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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三国的转折点走向昏聩 孙权的特务统治（第3页）

这个人叫刘助，是一名禁军军官。他通过好几天的周密调查，最后查清，那三万缗公款是被一个叫王遂的包头工给冒领了。这家伙可能是专门承包军方工程的，不知为何鬼迷了心窍，就施展手段弄走了这笔巨款，以致险些害死了驸马爷。

至此，这起惊动朝野的“驸马贪污案”总算真相大白。孙权这才知道自己冤枉了女婿，皇帝的这张老脸一下子没处搁了。他做出一副幡然醒悟的样子，对左右道：“连朱据都被陷害，更何况其他官民？！”

恼羞成怒之下，孙权自然要拿吕壹开刀，一来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二来是顺势平息朝野公愤。

随后，孙权逮捕了吕壹，同时赏了见义勇为的刘助一百万钱。

吕壹下狱后，丞相顾雍作为主审官审问他。其间，顾雍展现出了一个丞相应有的胸怀和气度，并不因过去的事情报复吕壹。在整个审问过程中，顾雍始终秉公执法，并且和颜悦色，临了还特意问了吕壹一句：“你还有什么想要申诉的吗？”

吕壹很清楚，自己早就把满朝文武得罪光了，现在所有东吴臣民都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哪还有他申诉的机会？所以，他无话可说，只能跪伏在地拼命磕头。

旁边有个陪审官员忍不住痛骂吕壹，一口气飙了不少脏话。顾雍立刻正色道：“朝廷自有律法在，又何必如此？”

随后，有关部门上奏孙权，建议将吕壹处以死刑，有人甚至提议用“火烧”或“车裂”这样的酷刑，否则不足以彰显吕壹的大奸大恶。孙权咨询中书令阚泽的意见。阚泽说：“盛明之世，不宜再用这样的酷刑。”

最终，吕壹以常规的斩刑伏诛。

历史上，酷吏和特务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被皇帝拿来当刀使的，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皇帝肯定会让他们不得好死，以此平息公愤。所以，他们最后究竟怎么个死法，皇帝其实并不关心。或者说，皇帝其实更希望他们死得难看点儿。因为他们死得越难看，臣民们就越发能够体验复仇的快意，同时越发认为皇帝英明。

就此而言，历史上的那些酷吏和特务，通常会被皇帝利用两回：第一回，利用他们来铲除所有不利于统治的因素，以此巩固权力；第二回，利用他们的死来收买臣民的心，重新塑造自己的威望。

然而，皇帝和大多数臣民都有理由让酷吏（特务）们不得好死，但头脑清醒、为社稷负责的大臣却不能由着皇帝和多数人的心意这么干。

因为历来的特务统治，其最坏的结果还不只是杀害了很多正直和无辜的人，而是破坏了正常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秩序，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削弱了公权力的威信。这才是对一个国家和社会最严重的破坏，因为它动摇了国家和社会的根基。

所以，真正怀有公心的大臣，必然不能采取“以怨报怨”的手段对酷吏（特务）们进行复仇，这样只会加剧对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伤害。真正想要拨乱反正，让国家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秩序重回正轨，最好的办法就是“以直报怨”——按照国家法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我们看到，以顾雍、阚泽为代表的这些公忠体国的大臣，正是这么做的。

正因此时的东吴还有这帮大臣在，所以尽管孙权已经开始昏聩，吕壹的倒行逆施也一度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可东吴帝国还有自我修复的力量，还能暂时保持朝野的安定。

当然，此时的孙权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理智，因此没让吕壹在丧心病狂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这点也是不能否认的。

吕壹死后，孙权试图修复与军方高层的关系，便派了一个叫袁礼的中书郎去慰问了一圈，一方面表达朝廷的歉意，一方面听取诸位高级将领对朝政的意见。

袁礼慰问的对象，包括陆逊、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潘濬等人。

然而，孙权此举，却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目的。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人，都以只知军务、不掌政务为由，拒绝对朝政发表意见，还把皮球踢给了陆逊和潘濬。而当袁礼去拜会这两人时，陆逊和潘濬则双双演起了悲情戏，没说几句话便涕泪横流，一脸悲苦之状，且眼神中还透露着恐惧和不安，反正就是不言朝政之事。

很明显，东吴这些社稷重臣此刻的做法，既是心有余悸、明哲保身，也是在用一种委婉的方式给皇帝甩脸色——我们当时极力劝谏你不听，现在你想听，我们还不想说了。

说白了，孙权跟陆逊等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再也回不到当初了。

“信任”这种东西，就像一块擦得很干净的玻璃，透明、脆弱、易碎，人们平时往往不怎么意识到它的存在；可它一旦破裂，不仅会对人造成伤害，而且不管用什么办法，都永远不可能令它恢复原状。

特务吕壹，就是一头撞碎了这块玻璃的人。

而纵容吕壹去撞玻璃的人，正是孙权自己。

意识到这帮重臣是在用消极抵抗的方式表达对他的不满，孙权很生气，便专门下了一道诏书，把陆逊、诸葛瑾等人全点名批评了一遍，然后做了一番自我辩解，说：“我听了袁礼的奏报后，内心怅然，深感困惑！天下只有圣人才不犯错误，只有绝对明智之人才能看清自己。人的一举一动，怎么可能都正确呢？我曾经伤害过诸位，拒绝过诸位的好意，那只是一时疏忽，当时并未察觉，以致今日诸君为了避嫌都不敢开口。”

接着，孙权打起了感情牌，试图重新凝聚这帮重臣的心：“我与诸君共事，从少到老，头发都白了一半，我自认为还是表里如一、与诸君推诚相见的。不论在公在私，我与诸君都是相互成全的关系。在大义上，我们是君臣，可在私情上，却犹如兄弟骨肉。我们祸福与共，悲喜相通。若是忠臣，就不该隐瞒心中所想；若是智者，就不该藏起谋略计策。在事关朝政的大是大非上，诸君又岂能袖手旁观呢？”

诏书的最后，孙权举了历史上的齐桓公和管仲为例，号召大家向管仲学习。他说：“我与诸君同在一条船上，商议朝政不找诸位又能找谁呢？从前，齐桓公做了善行，管仲没有一次不赞扬，有了过失，管仲没有一次不劝谏。若是劝谏得不到采纳，就一直进谏不止。如今，我明白自己不如齐桓公，而诸君却不肯出言谏诤，仍然心存疑虑。就此言之，我不比齐桓公差，却不知诸君跟管仲比，又如何呢？”

看得出来，这道诏书，孙权写得很用心，言辞不可谓不恳切，态度不可谓不真诚。想必陆逊等人看了之后，多少都会被他打动。

可令人遗憾的是，很快孙权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就算大臣们劝谏，且意见正确，大多数时候他也听不进去。此后，孙权虽然不再实行特务统治，但昏聩、猜忌和暴虐却有增无减，导致东吴政局发生了剧烈动**。而东吴原本还算

强盛的国力，就在孙权的一次次折腾中渐渐衰落了……

就像孙权自己讲的，他跟齐桓公还真的很像，年轻时励精图治，到老来却一塌糊涂。如此，就算他手底下有十个八个管仲，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