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乱:两步臭棋,一场劫难
除掉了逆贼董卓,王允和吕布就成了朝廷的功臣,自然是要论功行赏。
王允已是司徒,本来便行使着宰相职权,不好再往上升,于是兼了一个“录尚书事”的职务,相当于在总揽外朝的基础上,把内廷的机要工作也管了起来,差不多算是权倾内外了。
吕布更是赢得钵满盆满,不仅升任奋威将军,封为温侯,而且还被赐予“假节、仪比三司”的特殊待遇,并与王允“共秉朝政”,俨然成了朝廷的二号人物。
这里顺带解释一下,“假节”的意思,是持有皇帝的节杖,代表皇帝亲临,拥有诛杀之权,类似于后世戏剧舞台上经常出现的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仪比三司”,意指未任三公而享有三公的同等礼遇和待遇。
表面上看,王允和吕布一文一武,共同辅佐刘协,似乎给劫后余生的大汉朝廷带来了希望。如果二人能够勠力同心、精诚合作,还是有机会在关中创造一个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的。
然而,很多人能做到“同患难”,却往往很难做到“共富贵”。因为后者比前者更考验人性。当王允和吕布面对同一个敌人董卓时,他们必然会为了共同的利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可董卓一死,共同的利益基础就消失了,他们也必然会因利益诉求的变化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分歧与矛盾。
第一个分歧,如何处理董卓麾下那些悍将,如牛辅、李傕、郭汜、张济等人。吕布的意见是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可王允却不同意,他认为这些人没有罪,不该杀。
第二个分歧,如何处理董卓留下的巨额财产。吕布提议,应该把钱分了,凡朝中公卿和军中将领,大家都有份。可王允又拒绝了,这次连理由都不给,反正就是不行。
应该说,王允和吕布因身份和立场的不同,有分歧是很正常的,并没有严格的孰是孰非的问题。而且,有分歧不要紧,大家可以坐下来慢慢商量,总是能找到既顾全大局又符合多数人利益的方法。
只可惜,他们俩并没有这么做。
主要原因在于,两个人都以诛杀董卓的首功之臣自居。尤其是王允,董卓死后,他就成了朝廷说一不二的头号人物,一手掌握了曾经属于董卓的生杀予夺之权。于是,就像董卓随随便便可以杀死张温一样,王允一旦跋扈起来,也是可以任意置人于死地的。
比如一代名士蔡邕,就在这时死在了王允手上。
事情源于董卓被杀当日。那天,蔡邕在王允府上做客,宾主正坐着聊天,然后消息传来,说董卓死了。蔡邕惊愕之余,下意识地叹了口气。就是这一叹,给他惹来了杀身之祸。王允当场就变了脸色,怒道:“董卓是国之大贼,险些倾覆汉室,你身为大汉臣子,理应疾恶如仇,可你却顾念他给你的一点私人恩惠,反而为他悲痛,岂不是同为逆贼!”
说完,就把蔡邕抓起来扔进了监狱。
凭良心说,蔡邕这一声惊叹,纯属人在突遇意外时的自然反应,可王允偏偏上纲上线,进行了一番恶意解读,这就颇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了。
蔡邕也知道自己那一叹相当不合时宜,于是在狱中主动认罪,甘愿承受“黥首刖足”(额头刺字,斩断双脚)之刑,只求王允留下他的性命,让他完成几年前就开始动笔写作的汉朝历史。朝中的士大夫也纷纷替他求情,时任太尉的马日磾亲自去找王允,说:“蔡邕是旷世奇才,熟悉我朝掌故,若能完成这部史书,将成一代巨典,而他的罪名却微不足道,杀了他,岂不令天下人失望?”
王允却不为所动,冷冷道:“昔日,武帝不杀司马迁,以致司马迁写出谤书流传后世。而今,国势衰微,战乱频仍,若是让佞臣在幼主左右执笔著史,不仅无益于主上的圣德,而且会令我们这些人受到妄议和毁谤。”
马日磾无奈,出门后仰天长叹,连声咒骂王允会断子绝孙。
不久,蔡邕便死在了狱中。
从这件事足以看出,大权在握的王允,完全有成为董卓第二的潜质,只不过他杀起人来,手段比董卓温和一些罢了。
连一代名士蔡邕,王允都没放在眼里,更何况一介武夫吕布呢?
据史书称,王允本来就是把吕布当成一名“剑客”看待的——说好听点是剑客,说难听点就是武夫。此前,他之所以表现出一副“折节下士”的样子,对吕布嘘寒问暖,无非是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现在没有这个需要了,大领导的架子肯定得端起来,对吕布自然就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
而吕布身为亲手诛杀董卓之人,理所当然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加上他的性格本来就比较骄矜自负,这下更是牛皮烘烘、眼高于顶,两项提议均被王允驳回,自然是一肚子不爽。
于是,吕布决定甩开王允,自己动手去对付牛辅那帮人。
此刻的吕布绝对没有料到,他这个举动,将引来一场滔天大祸。
他命亲信李肃前往陕县,声称有天子诏书,要诛杀牛辅。牛辅当然不会束手待毙,就把李肃打得大败而逃。吕布大怒,斩了李肃。
牛辅虽然赢了一仗,但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却没了主意。正忧惧不安时,某天夜里军营又发生骚乱,牛辅吓得带上几个亲兵连夜出逃。可还没跑出多远,左右亲信就砍下了他的脑袋,往长安邀功请赏去了。
牛辅的部将李傕、郭汜等人,之前被派往中牟攻击朱儁,顺便在陈留、颍川一带洗劫百姓,此刻回到陕县,才知道大老板董卓和上司牛辅都死于非命了,顿时六神无主。没办法,只好派人去长安,请求朝廷赦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