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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姚崇新政 为盛世奠基（第1页）

第七章姚崇新政：为盛世奠基

武街之战结束后的当月，李隆基就以宣慰金城公主的名义主动向吐蕃派出了使者。但吐蕃人显然对新近的大败耿耿于怀，表面上说是愿意与大唐和平共处，但交涉和谈的过程中，大唐的使节明显感受得到，无论是在对方所用的礼仪上，还是言语上都带有强烈的敌意。于是这一情况被及时反映到了李隆基那里。李隆基很快给出了答复，他让使者继续斡旋和谈事宜，同时令边境地区各驻防部队做好备战的工作。

李隆基下令后不久，吐蕃人果然开始了对大唐边地的频繁侵扰。但每次吐蕃军都被大唐的边防部队击退，其中几次还成为唐军内部打小规模自卫反击战的经典范例。在接连失败后，逻些（今西藏拉萨）方面的主战派的呼喊变得越来越底气不足，终于在坚持两年后撑不住了。开元四年（716）七月，吐蕃人暂停了对唐朝西部边境的侵扰，遣使长安请求和解。经过几轮艰苦卓绝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和平的条件，实现了全线停战。

在李隆基边打边谈，以战促和的大思路下，唐蕃双方再次迎来了和平的局面。李隆基之所以同意了吐蕃人的请和，除了考虑到国内发展需要长期和平的外部大环境外，还有另一个不方便吐蕃人知道的原因，那就是李隆基这段时间正在应对登基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这回他所面对的敌人更为不可预测也更加厉害——天灾。

自开元三年（715）五月起，一场百年未遇的特大型蝗灾在帝国的关东地区突然肆虐起来。起初这些成群结队的蝗虫只出没于山东等地，可没过多长时间蝗虫的数量就出现了几何量级的增长，部分粮食主产地的上空甚至出现了成群蝗虫遮天蔽日的恐怖景象。它们所过之处，庄稼几乎粒粮不剩，蝗灾再稍微严重一些的地方，直接就是寸草不生了。

由于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老百姓大都比较憷这成片的蝗虫，不敢进行捕杀，受灾地区的人们只能在田间地头虔诚地焚香，再摆点祭品向老天爷祷告，希望老天爷快点收了撒蝗虫的神通。至于地方上的政府，多半是有心杀虫，无力实施，只有无奈地望蝗兴叹。

在一千多年前，闹蝗灾的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毕竟那会儿还是农业社会，蝗虫吃光了老百姓辛辛苦苦种下的庄稼，农民这一年就相当于白干了。相应地，主要靠收田赋过日子的政府也会收入下降，这就容易引发朝廷的债务危机。蝗灾持续时间短的话还好说，大家一起勒紧裤腰带，减薪节食也许就撑过去了。怕就怕开元三年的这种持续时间特别长、影响范围特别大的。因为如果蝗灾一直持续，让老百姓把口粮和来年的种子都吃完了，而国家又没有钱，无法进行足够的赈济，这就容易引起更大范围的不满，一旦蝗灾还是没有消停的迹象，没收成又没活路的人为了活下去，便只能选择揭竿而起了。

农民起义的力量，大唐的开国领导人们都是见识过的，李隆基也自幼就听说过，因此他很清楚必须要在事态进一步恶化前采取有效行动，防止百姓们被逼上绝路。

姚崇完全认同李隆基的看法。为了应对这次的危机，姚老头儿也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派遣御史下到受灾州县，监督并指导地方政府把群众发动起来，有组织地捕杀蝗虫。

客观地讲，姚崇的这个建议是科学且合理的。然而，这个主意一经提出就有人表示了反对，反对者的理由简单来说可以概况成两个字：太多。

这个疑虑，李隆基同样也有，如今关东蝗虫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咱就算组织人去捕杀了，一时半会儿能杀多少？能杀得完吗？

针对李隆基的担心，姚崇是这样回复的：“正如陛下所言，如今蝗虫遍布关东各地，黄河南北的百姓几乎流亡殆尽，但正是因为这样，朝廷岂能坐视不管，让蝗虫继续肆虐呢？臣以为就算扑灭不完，也比纵其为患要好。”

是啊，蝗虫杀不杀得完，这是能力问题，去不去杀，则是态度问题。就算朝廷组织人手也不能杀光蝗虫，但至少表明了朝廷是和百姓站在一起，有去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意愿，这无论如何比无动于衷要好得多。

在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后，李隆基表示愿意支持姚崇的意见，推行全民捕蝗的行动。但就在这时，一向不怎么说话的卢怀慎却开口提出了新的反对意见。

“蝗虫乃是天灾，岂是人力所能控制得住的？况且杀虫太多，有伤天和。还愿相公再好好想想。”

“昔日，楚惠王靠吞下水蛭治好了自己的痼疾，孙叔敖因为杀蛇而获得了福报。如今这个时候怎能不忍心捕杀蝗虫，却忍心看到老百姓饥饿而死呢？！”

说着，姚老头儿看向在场的所有大臣，发出了掷地有声的最后回答：

“假如杀死蝗虫会有什么灾祸的话，就让那些灾祸通通降临到我姚崇的身上吧！”

宰相的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别的大臣自然无话可说，于是全国性的捕杀蝗虫运动就此开始。

要说姚崇不愧为一代贤相，他在灭蝗问题上不但有决心、有信心，还非常重视灭蝗的具体方法。姚崇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是家庭自主包干灭蝗法加焚瘗之法。简单说来就是让各地方在组织群众时，以家庭为单位，以消灭自家土地上的蝗虫为首要目的，来充分调动大家的灭蝗主动性。在具体的操作环节中，则是利用蝗虫好光亮的习性，通过引蝗虫进入夜间点燃的篝火堆，达到大面积烧杀蝗虫的效果。而且这个焚瘗之法还有个好处，那就是等到烧死一批蝗虫后可以就地把蝗虫的尸体就着草木灰埋进事先挖好的坑里，这样可以让土地提升肥力，增加来年的收成。这也算是让蝗虫变相补偿它们所造成的损失了。

为了让地方官员能够破除迷信思想，更好地配合灭蝗工作，在姚崇的建议下，朝廷还特地给去各地督促灭蝗的御史们加了个捕蝗使的名头。

但是即便宰相放了狠话，朝廷也派了专人，地方上还是有不配合的情况出现，比如汴州刺史倪若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这位倪刺史不只拒不执行朝廷的命令，不允许捕蝗使入境指导工作，还公开上表给皇帝，和姚崇唱起了反调。

倪若水的看法和卢怀慎比较类似，他也主张蝗灾属于天灾，并非仅凭人力就能消除的。他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修德说。

在他看来，蝗虫肆虐，是上天示警。说到底，是朝政大方向出了问题，惹得老天爷不高兴了，因此只有修德政才能予以化解。

为证明自己的理论不是信口开河，倪若水拿出了所谓的历史依据：十六国时前赵的国主刘聪治下曾经闹过蝗灾，政府下令全境捕杀蝗虫，结果危害没能减轻，反而更为严重了。

倪若水的言论很快在朝野间收获了不少人的支持，而在修德说的影响下，原本已经被姚崇说服的那部分人也出现了思想上的动摇，开始纷纷议论朝廷这次出台的灭蝗令的可行性。

姚崇明白，如果他不能在理论的高度上彻底击败倪若水，那么纵使朝廷再怎么强力推行灭蝗令，地方上的情况也不会出现好转。于是姚崇拿起了笔杆子，铺平了纸张，开始写信。

首先当然是要让倪若水的历史依据立不住脚才行。

“刘聪是靠着篡位上台的忤逆之君，他的德行当然无法制止妖异事件的发生，而如今天下皆知陛下乃是圣明之主，妖孽怎么可能胜得过圣天子的德行？”

这句话的潜在意思是你一直坚称蝗灾是天降警示，必须要修德政来化解，难不成是在暗示宝座上的那位昏庸无道，所以才遭到了天谴吗？

虽然史书上没有记录倪若水读这封回信时的状态，但我相信，在读到这句话时，倪刺史的脑门上应该已经冒出冷汗了。

不过，先不要慌，倪兄台，毕竟更要命的一句，还在后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