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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谋子司马懿再立新功（第1页）

“老谋子”司马懿再立新功

曹魏主少国疑、权臣当道、内部政局不稳，这对东吴来讲，无疑是个好消息。

东吴赤乌四年（公元241年，曹魏正始二年）春，吴零陵（治今湖南永州市）太守殷礼上奏孙权，提出了一个全面进攻曹魏的计划。他在奏疏中说：

“如今，上天厌弃曹氏，曹丕、曹叡父子相继丧亡，当此龙争虎斗之时，竟然让一个幼童坐上了君王之座。臣建议，陛下应御驾亲征，征调荆、扬二州的全部人力物力，青壮的编入军伍，老弱的负责后勤运输。同时，请蜀汉出兵陇右，配合进攻；然后，把主力交给诸葛瑾和朱然，命其直指襄阳；再命陆逊、朱桓率偏师进攻寿春；陛下则进军淮河以北，攻击青州和徐州。

“如此一来，魏国的襄阳、寿春被我军围困，长安以西又要抵御蜀军，许昌、洛阳等心脏地带势必空虚。而我军四路并进，其国内必定生变，会有臣民做我们的内应。届时，两军将帅对决，他们顾此失彼，若一军战败，则三军离心。而我军则乘胜北上，攻城略地，必能平定中原。

“然而，倘若我们不举全国之力投入战场，而是像从前那样只出动少数部队，轻率出击，那就不足以成就大业，稍有失利便撤退，致使军民疲惫，声威受损。总之，屡屡出兵的结果，只能令战力衰竭，绝非上策。”

殷礼这个“全面开战”的计划，理论上是没有错的，因为东吴的综合国力远不及曹魏，所以小打小闹根本没用。想要战胜曹魏，只能全面动员、倾尽国力，才有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是从实操层面来看，这个计划却显得过于冒进，大有孤注一掷的味道，而且太过理想化，缺乏相应的后备方案——举全国之力打一场战争，万一最后失败了怎么办？岂不是连自保都成问题？

计划好提，但孙权作为最终决策者，决心却没那么好下。

经过一番考量，孙权还是否决了这个计划。

当然，他之所以否决，既可以说是出于审慎，也可以说是出于保守。毕竟这一年，孙权已经六十岁了，过去的雄心壮志已然渐渐消泯。跟北定中原、统一天下比起来，毋宁说，孙权现在更在乎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皇帝宝座，以及如何把现有的江山平稳地传给下一代。

即使雄才大略如曹操，在六十一岁那年打下汉中后，不也生出了倦怠之心，没有乘胜南下、扫平益州吗？孙权如今的保守与倦怠，跟当年的曹操基本上如出一辙。

不过，保守归保守，趁曹魏现在“主少国疑”，打一仗还是很有必要的，说不定能捞点儿便宜。

这一年四月，孙权部分采纳了殷礼的建议，虽没有举全国之力出战，但还是派出了四路兵马，从东、西两个方向对曹魏发起了进攻：

东线，命卫将军全琮出建业，进攻寿春；由威北将军诸葛恪予以策应，出皖口（今安徽怀宁县东），进攻六安。

西线，命征北将军朱然出乐乡（今湖北松滋市东北），进攻樊城；由大将军诸葛瑾予以策应，出公安（今湖北公安县），进攻柤中（今湖北南漳县东）。

可是，正如殷礼所言，打曹魏，不拼尽全力是没有用的。眼下孙权四路出兵、两线开战，貌似声势浩大，实则出动的兵力并不多，对战果也没有特别大的期待，所以结果只能跟以前一样——雷声大雨点小。

东线战场，魏征东将军王淩和扬州刺史孙礼，联手迎击吴军，与全琮所部在芍陂（今安徽寿县西南）会战。全琮战败，迅速撤退，只一个回合就偃旗息鼓了。而负责策应的诸葛恪，在六安似乎也没有取得任何战果。

西线战场，魏荆州刺史胡质从宛城出兵，轻装急进，驰援樊城。当时城池已被吴军朱然部围困，属下建议胡质说：“敌军兵力不少，我们恐怕不宜太接近城池。”胡质却道：“樊城城墙低矮，守兵又少，必须火速赴援，否则就危险了。”随后，胡质率部进抵樊城，与吴军在城下对峙。守军原本惶惶不安，见援兵抵达，这才安下心来。

然后，这场围城仗一直打了一个多月，朱然攻不下城池，胡质也赶不走他，双方陷入了相持状态。而负责策应的诸葛瑾进抵柤中后，也没能打下来，只是在城外袭扰抄掠。

此时，司马懿虽然已被剥夺实权，但毕竟还是朝廷的太傅和辅政大臣，身负社稷安定之责，且若想保持对朝政的影响力，避免进一步被边缘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新的战功。因此，于公于私，他都没有理由在洛阳安坐不动。

司马懿旋即主动请缨，上奏曹芳：“柤中的汉人和夷人共有十万之多，被隔在汉水之南，流离无主。而樊城被围已一个多月，局势危险，臣愿出兵征讨。”

然而，司马懿的奏疏呈上后，迎来的却是一片反对之声。

据《晋书·宣帝纪》记载：“议者咸言，贼远来围樊，不可卒拔。挫于坚城之下，有自破之势，宜长策以御之。”就是说，朝廷的主要决策者们都认为，敌人远道而来，围困樊城，难以在短时间内攻下。而且，他们在坚城之下受挫，已经显露出不攻自溃之势。所以，朝廷应该考虑的是用什么样的长远策略御敌，而不必在此时劳师远征。

史书没有明说反对司马懿出征的这些“议者”都是谁，但大概率就是何晏、丁谧那帮人。他们很清楚，司马懿一出手，很可能会再立新功，这显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司马懿据理力争，再次上奏，说：“边城受敌而安坐庙堂，疆场**，众心疑惑，是社稷之大忧也！”（《晋书·宣帝纪》）

“安坐庙堂”这四个字，用得十分巧妙。明面上，司马懿是在说自己责无旁贷，不能坐在洛阳不动；暗地里，却是在嘲讽何晏、丁谧等人尸位素餐，只会在庙堂上争权夺利，却无视社稷安危。

这番话说得大义凛然，不仅占据了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制高点，而且暗中给反对者扣下了一顶大帽子。何晏、丁谧等人不便再反对，只好闭嘴。

同年六月，司马懿率军南征，迅速进抵樊城。时值盛夏，南方炎热潮湿，不利魏军久战，所以司马懿一到，便命轻骑到吴营前挑战。此时吴军已在樊城外坚持了两个多月，士气低落，而对手则是刚刚投入战场的生力军，朱然自然不敢迎战，只能闭营固守。

司马懿算准了这一点，开始对吴军大打心理战，一边遴选精锐，组织敢死队，一边大张旗鼓，天天操练，摆出一副要大举进攻的架势。

这一招果然奏效。朱然知道自己再待下去也捞不着便宜，且很可能被司马懿一口吃掉，旋即在某日深夜悄悄拔营，撤出了战场。

司马懿等的就是这一刻，遂命全军追击，在三州口（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东）追上了吴军，轻而易举地打了一场胜仗。据《晋书》记载，司马懿这一仗取得了丰硕的战果，不仅“斩获万余人”，且缴获了吴军的大量“舟船军资”。

当年七月，司马懿凯旋。朝廷因功增加了他的食邑，与前共计一万户，同时把他的子弟十一人全部封为列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