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直到此刻,曹爽四兄弟还是一言不发,仿佛根本没听见桓范在说什么。
众人就这样尴尬地沉默着,直到次日天亮时分,曹爽才忽然抽出佩刀,当啷一声扔在地上,就说了一句话:“我亦不失作富家翁!”(《资治通鉴·魏纪七》)
不出蒋济所料,曹爽这种人,就像贪恋草料的劣马一样,终究是一个贪恋富贵、毫无胆识的庸才!
其实,贪恋富贵是普遍的人性,一般来讲也不是什么大错。可问题在于,曹爽是一个独揽大权整整十年的权臣,而青史上的斑斑血迹早已证明,权臣一旦在政治斗争中落败,是断然没有机会再做“富家翁”的,因为对手一定会将你赶尽杀绝,以免遭到反扑。这些道理,曹爽和他的弟弟们不见得不懂,可就是不敢跟司马懿殊死一战,所以便心存侥幸,宁可相信司马懿的所谓誓言。
听到曹爽还幻想做“富家翁”,桓范顿时气急攻心,忍不住放声大哭道:“曹子丹(曹真)英雄一世,可生出你们兄弟,竟如猪狗一般!没想到今日会陪着你们被族灭啊!”
曹爽既已决定投降,接下来的事情就没什么悬念了。
他把司马懿的那道奏疏呈给了曹芳,主动要求曹芳免去他的官职,然后就乖乖带着曹芳回了洛阳。之后,曹爽四兄弟皆被勒归私邸。司马懿派兵包围了他们的宅邸,并在曹爽家的四个角筑起了四座望楼,日夜监视。每当曹爽在家里走动,比如上后花园溜达时,望楼上便有士兵高呼(古人称为唱言):“故大将军东南行。”(《资治通鉴·魏纪七》)
除非曹爽整天待在屋里哪也不去,否则只要他一走动,四面望楼上的这种“唱言”必定此起彼伏。说难听点儿,就连上个茅房,肯定也有人高呼一嗓子。对于一个曾经权倾天下的跋扈权臣而言,这样的待遇可谓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曹爽为此郁闷难当,却也没有丝毫办法。
这样的日子虽然不好过,但勉强也算个“富家翁”,至少衣食无忧,总比脑袋落地好。可曹爽万万没想到,即便是这样差强人意的日子,他也只“享受”了短短四天。
正月初十,朝廷有关部门就在司马懿的授意下,以黄门张当私自将宫中才人献给曹爽为由,把张当抓进了廷尉寺的监狱,然后严刑拷问。当天,张当便供认说:“曹爽与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等人,阴谋造反,计划在三月中旬发动。”
同日,曹爽四兄弟与何、邓、丁、毕、李五人及桓范,全部被捕,旋即连同张当,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悉数斩首并夷灭三族。
所有这一切,全都在一天内完成。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这就是政客的誓言,翻脸绝对比翻书快。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谓曹爽等人阴谋造反之事,纯属子虚乌有。张当肯定是屈打成招的,因为司马懿需要他这份供词。
不过,这也不能怪司马懿心狠手辣。权力斗争的逻辑本就如此——假如最后是司马懿败了,那曹爽肯定也会把司马家族铲除净尽,绝不会心慈手软。
值得一提的是,从正月初六政变爆发到十日曹爽一党被族诛,《三国志》中几乎看不见何晏、邓飏等五人的踪迹。不过,在东晋孙盛所著的《魏氏春秋》中,却有关于何晏在事变期间的一段记载,看上去颇有些耐人寻味:
司马懿拿到张当的供词后,竟然指定何晏参与审理这个大案。受宠若惊的何晏立刻撸起袖子,对昔日的主子曹爽及一帮“战友”穷追猛打,希望以此戴罪立功,获取司马懿的宽宥。于是,曹爽、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这七个人及其家族,自然全都被何晏列入了谋反名单。而且,作为原本的“内部人”,何晏必然会提供很多有关曹爽等人的确凿“罪证”,从而坐实他们的谋反罪名。
审理完毕,司马懿看着罪犯名单,对何晏说:“应该有八族。”
何晏不解,又数了一遍,明明就是七族,哪来的八族呢?
司马懿又淡淡道:“不够。”
何晏急得团团转,旋即猛然醒悟,不禁绝望地看着司马懿:“难道……是我?”
司马懿说:“是也。”
然后,何晏及其族人就跟着曹爽等七族,一起被押上了断头台。
若这段记载属实,那么司马懿这个人的确是太可怕了。因为比直接杀人更狠的,就是先给人一个希望,然后再把希望掐灭。而且,他故意给了何晏一个自保的机会,让他把曹爽等昔日的主子和同党亲手送上断头台,这样的做法比直接由朝廷将曹爽等人定罪更为毒辣。因为对曹爽等人而言,同样是一死,但死于朝廷治罪跟死于何晏出卖,其感受是全然不同的,那等于是在砍他们脖子一刀之前,就先在他们心上深深捅了一刀。
同理,让何晏出卖主子和同党后再死,也等于让他死了两回:首先是让他的丑陋嘴脸暴露在世人面前,被朝野上下戳脊梁骨,即“社会性死亡”,然后才是让他肉体死亡。
简言之,司马懿玩这么一手,相当于猫在吃掉老鼠之前,先饶有兴致地戏耍一把——不论是让士兵在角楼上唱言曹爽的一举一动,还是让何晏出卖主子和同党后再死,其背后的动机,都是这种戏耍玩弄的心理。
司马懿的心机之深沉狠辣,放眼他的同时代人,可以说无人能及。
铲除了曹爽及其核心党羽后,对于大部分追随者,司马懿非常明智地采取了宽大政策,从而迅速安定了朝野人心。
比如曹爽的麾下司马鲁芝。曹爽出城前,命他留守大将军府。政变爆发后,鲁芝立刻率领一部骑兵杀开了一条血路,从南面的津门冲了出去,迅速到高平陵与曹爽会合。
再比如曹爽的麾下主簿杨综,跟随曹爽出城。当曹爽准备投降时,杨综极力劝阻,说:“主公手握大权,却要放弃一切,是打算到东市去受刑吗?”
鲁、杨二人,显然都对曹爽十分忠心。按说,司马懿是完全有理由治他们死罪的,但司马懿却说:“彼各为其主也,宥之。”(《资治通鉴·魏纪七》)
他们也是各为其主罢了,赦免吧。
随后,司马懿不仅赦免了鲁芝和杨综的死罪,还分别擢升鲁芝为御史中丞,杨综为尚书郎。
这正是司马懿高明的地方——对付主要的政敌,要斩尽杀绝,这样才能把权力彻底夺过来;但对待其他人,则必须宽容,更不妨用官职加以笼络,这样才能安定人心,让到手的权力更加巩固。
是年正月十九日,司马懿晋位丞相;朝廷打算给他加九锡,司马懿坚决推辞了。
他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权力。至于“九锡”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在他眼中是无足轻重的。
随着曹爽一党的覆灭,曹魏帝国的权力之巅就只剩下司马懿一个人了。从此,再也没有人可以撼动他的地位,也不能阻止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强势崛起了。
高平陵之变,无疑是司马懿仕途生涯中的巅峰之作。七十一岁的司马懿,凭借常人难以想象的隐忍和自制力、深不可测的心机和谋略,还有杀伐决断的胆识和行动力,成了曹魏帝国独一无二的权臣,也成了那个笑到最后的人。
柔弱胜刚强。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能够像司马懿这样,把老子的这一哲学思想运用在政治领域又践行得如此成功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