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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深商豹变40年01（第1页）

第10章深商豹变40年01

深圳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先被卷进现代商业涡流的，他们垦荒芜、植高楼、通有无、新建制，以创意为瑰宝，以实利为衡准，事事敢为天下先。凭着敢闯、敢冒险的拓荒者精神，他们冲破旧体制的层层束缚，在南海之滨打造出一座现代化商业都市。这群来历复杂的深圳商人，数量是如此之众，发展是如此之速，影响是如此之巨，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因特虎首倡“深商”概念是在2002年年初，当时因特虎研究深圳已近两年。两年的深圳研究给人的感觉是：深圳的魅力乃在于深商！深商兴盛则深圳兴盛，深商式微则深圳式微，深商可以憧憬则深圳可以憧憬，深商不可冀望则深圳不可冀望。深商的繁荣不是来自对既有财富不择手段的搜刮与聚敛，而是源于对新财富和新价值合乎理性的创造和追求！2007年出版的《深商的精神》和2018年出版的《深商简史》对于深商有全景式的阐述。《易经》云：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小人革面。木心说，豹子一身的皮毛很美，它知道得来不易，爱护得很。君子豹变是由丑变美、由弱到强的过程。深商40年，庞若大象，敏捷如豹。本篇以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为大背景来看深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成长。

改革开放40年，中国诞生了四代各有特点的企业家，他们大致可称为“84派”“92派”“99派”，现在最新的是“15派”。这四代企业家，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按年龄划分的，而是按照一个特定年份的标志性意义划分的，因此各有特点。

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分析过，“84派”应该说叫从无到有，很好地把握了中国短缺经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经过强势扩张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现在处于新老交替的过程；“92派”从黄金时代步入到白银时代，他们的历史机遇在于地产的崛起；“99派”现在还处于互联网的蓝海之中，有的崛起，有的没落；“15派”迅速崛起，迭代分化，他们的命运还处于观察当中。我们今天四代企业家处于同一个舞台，四世同堂，四代同堂。

“84派”：袁庚、王石，蛇口基因

1984年，中国产生了许多直至今天依然举足轻重的商界大咖，因此1984年被中国媒体称为“企业家元年”。

早在1948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eOrwell）创作了一部政治预言小说，书名就是《1984》。书中描绘的1984年的世界是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的极权主义社会。而在真实的中国，从1948年到1984年，企业却浴火重生，逐渐获得了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基本权力。比如，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人事任免、内部管理、奖金分配、利润安排等，这些权力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习以为常，但在当年，却如同打开市场之门的金钥匙。深圳改革开放的经验得到肯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彩车开进了国庆大典。

就在1984年5月，一位名叫王石的年轻人用卖玉米赚的钱成立了一家公司，“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其他都涉及了”，这就是后来的万科。

前后几年，一批“身份不明”的企业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这批带头人中，包括后来赫赫有名的企业家柳传志、张瑞敏、王石、刘永行、刘永好、南存辉、郑元忠、马胜利、潘宁、李东生、李经纬等。他们后来均成为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的领军人物，而1984年正是这一切的起点。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是“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周其仁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那么，深圳“84派”的企业家有什么特点呢？《中国企业家》杂志曾以深圳蛇口企业家为观察对象，总结提出过“蛇口基因说”。

2005年，牛文文还在《中国企业家》杂志工作时就已经注意到，袁庚与蛇口一批企业之间存在着某种精神联系。在蛇口这种小地方，竟然孵化出了平安、招商、万科、华为和中集这些著名的大公司。当时他领着记者几次跑到深圳，努力尝试探寻这种联系。

那是2005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袁庚在家人的搀扶下，走到约定的小咖啡厅里。考虑到见面机会难得，牛文文特意做了准备，想认真地与老爷子聊聊蛇口的事。见面寒暄之后，他发现90岁高龄的老爷子，看上去健康开朗，能清楚地表达意见和看法，但已不适合做一板一眼、一问一答的采访。印象深刻的是，袁庚高度评价了从蛇口走出的这批企业家。他当时一上来就握着与牛文文一道前来的王石的手，嘴里反复念叨：“王老板，干得好！”从进门到离开，老爷子都说了同样的话。席间，他为《中国企业家》杂志和深圳走出的这批企业家题词：“南国之星”和“中国企业家”，落款是“袁庚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五”。（1）

3年后，2008年，《中国企业家》杂志用封面文章刊登了那次采访的成果，标题是《蛇口基因》，向蛇口和袁庚致敬。牛文文在刊首语写了一篇文章《蛇口是一种什么样的基因》。他说他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深圳的企业和广东其他地方的企业很不一样；深圳企业当中，出身蛇口的和华侨城的又不一样。当时，平安、招行、中集、万科、华为这些蛇口企业，已经显现出超群的领袖气质，势贯下一个20年，代表了中国企业未来的方向。这些企业身上有没有共同的“神秘基因”呢？

牛文文分享了他在这3年里对“蛇口基因”的认识：

（1）“公企业”。中国大企业的主流形态，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民营企业，但这些蛇口企业是一个新品种，万科的郁亮说应该叫“公企业”。它们不接受没有大战略大愿景的国有股东，为此不惜换股东，也决不搞MBO或老板个人控股，即便是私人企业华为，老板任正非据说也只有不到5%的股份。于是，它们就取得了一种在国家战略和企业（家）战略之间的平衡，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又保证了强烈的企业家精神——这正好是100年前招商局创始人身上流淌过的血液！

（2）大行业。平安（保险）、招行（银行）、中集（集装箱）、华为（通信设备）、万科（房地产），这些企业的行业选择具有极强的开创性和未来性，不要说在它们创业的那个年代，就是在今天也是非常具有扩张空间的“大行业”。而且，这些行业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们开辟并定义的。为什么这群企业家能够不约而同地选择这样一些“大行业”？要知道，在这些企业发展历程中，充满各种可以赚快钱的行业和业务**，但它们几乎一致地坚守了当初选择的主业——有远见不容易，能坚持更不容易。

（3）不犯法。低调是企业人的本分，在科龙、健力宝、粤海等事件频出的广东，这些蛇口企业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在高速发展的转型经济体里做企业，这份清醒和自爱，格外难得。

不犯王法，这是王石的原话。王石当年选择不私有化，本身也是这种现象的结果。王石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男人都像打出枪膛的子弹，不管出发点多么笔直，最终都会回归到大地上。也许当公司做到万亿级的时候，就会有归宿的问题。尽管万科是他创办的，但他不愿意把万科变成他自己的，不愿意变成他子女的，当然也就不愿意变成外部其他私人的。

现在中国的年轻创业者已经很少能遇到当年王石他们的困境，也很难理解王石他们当年的选择。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创始人同时也是企业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今天像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创业创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既拥有巨额企业财富，也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但是在王石那个年代，他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为什么任正非并没有把公司大部分股份放到自己名下，而是分给了公司8万多员工。这应该是他们那代人的独特的情怀。

“92派”：改制、创业、股市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