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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三国归晋刘禅乐不思蜀孙休猝然驾崩（第3页）

当然，从做一个寓公安度余生的角度讲，刘禅感受不到正常人都会有的悲怆和痛苦，反而是一种幸福。说到底，不管是当初在成都当皇帝，还是如今在洛阳做寓公，只要有声色犬马供他娱乐，刘禅的逍遥日子都照样过，丝毫没什么损失。至于什么“兴复汉室”“北定中原”，那都是诸葛亮和姜维那些人该操心的事，似乎从来与他刘阿斗无甚干系。所以“乐不思蜀”又何妨？凭什么他就不能乐乐呵呵地享受这安安稳稳的幸福呢？

与其“人间清醒”，却活得痛苦不堪，不如难得糊涂，拥抱每天的“小确幸”。反正百年之后，谁又不是荒郊野外的一抔黄土呢？

西晋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在洛阳做了七年寓公的刘禅寿终正寝，享年六十五岁。

就在刘禅东迁洛阳的这一年七月，吴帝孙休突然发病，且病情凶猛，一下就不能说话了。他以手书急召丞相濮阳兴进宫，然后命太子孙（wān）出来拜见。孙休躺在病榻上，用一只手抓着濮阳兴的手臂，用另一只手指着孙，意思就是托孤了。

同月二十五日，孙休病逝，年仅三十岁。

正值盛年的皇帝突然驾崩，而太子孙年纪尚幼，刚刚安稳了几年的东吴又走到了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

当时的情况是，蜀汉灭亡了，东吴朝野难免有唇亡齿寒之忧；此外，交趾一个叫吕兴的郡吏又于去年五月杀死郡守，发动了叛乱。值此内忧外患之际，若立年幼的孙为帝，危险系数无疑会大大增加。所以，要保证东吴社稷的稳定，唯一的办法，就是违背孙休的遗愿，放弃孙，改立一个年长之君。

为此，一个叫万彧的左典军（左翼禁军统领）极力建议，应由乌程侯孙皓入继大统。这个万彧曾任乌程县令，与孙皓私交甚笃，所以他的举荐，虽不能说完全没有公心，但出于私利的成分更大。

孙皓是故太子孙和之子，时年二十三岁，不论身份还是年龄，应该说都是皇帝的合适人选。万彧遂屡屡向濮阳兴和张布建言，称孙皓“才识明断”，大有当年孙策之风，且既好学又奉公守法云云。濮阳兴和张布商议之后，也觉得可行，就向太后朱氏请示。

朱太后说：“我一个寡妇人家，又怎知社稷大事？如果对吴国无害，且令宗庙有所依赖，就行了。”

于是大计遂定。同月，东吴朝廷迎立孙皓为帝，改元元兴。

孙皓上位伊始，便表现出了大有作为的“明主”气象，令东吴朝野颇感惊喜。史称其“发优诏，恤士民，开仓廪，振贫乏，科出宫女以配无妻，禽兽扰于苑者皆放之。当时翕然称为明主”（《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江表传》）。

就是说，孙皓一登基，便发布宽仁的政策，抚恤士人百姓，大开粮仓，赈济贫民，并将大批宫女遣送出宫，许配给无妻者，还把跑到禁苑中的禽兽悉数放归山野。所以当时的东吴臣民，无不交口称赞，都说孙皓是一位明主。

然而，让濮阳兴、张布和东吴臣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切，都是假象。

孙皓很聪明，他知道自己从一个小小的乌程侯骤然成为皇帝，在朝中毫无根基，所以必须得做这样一番表演，才能收揽人心、巩固权位。

而既然只是表演，那就有卸下伪装、暴露本来面目的时候。没过多久，孙皓的这场“明主秀”便戛然而止了。东吴臣民万分惊讶地发现，孙皓的本来面目非但与所谓的“明主”相去甚远，而且大有“昏君暴君”的潜质！

用《三国志》的说法，孙皓“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因而令“大小失望”。就是说，孙皓得志后就开始猖狂，骄傲粗暴，不可一世，且性情猜忌，贪恋酒色，因此朝野上下无不大失所望。

对此，最为痛心疾首且后悔不迭的，非濮阳兴和张布莫属。

这两位宰执重臣，本来可以按照孙休的遗愿，拥立幼主，然后稳稳当当地做他们的顾命大臣，这辈子便能权力常保、富贵无忧了。可偏偏他们出于一念公心，拥立了这个看上去成熟稳重的孙皓，不料竟是这种结果。

事已至此，后悔无益，濮阳兴和张布只能想办法亡羊补牢——既然这小子不行，那就废掉他，再换一个行的上来。

可是，还没等他们采取行动，便有人跟孙皓打了小报告。

东吴元兴元年（公元264年）十一月初一，孙皓突然命人将入宫参加朝会的濮阳兴和张布双双逮捕，同日将他们流放广州，然后刚一上路就把他们杀了，旋即夷灭了二人的三族。

孙皓的反应之迅速、行动之果断，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此时距孙皓上位，才刚刚过去三个月。

同日，孙皓便任命自己的岳父滕牧（滕胤族人）为卫将军、录尚书事，令其一举掌控了京畿的卫戍部队及朝廷的机要大权。

孙皓在此次行动中表现出的刚猛果决，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倘若他把这样的能力用在国计民生上，那东吴的中兴就指日可待了。只可惜，孙皓并不关心国计民生。他喜欢干的事情，自始至终只有两件：一是肆意杀戮，二是穷奢极侈。

最终，孙皓只能作为一个昏庸暴虐的亡国之君，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