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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曾经有个荔枝节，借品尝新鲜荔枝的机会招商，可谓荔枝搭台，经济唱戏。由于招商效果一年不如一年，最后荔枝节改成了“高交会”，高新技术搭台，招商引资唱戏。现在这种大庙会式的“高交会”也面临模式创新。首届读书月是在“高交会”问世的第二年推出的，当时普通市民的普遍感觉是讶异，都以为这不过又是一个心血**的政绩工程，不出三届定会无疾而终。然而，深圳读书月一搞就是20年，而且好像越来越火爆，规模越来越大，规格越来越高，参与的市民也越来越多。

不是读书日，不是读书周，不是读书节，而是读书月，一年的112，跟读书死磕上了。这群知识分子，熟读书、推崇书，仰慕书香社会，有些书卷气，自尊心尤其强，受不了“文化沙漠”的评价。他们初来深圳的时候，也说深圳是“文化沙漠”，等他们成了深圳的一分子，就急不可耐地想摘掉“文化沙漠”的帽子。换作“老广”抑或是香港人，都会对“文化沙漠”的指斥一笑置之，但是这群多少有些自诩清高的中原知识分子，却绝对敢以毕生精力同“文化沙漠”对抗到底。一年才一个读书月，10年、20年的读书月，总时间不过一两年光景，太小意思了。怪不得金庸说：一个新的城市能有如此欣欣向荣的读书尚学风气，是我没意料到的。

（2）谁在“死磕”读书月？深圳读书月的利益支撑点是什么？

单有发起者和推动者的意志力，并不足以说明深圳读书月的20年坚持。读书月活动持续开展20年，背后的利益支撑是什么？政府支持是必要前提，但是从账面看，政府的拨款微乎其微。前5届读书月，每年的专项资金只有区区80万元，第5届以后逐年递增，最高也不过每年四五百万元，不超过1000万元。10年读书月的总开支不够修1千米的高速路。即使算上市财政之外的各区、街道、社区的配套资金跟进，政府对读书月活动的投入也依然有限。

分析一下读书月的“深圳模式”：政府倡导、专家指导、社会参与、企业运作、媒体支持。这里，政府的作用仅限于“倡导”，真正“运作”读书月的是企业。深圳读书月组委会从第5届开始，实行委托承办制——由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承办。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再以总承办名义寻找企业加盟，将运作市场化。正是在这样的运作机制下，万科地产、卓越地产、农业银行、中国移动、杭州银行等品牌企业先后成为深圳读书月的合作伙伴。

在一个年购书量连续排名全国第一、一次书展图书销售量多达2000多万册的城市，由企业主导运作读书月似乎是不二之选。然而企业运作的读书月会不会太向企业利益倾斜，导致读书月“益商家，不益读者”？

先看看深圳河对岸的香港书展。香港书展被誉为“世界上参加读者最多的书展”，在暑期举行，非常受假期中的中小学生欢迎；香港书展期间购书大幅优惠，参展图书低至5折销售，非常受市民欢迎；演讲嘉宾也是形形色色，非常多元。

反观深圳读书月，定在每年11月，学生参与非常不便；购书优惠少，重批发不重零售；演讲嘉宾清一色“阳春白雪”，高处不胜寒。难怪有深圳学者坚决要求深圳读书月改期：把读书月的时间改在暑假期间，方便广大的大中小学生参与读书月活动。他们认为，年青一代才是读书月活动最应该关注的群体，读书种子要从他们当中培养。

他们还要求读书月要惠及市民，并建议给市民发购书卡，让市民切实感受到读书月跟自己的关系，也多多少少让市民家里有一些书。他们尤其建议读书月要让书唱主角，多办一些书展，多让大家直接跟书接触，多一些书的氛围。这也是深圳书展的部分来历吧。

学者钱文忠说：过去有一种说法，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市民的阅读兴趣就越低。但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以深圳为例，这里的经济如此活跃，市民的阅读兴趣却十分浓厚。

（3）深圳，谁在读书？

“深圳人忙忙碌碌，谁有工夫读书”的印象是不是个误解？这个城市到底谁是真正的买书人、读书人？

据统计，在中心书城，香港读者的购书量占到总量的15%；在罗湖书城，中心书城和南山书城尚未开业时，香港读者的购书量占到总量的17%。节假日时，在书城推着手推车开心“扫货”的香港读者比比皆是。

深圳的图书为何如此有吸引力？一是便宜。香港图书的价格是深圳图书价格的4~5倍，香港图书纸质较好，印工精致，装帧无可挑剔，但书价高得吓人，几乎使内地去的人要“望书兴叹”。一本200页的小说售价为75港元，而同样页码的书在深圳只要15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香港往返深圳的车费，都比不上在香港书店买一部长篇小说的价钱，因此不少港人家中的藏书大半是从内地购买的。二是规模大、品种齐全，像深圳书城这么大的书店在香港非常罕见，这里各种各样的书应有尽有，令香港读者叹为观止。

当然，深圳这座新兴移民城市的主角永远是年轻人，买书、读书也不例外。在这样一个竞争压力非常大的城市，每个人都有危机感，“学习”两字永远悬在头上，大学毕业之后就“把书丢掉”是不可想象的。

如此想来，深圳人的读书热情并不低。深圳图书馆每个月都有多场名人讲座，从来都是爆满。几个大的书城和购书中心，全开在闹市区，无论什么时候去，总有许多人或席地而坐，或站在书架前看得津津有味。一到周末或假期，图书馆和书城用“人头攒动”来形容也毫不夸张。上下班的地铁里、公交车上，捧卷而读的大有人在，实在是其他一些城市很难看到的景象。

学者谢冕说：“在我走过的城市中，还没有看到一个城市像深圳这样，好像每天都过着文化的狂欢节。读书月的持续举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城市不折不挠的文化攀升。”

（4）读书月读的什么书？

读书月，来读书。读的什么书？谁来开书单？历经20年，推荐书目有何变化？

深圳读书月期间总会看到新出炉的书目：“通过广泛征求社会读者和有关专家意见，并经深圳读书月指导委员会专家审定，报组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审议，确定本届深圳读书月藏书与阅读推荐书目100种，附录香港、台北出版机构推荐书目各10种，共20种，第十届深圳读书月优秀青少年读物推荐书目50种、第十届深圳读书月优秀音像电子出版物推荐目录30种。”

林林总总将近数百种书籍音像读物，覆盖面往往甚广。细细对比，就会发现除了经典名著、必读书目、实用理论等“有用之书”以外，建筑欣赏、城市图册、手工制作、心灵文学等“无用之书”也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恩格尔理论阐释，一家人的收入用在“非必需品”的比例越高，说明这家人的生活质量越高。文化是“闲”出来的，不是“制造”出来的，一个城市的推荐书目里渐渐摆脱实用性、目的性书籍，增加了更多开阔视野、陶冶志趣的书，可谓真正精神文明的提升。这是对深圳读书月坚持20年的正面解读和惊喜发现。

但不同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有人认为，书单列的很没针对性，摆在一起面目模糊，每个读者的文化层次不同，不知道是以怎样的标准来定的。

有读者觉得读书月所推荐并打折的那些书，大多其实是些正走红的或已经过了气的畅销书，有点类似超市或商场经常搞的一些促销活动。如同商场所倡导的“我消费，我快乐”一样，读书月的口号也有“我阅读，我快乐”——这一口号忽略了关于阅读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即对真正有意义的阅读而言，重要的并非“阅读”行为本身使你快乐，而是“阅读什么”或“怎么阅读”使你快乐。

深圳学者白金说得比较客观：“书单是谁开的并不重要，开不开书单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开放多元的书评环境，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旨趣去阅读。”

（5）读书月是谁的秀场？

20年读书月，20年名人秀，秀出了哪些名人？这些人对深圳有感情吗？深圳人对这些人有感情吗？读书月仅仅是这些人的商业秀，还是秀出了这些人与深圳的血肉联系？如深圳读书论坛，是国内外首个以读书为号召，以专家学者演讲为形式，以促进城市文化建设和学术文化建设为目的的主题活动。甫一亮相便万分惊艳：饶宗颐、谢冕、余秋雨等6位专家开坛设讲。深圳人格外兴奋地享受着这一文化大餐。此后的读书论坛，没有一届让大家失望，从老一辈的金庸、王蒙、黄永玉，到中青年的周国平、李银河、余华、莫言，再到通过百家讲坛而被熟知的于丹、纪连海，甚至是刚刚冉冉升起的文坛新星张悦然、当年明月等，他们用各种方式，讲述自己的经历、讲述读书的故事。冲着这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读书论坛免费发放的门票总是一票难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