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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第1页）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正当司马炎、羊祜等晋国君臣谋划灭吴大计之时，吴主孙皓则在变本加厉地上演着最后的疯狂。

东吴凤凰二年（公元273年），因朝臣多言祥瑞、谄媚孙皓，孙皓就问侍中韦昭，这么多祥瑞意味着什么？韦昭对此十分不屑，便道：“这不过是俗人箩筐里的废物罢了。”意思就是所谓的祥瑞其实都是垃圾。孙皓被噎了这么一下，自然怀恨在心。

因韦昭负责兼修国史，孙皓就命他为父亲孙和撰写《本纪》。韦昭说：“文皇帝（孙和）并未真正登基，只能写《列传》，不能写《本纪》。”如此一来，更是把孙皓往死里得罪了。

不久，韦昭又在某些事上触怒了孙皓，于是孙皓新账老账一块算，先是把他抓进了大牢，旋即诛杀，并将其家属流放零陵郡。

同年底，孙皓的一个宠妃派人到街市采购，竟当众抢夺百姓财物，负责集市管理的司市中郎将陈声将此人绳之以法。宠妃向孙皓哭诉，孙皓大怒，当即找了个借口逮捕了陈声，然后用烧红的锯子锯下其头颅，又将尸身扔到了城外的四望山下。

凤凰三年（公元274年），民间有人传言，说孙权五子、章安侯孙奋“当为天子”。孙皓听说后，极为恼怒。恰在此时，他又得知，豫章太守张俊竟然在为孙奋已故的母亲扫墓（其墓在豫章）。两件事联系到一块，孙皓的屠刀又按捺不住地出鞘了，旋即将张俊施以车裂之刑，并夷其三族，同时把孙奋及其五个儿子全部诛杀。

至此，孙权的七个儿子，已无一在世。

天册元年（公元275年），一向直言切谏的中书令贺邵中风，辞职在家安养，孙皓怀疑他是装病，便把他扔进地牢，严刑拷打，并用烧红的锯子锯下了他的头颅，随后又将其家属流放临海郡。

天玺元年（公元276年），会稽郡爆发严重的旱灾，一向清正廉洁、政绩卓著的太守车濬不忍百姓受苦，就向朝廷请求赈灾。孙皓认为车濬是在收买人心，立刻派人前往会稽，将其斩首，并枭首示众。

稍后，尚书熊睦因某事对孙皓说了几句规劝的话，孙皓就拿刀柄活活把他砸死了。而且砸死了还不解恨，孙皓又在他身上一通乱砍，以致“身无完肌”，就是弄得血肉模糊，体无完肤。

天纪元年（公元277年），会稽人张俶因告密得宠，平步青云，被孙皓擢升至司直中郎将，并封侯。张俶之父是山阴县的一名小卒，虽身份卑微，但脑子清醒，知道儿子为非作歹，总有一天会死得很难看，便上疏孙皓，打算跟张俶划清界限，说：“若朝廷重用张俶，日后犯罪，臣请求不与其连坐。”

孙皓很爽快地批准了。

张俶因告密上位，自然要搞特务政治来邀宠固权，遂组建了一支特务队伍，以二十名“弹曲”（纠察官）为骨干，专门负责调查、揭发官员的“不法”行为。在这帮特务的示范作用下，官员和百姓们开始凭借个人的爱憎好恶互相检举揭发，越来越多的人无缘无故就身陷囹圄了。一时间，告密之风甚嚣尘上，监狱爆满，朝野上下人人自危。而张俶则借机大肆搜刮，横行无忌，且骄奢残暴，不可一世。

就跟孙权晚年时的吕壹和历史上的众多酷吏一样，没多久，无恶不作的张俶自己也被人告发了，旋即被孙皓施以车裂之刑。可怜的是，之前已声明要跟他划清界限的老父，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连坐，一块儿被言而无信的孙皓车裂了。

天纪二年（公元278年），又有一位颇具才华的朝臣死于非命，他就是张纮之孙、时任侍中兼中书令的张尚。

张尚之所以遭殃，起因跟之前的王蕃类似——王蕃是死于颜值和风度，张尚则是死于口才和谈吐，而共同点都是遭到了孙皓的嫉妒。

孙皓一向嫉妒别人胜过自己。他看张尚口才流利，谈吐敏捷，言论常常出人意表，心里就恨死他了。有一天，孙皓问张尚：“孤的酒量可以和谁相比？”张尚答：“陛下有百觚的酒量。”

历史上有“尧舜千钟，孔子百觚”的说法。张尚此言，就是把孙皓比作孔子，分明就是在赞美。可在嫉妒成狂的孙皓听来，却认为是拐着弯在嘲讽他，便道：“你明知道孔丘没做过王，却把我比成他。”意思就是张尚故意在贬低他。

然后，孙皓借机大发雷霆，当场就把张尚抓了起来。朝中百官闻讯，纷纷到宫门叩头请愿，为张尚求情。孙皓表面上赦免了张尚的死罪，将他流放到建安郡（治今福建建瓯市）去当造船工，可时隔不久还是把他杀了。

岁月飞逝，光阴荏苒。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东吴天纪三年），多年来一直在酝酿伐吴的晋帝司马炎终于下定了扫平东吴，一统天下的决心。

灭吴之战的最终打响，与两位封疆大吏的极力促成有关：一个是时任益州刺史的王濬（也作王浚），还有一个就是羊祜的继任者杜预。

王濬是羊祜旧部，曾任其麾下参军。羊祜对王濬非常了解，也深知他才堪大用。羊祜的侄儿羊暨曾提醒他说：“王濬此人虽有大志，但生活上奢侈无度，不可授予重任，应当加以约束。”可羊祜却不以为然，道：“王濬有大才，一定能够达成他的志向，所以是可用之人。”

此后，在羊祜的推举下，王濬历任车骑从事中郎、广汉太守、益州刺史等职，在益州很有威信，很多夷人都归附了他。泰始八年，朝廷本欲征召王濬入朝担任大司农，羊祜连忙向司马炎呈上密奏，说将来要伐吴，必须从巴蜀顺江东下，而王濬就是留在益州打造水军的最佳人选。

司马炎遂让王濬留任益州刺史，并加龙骧将军，监益、梁诸军事，命他专门负责组建水军、修造战船。

随后，王濬便在益州“大作舟舰”。其打造的最大型的战舰，长度达一百二十步，甲板上甚至可以跑马；每艘可装载士兵两千多人，且舰上还有瞭望台和指挥塔。因船高首宽，外观似楼，故名“楼船”。

从泰始八年开始造船，到咸宁五年大举伐吴，王濬整整花了七年时间进行战备工作。

由于在上游造船，不免有大量的木屑沿江而下，漂到了东吴境内。时任建平太守的吾彦赶紧将这一情报上奏孙皓，请求增兵，加强防守。可孙皓一心认为自己是天选之子，很快就会“青盖入洛阳”，根本不把吾彦的奏报当回事儿。

吾彦无奈，只好自己想办法进行防御，命人用粗大的铁链横跨江面，组成“铁索阵”封锁长江。

西晋咸宁五年秋，王濬的造船工作结束，一支精锐的水军也已组建完成，遂上疏司马炎，力主即刻伐吴。

他在奏疏中说：“孙皓荒**残暴，应该立刻征伐，一旦他死了，吴人改立贤主，就会变成强敌；臣造船七年，每日都有舰船朽坏，越往后只会越多；臣今年已七十岁了，随时可能死亡。以上这三点，无论哪一点变成现实，都会增加灭吴的难度。诚愿陛下早日决断，切勿错失良机。”

与此同时，已出镇襄阳的杜预也呈上奏疏，极力请战。

还没等司马炎批复，急不可耐的杜预就再度上疏，说：“当初羊祜并未与朝臣公开商议，而是与陛下密谋伐吴之计，所以才令部分朝臣议论纷纷。凡事都要权衡利弊，伐吴之事，利有八九，弊不过一二，最坏的情况，无非是徒劳无功而已。若让那些反对者说出万一失败会怎么样，他们其实也说不出来。可见，他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计策不是出自他们，功劳也跟他们无关，他们为了掩饰之前的错误言论，便不得不顽固到底。

“近来，朝廷事无大小，必有人群起反对，虽说每个人看法不同，但也是因为他们仗恃陛下宽容，无须担心言论的后果，才会动不动就提出反对意见。入秋以来，我国的军事动向已经显露，如今若是中止，恐怕孙皓会察觉危险，迁都武昌，然后坚壁清野，加强长江以南各城池的防御。到时候，城池攻不下来，乡野又无粮秣可以抄掠，形势会对我军极为不利。因此，若是拖到明年开战，一切就都太晚了。”

杜预的奏疏递进宫中之时，司马炎正在跟张华下棋。张华也是主战派，很清楚奏疏里写的什么，遂推开棋盘，对司马炎道：“陛下圣武，国富兵强，吴主**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资治通鉴·晋纪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