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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权臣当道合肥惨败 致命的自负（第2页）

每逢朝廷举行庆典，郭循都会利用敬酒的机会，一边跪拜，一边试图接近刘禅。只是刘禅身边的禁军侍卫警惕性很高，一看他稍微靠近立马阻止，郭循才没有下手的机会。

既然干不掉敌国的皇帝，郭循便退而求其次，转而锁定了蜀国头号执政大臣费祎。

而费祎偏偏生性随和、“不疑于人”，所以就被郭循钻了空子。其实在事发之前，蜀越嶲太守张嶷就曾写信警告费祎，以东汉初年刘秀手下大将岑彭被蜀地军阀公孙述派人刺杀为例，劝他说：“大将军位尊权重，却对新近归降的人过于信任，应该以岑彭为前车之鉴，多加警惕。”

然而，费祎却听不进去，致使张嶷一语成谶。

蜀汉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正月初一，费祎在汉寿（今四川广元市西南）举行元旦聚会，大宴诸位高级将领。郭循也在受邀之列。当宴会进行到**，而费祎也已酩酊大醉之际，郭循突然起身，拔刀刺向费祎，当场就把他杀了。

堂堂的蜀汉大将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执大臣，就这样死在了一个包藏祸心的降将手上。

郭循事后当然也被砍掉了脑袋，不过费祎之死给蜀汉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就算杀掉十个郭循也无法弥补其万一。换言之，郭循不啻以一人之力，完成了曹魏十万大军也不一定能干成的事。

是故，郭循死后，魏国朝廷立刻视之为大功臣，追封他为长乐乡侯，并让其子承袭了爵位。

费祎之死诚然是蜀汉的巨大损失，但对姜维而言，却无异于摘掉了金箍，甚至可以说是成全了他。因为姜维此前已是蜀汉朝廷的二号人物，费祎一死，他理所当然就成为实质上的一号人物了。

次年，蜀汉朝廷加姜维“督内外军事”；又过了两年，姜维终于晋位大将军。从此，蜀汉的军队指挥权，就全由姜维一手掌控了。

没有了费祎压制的姜维，立刻集结数万人马再攻陇西。就这样，曹魏帝国同时在东、西两线遭到了来自吴、蜀的大举进攻，这对眼下魏国的实际执政者司马师，无疑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司马师一边命自己的叔父、时任太尉的司马孚统率二十万大军南下驰援合肥，一边询问中书郎虞松，说：“如今东、西两线都有战事，两边的形势都很严峻，而军中诸将意气消沉，你认为该怎么办？”

虞松答：“从前，周亚夫固守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而吴楚联军不战自溃；军事上这种似弱实强的道理，不可不察。如今，诸葛恪出动全部精锐，足以纵横肆虐，可他却只围困合肥新城，目的就是寻求与我军决战。倘若他们攻不下城池，想决战又不可得，到时候就会师老兵疲，势必撤退。所以，如今将士们没有主动出战，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再来看西线，姜维虽出动重兵与诸葛恪遥相呼应，但他最多也就劫掠一些麦田而已，不是什么强大的敌人。在他看来，我军主力都在东线，西线必然空虚，所以才敢**。眼下，只要命关中各军迅速赶赴前线，便可出其不意，迫使其退兵。”

司马师心里豁然开朗，连声称善。

随后，司马师命西线的郭淮、陈泰出动关中所有兵力，驰援狄道，同时命东线的毌丘俭等将领全都按兵不动，把合肥新城丢给吴军，任诸葛恪去打。

蜀汉的北伐，不论是当初的诸葛亮还是如今的姜维，始终面临一个两难困境：出兵少了，意义不大，对曹魏顶多就是袭扰，丝毫构不成威胁；出兵一旦多了，又会出现粮草不继的问题。

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在关中开展的屯田工作，也因其逝世和北伐失败而中辍，故而终蜀汉之世，这个困境一直无解。

眼下，带着“数万人”的姜维，兵围狄道不过一个月，粮食就快耗尽了。此时又有战报传来，说魏国援军的前锋陈泰已兵至洛门（今甘肃武山县东），距狄道只有三百多里。姜维无奈，只能草草退兵。

接下来，就看诸葛恪的二十万大军能否有所作为了。

此时的合肥新城，守将叫张特，只是一个小小的牙门将，麾下部众也只有区区三千人。以三千人抵挡二十万人，几乎必败无疑，没有人相信他们能守得住这座城池。所以，当司马师命令毌丘俭等人按兵不动的时候，其实已经把合肥当成一颗弃子了——它唯一的作用，或许就是迟滞一下吴军的攻势，挫一挫其锐气罢了。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这个寂寂无名的张特，居然带着他的三千弟兄，在合肥新城苦苦坚守了三个多月！

想当初，诸葛亮以数万大军围攻一千余人的陈仓，最后也是劳师无功，铩羽而归；如今，他的侄子诸葛恪以二十万大军围攻三千人的合肥，同样打得无比艰难。我们只能说，在城池攻守方面，蜀、吴两军的战斗力跟魏军比起来，完全不在同一个重量级。

这场围城战打到七月，张特手下的三千人要么战死、要么病死，只剩下不到一半，可他们却还在顽强地坚守。诸葛恪怒火攻心，命部众堆起土山，对城池发起最后的强攻。

终于，一段城墙在吴军不计代价的猛攻之下坍塌了。

正当密密麻麻的吴军即将蜂拥而入时，张特出现在了城头，对吴军喊话道：“我已无心再打了，不过魏国律法规定，凡被围百日而救兵不至者，就算投降，家属也不会连坐。我自从被围攻，到现在已九十多日了，城中本有守军四千余人（故意夸大），今战死者已过半，但就算城池陷落，剩下的人也不愿投降。我准备劝说他们，把他们的意愿做个登记，明早就把投诚名册送出来。为表诚意，我把印绶交给你们。”

说完，张特就把他的印绶扔了出来。

诸葛恪闻讯，就停止了攻城，也没去捡他的印绶，显然是料定他明日一早非降不可了。

可诸葛恪万万没想到，这是张特的缓兵之计。

就在吴军暂停攻城的一夜之间，张特及其部众拆了一大片民房的木料，硬是在城墙缺口处筑起了两重坚实的木栅。次日晨，诸葛恪一看，顿时勃然大怒，命部众继续攻城，却还是死活打不下来。

吴军以二十万人围攻合肥新城，之所以历时三月仍徒劳无功，首先固然是吴军在攻城战方面确实战斗力有限，其次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时值夏季，天气炎热，导致吴军将士大量病倒甚至死亡，极大地削弱了战斗力。

据《三国志·诸葛恪传》记载，由于“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亦即天气太热，造成干净的饮用水短缺，将士们为了解渴，只好喝不干净的水，导致腹泻、身体浮肿等各种疾病。到最后，患病人数居然超过了一半，使军营中遍地都是死尸和伤员，而这势必又加剧了疾病的传播。

当时，各营都有将官负责每日向诸葛恪呈报伤病人数。诸葛恪一听，这些数字每天都在直线飙升，觉得难以置信，遂怀疑这些人在糊弄他，要把他们抓起来砍头。众将官吓得都不敢再说话。

以数十倍于魏军的兵力攻城，最后非但打不下来，反倒损兵折将，诸葛恪感觉脸都丢尽了，却又不肯承认错误，于是情绪失控，天天暴跳如雷。麾下将军朱异给他提了意见，诸葛恪立刻剥夺了朱异的兵权，把他赶回了建业；都尉蔡林数次提出攻城之计，都不被诸葛恪采纳，索性策马而去，投奔了曹魏。

此时，在周遭窥伺已久的魏军各路大将知道吴军已然精疲力竭，遂从各个方向杀了过来。

七月底，诸葛恪意识到再打下去非但毫无胜算，且有可能被魏军围歼，只好撤兵。

东吴（三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北伐行动，就这样在诸葛恪的极端自负和麻痹轻敌下，以出人意料的惨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