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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抗力挽狂澜羊祜矢志伐吴(第3页)

这一层,陆抗和羊祜都是聪明人,彼此自然是心照不宣。但这个道理碰上蠢人,就说不清楚了。比如吴主孙皓,得知陆抗竟然跟羊祜好得跟多年知己似的,大为狐疑,便下诏质问。陆抗只好跟这个愚蠢的领导解释道:“一个村落,一个乡镇,尚且要讲信义,何况是大国之间的交往呢?臣若不这么做,羊祜正好彰显其恩德;就算臣反其道而行之,对他也没什么损害。”

孙皓理解不了这种“攻心战”层面的微妙博弈,于是听信了其他将领的谋划,屡屡发兵袭扰晋国边境。陆抗上疏劝谏,认为这种小打小闹没有任何意义,反倒会令吴国陷入“穷兵黩武,劳师糜饷”的境地,实属得不偿失。

然而,孙皓根本不听,仍旧一意孤行。

东吴凤凰三年(公元274年,西晋泰始十年)七月,时任大司马的陆抗患上重病,自知不豫,便给孙皓上了一道奏疏,尽了自己最后的职责。

他在奏疏中说:“西陵、建平二地,都是国家的藩篱,位处长江上游,两面受到敌人压力。若敌人的舰队顺流而下,疾如流星,迅若闪电,必定来不及等到援军来解救危难。此乃社稷安危的关键所在,绝非边境的小小侵扰。臣父陆逊,从前在西部边陲时,就曾上奏说:‘西陵乃国之西门,虽然易守,却也易失。一旦失守,非只失一郡,而是整个荆州都将不再为吴国所有。若有危险,必须倾全国之力争夺。’

“臣此前请求增加精兵三万,可朝廷依据常规,不肯派遣。自从步阐之乱后,西陵的兵力损耗甚大。臣所统辖的疆土,有千里之广,对外要抵御强敌,对内要镇抚诸夷,可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部众仅有数万,且久在沙场,疲惫不堪,难以应付紧急事变。

“臣愚昧地认为,诸位亲王年纪尚幼,没有统御兵马的必要,反而影响国家的防务(孙皓于去年封其子弟十一人为王,每人领兵三千,共计三万三千人)。此外,宫中黄门宦官又广为招募卫队,而民众逃避兵役,纷纷加入其招募行列。请陛下专门加以调查,剔出逃避兵役之人,补充到受敌压力大的边防重地,使臣所部能有八万的足额,然后摒弃众务,专心御敌,庶几可保无虞。若其不然,深可忧也!臣死之后,万望陛下以西部边陲为重。”

奏疏呈上,陆抗便溘然长逝了,终年四十九岁。

可对于陆抗临终前苦口婆心的叮嘱,孙皓却置若罔闻。他非但没有加强西陵的兵力,反而把陆抗原有的部众一分为四,分别交给了他的四个儿子:陆景、陆玄、陆机、陆云。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推恩”之举,事实上却是通过分割的办法削弱陆抗旧部的势力。其动机,自然是出于对大将的猜忌。而他这么做的结果,相当于自己拆掉了“国之西门”上的门闩,从而为几年后顺流东下、大举入侵的晋国水军扫除了障碍。

简言之,孙皓此举,就是在自毁长城。

陆抗的去世,对于司马炎和以羊祜为首的晋国主战派而言,显然是一个好消息。

西晋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十月,司马炎擢升羊祜为征南大将军,其用意自然是准备让羊祜总揽伐吴大计了。

这几年,羊祜一直在训练士兵,修缮兵器,加强军备。所以一接到这项任命,他立马心领神会,旋即上疏,请求伐吴。

他在奏疏中说:“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吴会,令海内得以休养生息。然而吴国背信弃义,屡屡侵犯边境。命运和时机虽是上天安排,但完成功业却在于人的努力,若不一举扫灭东吴,那兵戈便永不止息。当初平定巴蜀时,天下人都说吴国很快也会灭亡,但时至今日,已过去了十三年。各种谋划很多,但决策者必须乾纲独断。

“自古以来,凡是依靠地势险阻得以保全者,是因为各方势均力敌。如果实力相差悬殊,虽有险阻,也无法保全。当初的蜀国并非没有险要地形,都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可到了进兵之日,却看不见藩篱的限制,大军乘胜席卷,直抵成都。

“如今,长江、淮河之险,不如剑阁,而孙皓的残暴,则远超刘禅;东吴人民的痛苦甚于巴蜀,而我大晋的兵力却比当时强大。若不在此时平定四海,却只固守边界,令天下总是处于战乱之中,非长久之计。

“臣建议兵分四路:命益州之兵水陆并进,沿江东下;命荆楚之众进逼江陵;命豫州之兵直指夏口;再命徐、扬、青、兖四州之众会攻建业。东吴要抵抗四面大军,必定兵力分散,处处告急。我军只要有一处突破,吴国便会朝野震动,就算再有智慧的人也无法挽救。东吴以长江天险立国,东西数千里,处处受敌,将疲于奔命。而孙皓又纵情任性,猜忌臣下,朝廷不信任将领,士众受困于荒野,既无保卫国土之计,又无决一死战之心。平日里,吴军将士尚且三心二意,大兵压境之际,必有响应我军之人,绝对不可能上下同心,为国效死。

“而且,东吴的军队,攻势虽凌厉,但难以持久,武器又不如我国,唯有水战是他们的强项。可到时候,只要我军全面攻入吴境,他们便无法保住长江,只能退守城池,长处无从发挥,就更不是我军对手。我军深入敌人国土,人人皆有死战之志;东吴士兵在自己家乡作战,难免瞻前顾后,生出离散之心。如此,我军一旦开战,不须多时,必可克敌制胜!”

对于羊祜的这番建言,司马炎深表赞同。

不过,当时河西的鲜卑首领树机能正在凉州作乱,势力正盛,所以朝臣大多深以为忧。羊祜再度上疏,说:“扫灭东吴之后,胡人自然平定,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完成灭吴之功。”可多数朝臣还是不以为然,尤其是以贾充、荀勖为首的一帮重臣,都坚决反对。

尽管司马炎也一心想要灭吴,但满朝文武中,只有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等寥寥数人支持他,反对派终究占了大多数。因此,司马炎也只能暂时按下不表。

羊祜深感无奈,慨然长叹道:“天下不如意事,总是十常八九啊!天予不取,岂不是令后来人憾恨!”

就这样,伐吴大计又搁置了一年多。

到了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春,羊祜身患重病,回朝安养,于是再度向司马炎面陈伐吴之计。司马炎甚为嘉许,可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不便频频入宫,便命张华到羊祜府上,去跟他商讨具体的计划。

羊祜对张华说:“孙皓暴虐至极,今日伐吴,不战而胜的机会很大;若是等孙皓死了,吴国人拥立一位明主,到时候就算我们有百万之众,也难以越过长江,必将后患无穷啊!”

张华深以为然。

羊祜知道自己已不久于人世,便对张华道:“能完成我的志愿的,就是先生啊!”

司马炎打算让羊祜带病出征。可羊祜深知自己已然无法承担这项重任,便回复道:“攻取吴国,不一定非臣亲自前往不可。问题在于,平定东吴后,陛下恐怕要多多思虑了。功名之事,臣不敢居之,只希望取得东吴后,陛下能审慎选择治理之人。”

是年十一月,羊祜陷入弥留状态,临终前举荐杜预作为自己的继任者。

同月二十六日,司马炎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同日,羊祜去世,终年五十八岁。

司马炎十分悲伤,为之痛哭。由于这天的天气极为寒冷,以至于司马炎“涕泪沾须鬓,皆为冰焉”(《晋书·羊祜传》)。

羊祜病逝的消息传到荆州,老百姓居然主动为之“罢市”,以示哀悼,大街小巷则是一片哭声。就连东吴的守边将士闻讯,也都为之落泪。羊祜生前,喜游岘山,襄阳人就在山上给他立了块碑,年年祭祀,而看到石碑的人,都忍不住流泪。这块碑,从此就被称为“堕泪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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