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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北伐 戴着镣铐跳舞（第2页）

同年秋，姜维率部北上，进入魏国控制的雍州，在麴山（今甘肃岷县东）附近修筑了两座要塞，命麾下将领句安、李歆分别驻守，同时掳掠了当地羌人的妻儿做人质，迫使他们出兵袭扰附近郡县。

魏征西将军郭淮得到战报，立刻与雍州刺史陈泰联兵抵御。陈泰建议直接进攻蜀军在麴山的要塞。他说：“麴山要塞虽然坚固，但远离蜀国本土，粮秣补给困难，必会驱使羌人服劳役，而羌人绝不会甘心。我军若围困麴山要塞，定可兵不血刃，将其攻取。敌人纵然出动援军，但山高路险，对他们的行动将极为不利。”

郭淮采纳了陈泰的意见，旋即命他率讨蜀护军徐质、南安（治今甘肃陇西县东南）太守邓艾，迅速进兵，包围了麴山要塞。

跟钟会一样，这个邓艾，后来也成了蜀汉的掘墓人——就是他发动了一场匪夷所思的千里奇袭，一口气杀到成都，直接导致了蜀汉的覆灭。

陈泰等人将麴山的两座要塞团团围困后，又出兵截断了蜀军的补给线，并切断了水源。蜀军立刻陷入困境。句安和李歆不得不出城挑战，但魏军却坚守不出。句安和李歆被迫对所剩不多的粮食实行了严格的配给；而饮用水方面，所幸此时的陇西已开始降雪，他们极力收集雪水，才避免了断水之虞。

姜维得知要塞被围，亲自率军前去援救，却在牛头山（今甘肃岷县）遭到了陈泰的阻截。

陈泰对左右说：“兵法贵在不战而屈人之兵。眼下，只要我们占领牛头山，就能切断姜维的退路，必可将他生擒。”随后，陈泰命部众坚守营垒，不准应战，同时派人飞报郭淮，请求郭淮火速进军，占领牛头山。

郭淮依计而行，率部直趋洮水。姜维担心后路被断，只好撤军。而坚守麴山要塞的句安、李歆二部，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之下，不得不放下武器，投降了魏军。

郭淮遂掉头向西，攻击叛乱的诸羌。此时，邓艾提出建议，说：“姜维并未走远，或许会杀回马枪，应分兵戒备，以防不测。”郭淮随即命邓艾驻防白水（今白水江）北岸。

果然不出邓艾所料，三天后，姜维就命部将廖化杀了回来。因邓艾在北岸堵着，廖化便在南岸扎营，与邓艾对峙。一连数日，廖化都没有主动进攻的迹象，甚至连挑战都没有。邓艾觉得不对劲，对左右道：“敌人果然杀回来了。不过，我军兵力少，按说廖化应架设浮桥，强行渡河才对，可现在却按兵不动，这恐怕是姜维故意命他牵制我们，然后姜维很可能会向东偷袭洮城（治今甘肃岷县东）。”

洮城位于白水北面，距邓艾军营六十里。邓艾摸准了对手的战略意图后，遂连夜率部北上，悄悄进驻洮城。次日，姜维果然带着主力杀到了城下。可此时邓艾早已严阵以待，姜维意识到战机已失，只好撤军。

自从姜维在北伐前线独当一面以来，曾多次对陇西发起进攻，但基本上都跟这回一样，劳师无功，败多胜少，始终没什么建树。究其原因，首先是魏国大将郭淮、陈泰、邓艾等人都善于用兵，他们头脑冷静，判断准确，行动果决，所以姜维根本无机可乘；其次，姜维一直遭受着来自内部的压制，故而难以施展拳脚。

这个内部的压制力量，就是费祎。

《三国志·姜维传》记载，“（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我们前文说过，诸葛亮的五次北伐，其中只有第三次北伐（袭取武都、阴平）出兵最少，估计是一两万人，其余应该都在五万到八万之间，最后一次甚至达到了十万。而费祎给姜维的兵，每次都不超过一万人，那还有什么戏可唱？

历史上固然有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但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兵力强的一方握有更多胜利的筹码。所以，长期遭到费祎压制的姜维，就很难在北伐上取得可观的战果。若仅就兵力而言，他对陇西的进攻甚至都不好意思称为“北伐”，或许称为“袭扰”更合适。

那么，费祎为什么要压制姜维呢？

有主观、客观两方面原因。先说客观原因，费祎本人曾对姜维解释过为什么给他的兵那么少。其原话是：“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三国志·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

这段话的大意是：你我的能力远远不如诸葛丞相，连他老人家都不能北定中原，更何况我们呢？不如暂且保国安民，敬守社稷，至于北定中原的功业，就留给将来有能耐的人吧，切不可心存侥幸，企图一举决定成败。若不能成功，到时后悔都来不及。

费祎这么说，固然有他的道理。毕竟蜀汉国力弱小，的确经不起大的失败，与其倾尽国力去打一场胜算渺茫的战争，不如收缩自保，也给后人攒一些家底。

然而，这个道理也只是对了一半。因为蜀汉自立国以来就始终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主动进攻，总有一线希望，但有可能把自己折腾死；消极防御，固然可偷一时之安，但最后可能是坐着等死。

基于这样的悖论，费祎的说法就很难用对错来衡量，只能说他有他的立场和选择。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费祎压制姜维的主观原因。

其实这个原因也很简单，自从蒋琬、董允死后，费祎就成了蜀汉政坛的老大，姜维就成了老二，倘若让老二在北伐战场上取得成功，那老大的地位岂不就岌岌可危了？即便姜维没有抢班夺权之心，身为老大的费祎也不可能没有提防之意。

国际社会上，向来有所谓老大打压老二的“修昔底德陷阱”[1]，人际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从这个意义上讲，费祎刻意控制姜维的兵力，就不单纯是出于顾全大局的公心，而是同时也有出于政治利益的私心。

因此，姜维的北伐，说白了就是戴着镣铐跳舞，怎能指望有什么优美的舞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