

举荐杨训的人，正是向来以善于识人著称的崔琰。

听到人们的议论后，崔琰自然很不爽，便特意把杨训的奏表拿来看。看完后，估计也是被恶心到了，但崔琰又不敢说杨训做得不对，只好写了封信给他，大意是说，上表赞美老板，这本来是好事，但你得注意时机。什么时机呢？就是要等到大势即将产生变化的时候。换言之，就是等老板真的要称帝了，你再来拍马屁、造舆论也不迟。

言外之意，就是劝杨训拍马屁也要拿捏火候、掌握分寸，别成了人家的笑柄。

崔琰并不知道，就是这封信，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官场上的人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很快就有崔琰的政敌抓住这封信大做文章，说他傲慢自大，不可一世，且心怀怨恨，诽谤朝政，尤其是在私下议论魏王，出言不逊，实属悖逆。

这一堆大帽子扣下来，崔琰就在劫难逃了。

曹操大怒，立刻将崔琰关进了大牢，且施以“髡刑”（剃光头发），并在狱中服劳役。可是，崔琰的政敌仍不放过他，不久又向曹操奏报，说他在牢中依旧态度倨傲，言行举止都带着嗔恨，毫无悔过之心。

曹操很干脆，马上给了崔琰一杯毒鸩，把他赐死了。

崔琰无辜而死，他多年的同僚兼好友毛玠大感悲愤，言行中难免流露出了一些不满。于是，厄运立刻又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很快又有人向曹操告密，罪名还是那老一套，说毛玠心怀怨恨，诽谤魏王。

曹操二话不说，照旧把毛玠扔下了大狱。

眼看这些老臣都要一个接一个被收拾了，深感唇亡齿寒的两位同僚赶紧站了出来，替毛玠求情。这两人，一个是桓阶，一个是和洽。

桓阶请求先查明案情，再将毛玠定罪。曹操不以为然道：“据举报的人说，毛玠不但诽谤我，还替崔琰打抱不平，这就等于把‘君臣恩义’完全弃置一旁，只想替他死去的朋友鸣冤叫屈，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君臣恩义”四个字，是史书记载的曹操的原话。由此可见，此时的曹操不仅在心里把自己当成了实质上的皇帝，而且已经公然表现在言行中了，丝毫没有任何顾忌。

和洽闻言，赶紧道：“倘若真如举报者所言，那毛玠的确是罪过深重，为天地所不容。臣也不敢曲意回护毛玠，破坏君臣伦常。只不过，毛玠多年来深受您的信任，且为人刚直，公忠体国，是朝臣都敬畏的人，按理说不该有此言论。当然，人心难测，有没有也不好说，所以更应该深入调查，把检举人与被检举人的实情都弄清楚。如今，大王圣恩，不忍让有司公开审理毛玠，这固然是不想让他受辱，但反而会令是非曲直变得不分明。”

在和洽这番话中，不论是自称为“臣”，还是把曹操之恩称为“圣恩”，都已经公然把曹操视为皇帝了。换言之，此时曹操与满朝文武的关系，显然已非丞相与百僚的关系，而是“君”与“臣”的关系。

除了缺一个登基仪式外，此刻的曹操，与皇帝几乎没有分别了。

对于和洽之言，曹操的回答是：“我之所以不深入调查，正是为了保护毛玠和举报者两方。”言下之意是，不管毛玠是真的有罪还是举报者诬告，都是他不愿看到的。

这种态度，首先有和稀泥之嫌，难以令人信服；其次，这么做与其说是在保护毛玠，不如说真正目的是在保护那个躲在暗处的告密者，同时也是在鼓励告密行为并保护告密者的积极性。

和洽不接受这种“和稀泥”的处置办法，仍旧据理力争道：“如果毛玠真有诽谤主公之言，当在闹市上斩首；如果毛玠并无此言，那么就是举报者诬告大臣，蒙蔽大王视听，倘若不加以追究，臣深感不安。”

然而，不管和洽说什么，曹操终究不肯深入调查，也不让毛玠有机会跟那个举报者当面对质。

当然，由于和洽与桓阶的求情，曹操最后也放了毛玠一马，没有治他的罪，而是免去其所有官爵，放他回家了。

不久，毛玠以庶民身份在家中寿终正寝，终究没有像崔琰那样死于非命，也算不幸中的万幸。

崔琰和毛玠，这两个曾经在选拔人才、整顿吏治方面为朝廷做出巨大贡献的能臣，就这样一死一贬，落得个无比凄凉的下场。

个中原因，并不是他们真的对曹操不忠，而是遭遇了政敌的陷害，纯粹是死于曹操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就跟当年袁绍集团内部的倾轧与恶斗如出一辙。

崔琰和毛玠的政敌们之所以能够接连得手，无非就是利用了曹操的多疑和残暴。对于任何不利于自己统治的言论，曹操向来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因此，对于“告密”这种行为，他自然会采取欢迎和保护的态度，而不会在意告密者是否别有用心。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随时掌握所有人的动向，从而把一切在他看来足以危及统治的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正月，曹操再度发兵进攻孙权，亲率大军进抵居巢（今安徽巢湖市）。孙权率吕蒙、甘宁、周泰、孙瑜、蒋钦等将领坚守濡须，与曹军对峙。

这是曹操与孙权的第二次濡须之战。

史书对第一次濡须之战的记载非常详尽，且有不少生动的细节。可对这次会战，各种史料却都语焉不详；关于战争的具体经过，基本上都付诸阙如。我们只知道，大概在当年二月，双方交手了几个回合，互有胜负，但战况似乎都不太激烈。然后，史书就简单粗暴地给出了这场战役的结果。

结果有些莫名其妙，且令人大跌眼镜——“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三国志·吴主传》）。是的，孙权居然主动向曹操请降了。至于他是否被曹操打败了，以及如何被打败的，我们都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