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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1月底，袁庚给招商局企业管理培训班的学员上课，再次谈到这句口号，在培训班学员中引发热烈回应。在这次讲课过后的一个星期天，谭筑熙等6名培训班学员，在当时蛇口最热闹的商业街——华苑酒家门前的小广场上再次竖起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比第一块木牌多了两行字。

第二块标语牌的竖立是否得到袁庚的授意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袁庚在对企业管理骨干培训时再次重申了标语内容的意义。不料，1982年的春天，又出现一场针对改革开放的非议，“姓社姓资”之争不断扩大。面对严峻形势，袁庚考虑再三，再一次让人将这块牌子拆除。

第三块标语牌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时，对于改革开放的非议有所减少。1983年8月，时任蛇口工业区宣传处副处长的周为民又想起了这句口号，他认为这句话如同晨钟暮鼓，引领蛇口人以全新的观念与时间赛跑，促进蛇口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创造新的辉煌。宣传处用了一个星期，制作了比前两块大许多倍的巨幅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将其立在港务公司门前。

这块牌子依然引发了争论，所以存在的时间也很短。在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只有12个字，却事关“姓社姓资”的路线之争，哪里能够一蹴而就？但是袁庚就是要做冲破无数人思想禁锢的事。袁庚曾经说，要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设备等，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而要创造一个适应这个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则困难得多。进步的社会、进步的人，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起飞的大前提。蛇口要发展，首先要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

幸运的是，锲而不舍的袁庚不久就等到了一个最佳的机会。

1984年春节，邓小平南下视察深圳、珠海等沿海经济特区，这次视察也被称为“第一次南方谈话”。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经济特区的命名者，也是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此时，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已经过去了6年，创办经济特区也有3年多时间了，这次南下就是要看看经济特区的实践到底是否经得起检验。

得知邓小平要亲临蛇口，袁庚很振奋。在做好接待准备工作之余，袁庚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要求工程公司连夜加班，做出一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立在当时从深圳市区进入蛇口的分界线上。蛇口工业区办了快5年了，这条路到底对不对？“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究竟是对是错？袁庚想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口中得到一个答案。

1984年1月26日早上，经过通宵加班赶工，一块巨大的广告牌矗立在从深圳通往蛇口的路口，蓝底铁皮板上写着12个大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事实证明，邓小平对深圳和蛇口的改革开放建设是满意的。在这次视察后，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一锤定音，消除了当时围绕着口号的种种争议，也给袁庚吃了一颗定心丸。

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和赞许，“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从此广泛传开。这句最能体现商业社会常识、也最能体现改革开放精神的口号，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行为准则，被誉为“第一声春雷”。1984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国庆庆典上，写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蛇口工业区彩车驶过天安门。这句口号从此响彻全国，家喻户晓。

《经济日报》曾热情洋溢地评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机声隆隆的工地上出生，在不绝于耳的争议声中长大。它的“准生证”是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颁发的，它的“成人礼”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大典中完成。书写有这句口号的牌子，在历史的风雨中几经竖起拆下，但至今依然屹立不倒。第四块写着这句口号的牌子甚至由国家博物馆收藏。这句口号迸发出冲破层层束缚的力量，更是深深地镌刻在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中。

蛇口模式和蛇口风波

1981年春天，蛇口工业区“五通一平”一期工程基本竣工，建设指挥部正式更名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引发4分钱奖金争议的600米顺岸码头也已正式投入使用。这一年6月，《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一篇新华社电讯稿《蛇口工业区建设速度快》，首次提出了蛇口方式。此后，蛇口方式又被演绎为蛇口模式，并在日后与“深圳速度”一起，对推动改革开放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蛇口模式，说到底就是对人的利益和责任的尊重。其核心是让企业充分发挥自主权，按照市场法则和经济规律办事，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搞活经济。1979年9月，蛇口第一家合资经营企业“中宏制氧有限公司”落户蛇口工业区，两年中数百家合营、合作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在资金来源、法人地位、股东权益、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按市场经济规则办事，使蛇口在管理上也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市场方式。随后，蛇口开始实行经理负责制，企业定岗位、定成本、定利润；实行员工招聘制，允许员工和人才合理流动，工厂可以解雇工人，工人也可以辞职；工资、住房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蛇口的做法很快扩展到整个深圳特区。这一做法的核心后来被概括为两点：外向型的经济和市场机制的管理。

袁庚执掌的招商局充分运用中央赋予的自主权，敢为人先，大胆突破，进行了分配制度、管理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用工制度、工资分配制度、住房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改革，创造出诸多中国第一。蛇口的这些做法逐渐受到肯定。随着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的对外开放，市场机制迅速扩展，在全国产生了示范效应。之后，效益观点、竞争意识、等价交换、法制观念等市场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个体经济、乡镇企业、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新的经济体不断涌现，奖金、练摊、砍价、打工、下海、跳槽、炒鱿鱼等新词新语开始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观念的改变，这些新生事物的诞生，其实不总是平静的，曾经也激起了惊涛骇浪。

1988年1月13日，蛇口举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会上，70位蛇口青年与3位著名青年工作者——北京师范学院德育教授李燕杰、某部调研员曲啸、中央歌舞团前舞蹈演员彭清一展开了激辩。

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关于“淘金者”的争论。

马立诚的《“蛇口风波”始末》是这样记录这场争论的：

曲啸说：“内地青年有很多人向往特区，想到这里来。但是这些想来的人中间有两种人，有创业者，也有淘金者。在个别人的思想里，想到这里来干什么呢？淘金，挣钱，玩。真想到这里来创业的，有……凡在人群之中，必定有先进的、落后的、中间的。有差异是正常的……就是在座的当中有没有淘金者呢？到这里创业，这是大多数，有没有淘金者？有。”

坐在门口的一个青年说：“希望三位老师能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要讲些空洞的说教。你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

另一位青年问道：“我想问问，我们一些青年到这里承包、租赁，这些人是不是淘金者呢？三位老师对淘金者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是来挣钱、搞商品经济的就是淘金者吗？”

曲啸的回答是：“我说的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不是为了创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也很厚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图这里生活好、工资收入高。如果钱少了，生活又艰苦，就不肯来。我把这类人当作淘金者，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