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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原文是这样的：“溯查多年以来，素悉香港一处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资保卫，今中、英两国政府议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其所定详细界线，应俟两国派员勘明后，再行画定。以九十九年为限期。又议定，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其余新租之地，专归英国管辖。至九龙向通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又议定，仍留附近九龙城原旧码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来停泊，且便城内官民任便行走。将来中国建造铁路至九龙英国管辖之界，临时商办。又议定，在所展界内，不可将居民迫令迁移，产业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筑造炮台等，官工需用地段，皆应从公给价。自开办后，遇有两国交犯之事，仍照中、英原约、香港章程办理。查按照粘附地图所租与英国之地内有大鹏湾、深圳湾水面，惟议定，该两湾中国兵船，无论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

在这份含义甚丰的正式外交文件中，首次出现了“深圳”字样。原文是“深圳湾”，与“大鹏湾”相对应，并没有出现“深圳河”作为深圳与香港之间的界河的说法。条约粘附地图中的中英边境界线也没有出现“深圳河”的字样。只是边界线确乎是大致沿着现在深圳河的走向划定的。

1997年后，香港回归，《东方之珠》响彻九州。“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香江当然就是香港了，弯弯的小河是不是指的深圳河呢？罗大佑没有明说，而在我们这些投奔深圳的人们心里，弯弯的小河如果不是深圳河，还能是哪条河呢？

历史上的“深圳墟”

好了，把话题聚焦到“深圳墟”，它是理解改革开放以前老深圳概念的关键词。“深圳墟”，可以从三个层面着手，弄清楚三层意思。

第一，“消失的深圳河”与“古老的深圳墟”。

作为深港界河的深圳河，历史上被称为“清河”“明溪”“罗溪”或“罗湖河”，发源于梧桐山牛尾岭，由东北向西南流入深圳湾，全长37千米，主要支流有深圳一侧的布吉河、福田河、皇岗河、新洲河及香港一侧的梧桐河和平原河。前面提到的罗大佑的经典之作、传唱全球华人世界的《东方之珠》，一开头的两句歌词是：“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这里弯弯南流的小河，我们认为大约指的就是这条深圳河。

然而，历史上可能还有一条“真正的深圳河”，深而窄，流经今解放路、新园路一带，现已不存在了。《新安县志·地理》载：“惠民桥，在深圳，河沟深浚，凡遇雨海潮涨，往来维艰，更有不知深浅，动遭淹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巡检廖膺庞建造古桥，名曰‘惠民’。”据说此桥就是今天罗湖区人民桥的前身。人民桥正好处于人民路与解放路、新园路交会处，离后来的深港界河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300多年前，就在那条已经消失的“深而窄”的老深圳河边，诞生了大名鼎鼎的“深圳墟”。后来的深圳镇、深圳市、深圳经济特区，都与“深圳墟”有关。

据深圳本土民俗学者廖虹雷考证，明代万历三十年（1602年）《广东通志》中只有“月岗屯墟”和“下埗墟”，前者在今蔡屋围桂园路地王大厦一带，后者在今下步庙，尚没有“深圳墟”的名字。直到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编纂的《新安县志·墟市》才有“深圳墟”的记载。1688年，月岗屯墟与深圳墟并存，后来月岗屯墟消失了，深圳墟一直流传下来。

深圳墟因何而兴起？具体位置在哪里？跟当年蔡氏和张氏两大家族有什么关系？

民俗学者根据当地多部姓氏谱牒考证，深圳墟形成之前，周边在元明期间甚至更早的宋代，就建立有沙头村、笋冈村、泥冈村、罗湖村等村落。从蔡屋围蔡氏族谱了解到：蔡安公九世祖蔡法俊、蔡基俊兄弟俩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由东莞大井迁至宝安沙浦围立村。蔡基俊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又由沙浦围迁至赤墈开基立村，其后蔡氏子孙繁衍，康熙年间发展成老围和新围两村落，统称“蔡屋围”。据湖贝村张氏族谱记载，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湖贝村十三世祖张怀月与其弟张念月在深圳开基立村，取名湖贝。张怀月另两位兄弟张爱月、张思月和叔叔张靖轩分别在附近的向西、隔塘（今翠竹水贝）和黄贝岭立村。西岭下、莲塘、莆心（今布心）草埔、田背（贝）村以及后来的向南村、叶屋村相继建成，有了规模，人口逐渐增多。大约至明正德年间（1505—1521年），在这些村庄较为中心的空地上，陆续来了不少谋生的外地人，在“一口塘的南面”相继搭建屋寮栖身，取名“南塘村”，就在今老街东门町一带，老深圳河码头附近。

随着深圳河码头的兴盛，湖贝村、向西村的张姓兄弟与蔡屋围的蔡氏、罗湖村的袁氏等开始争夺深圳河码头地盘，最终强势的张氏族人占了上风。有实力的张氏族群和其他有钱人便在曾经的深圳河码头附近建楼设铺，逐渐形成了后来的“深圳墟”。

第二，广府人、客家人交融的深圳墟。

深圳墟原本是广府人的市集。蔡氏、张氏、袁氏都是广府人。湖贝村、向西村的张氏族人据说还是广府人的骄傲、扩建梅岭古道的唐朝宰相张九龄的族裔。

公元前213年，秦在五岭开山道筑三关，即横浦关、阳山关、湟鸡谷关，打开了沟通南北的三条孔道。横浦关就筑在梅岭顶上，因此横浦关在秦时称梅关，也称秦关。梅关古道始通于秦，但后来被战争所毁。秦、汉以来，中原移民迁徙到岭南，最早最便利的通道是西边的水路：上溯湘江水系，通过秦凿的渠，进入珠江水系，先到桂林、梧州，然后才到肇庆、番禺。西江要地梧州，古称“苍梧”“广信”，是岭南的古都，也是岭南文化和粤语的最早发祥地。在唐代，广信西称为广西，广信东称为广东，堪称广府之肇始。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路过梅岭，见山路险峻难行，便向唐玄宗谏言开凿梅岭。唐皇下诏命宰相张九龄负责扩展梅岭古道，遂开通了大庾岭古道。大庾岭古道从梅岭向南北两边蜿蜒而下，北接江西章水，南连广东浈水，像一条纽带，把长江水系的赣江和珠江水系的北江连接起来，成了比湘桂通道更便捷的南北通道。当时，百里梅岭古道一片繁荣：“长亭短亭任驻足，十里五里供停骖，蚁施鱼贯百货集，肩摩踵接行人担。”中原移民翻越梅岭古道后，首先在南雄珠玑巷集结，适应岭南生活环境后再进一步南迁。广府人家谱大量记载，位于大庾岭南麓的珠玑巷为家族的始祖居地，被誉为“中华文化驿站，天下广府根源”。

中原汉人通过湘江水系抵达珠江水系的西江流域，在梧州、肇庆形成第一个移民中心；通过赣江水系，经梅岭古道翻越大庾岭，在珠江水系北江流域的韶关南雄珠玑巷等地形成又一个移民中心。最终这两个移民中心顺着水系向东、向南延展，在西江与北江的汇合处广州，形成了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广州从3世纪30年代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明清时期广州是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大港，是世界上唯一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广州与珠江三角洲一带，渐次成为广府民系、粤语文化的中心。

秦时岭南移民以士兵和商人为多，他们多骁勇、善贾；唐后燕云十六州沦陷达400年之久，中原汉人精英源源不断地南下，形成“衣冠南渡”的新**。得风气之先，“敢为天下人先”的广府文化泽被岭南，惠及深圳。深圳墟是典型的广府墟镇，被黄贝岭、湖贝村、赤勘村、罗湖村、向西村和南塘村等广府围村四面合围，深圳墟东门地区遍布广府骑楼和广式建筑，如广府岭南建筑风格的思月书院和风貌街等。湖贝建村于明代，为三纵八横的典型广府建筑格局。

史料表明，自东晋开始，深圳等珠三角沿海地区主要是广府人的聚居区。广东客家人的传统聚居区主要是在梅州（今嘉应）山区。明末清初，因为一场规模浩大、旷日持久的强制移民，深圳的聚居人口来了一次大换血，客家人大量入迁深圳，成为定居深圳的新族群。

清军入关之初，东南沿海仍存在郑成功等许多抗清武装，对清朝统治造成了威胁，为了杜绝海患，清廷在沿海地区实行“禁海”“迁界”政策。所谓“禁海”，就是实行海上戒严，禁止渔民出海；所谓“迁界”，就是将允许居住的沿海边界向内陆迁移，强迫沿海居民迁徙到内地。从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实行“迁界”开始，深圳人口先后两次实行内迁，一共向内迁移了80里，当时的新安县境内几乎变成了“无人区”，千家万户被限期强行驱离，全县人口仅剩北部山区的2172户，深圳进入了近30年的人口断裂和真空时期。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湾归入清朝版图后，才开始“复界”，“复界”后原来内迁的大部分广府人没能及时回迁。据《新安县志》记载，新安县香港地区的原住民五大家族如广府锦田邓氏、新田和泰亨文氏、上水廖氏、河上乡侯氏、粉岭彭氏，只有不足原先的四成人回港继承祖业，因此导致大量土地抛荒。清朝政府见此情形，遂在人多地少的客家山区招募移民开垦。因福建“复界区”主要用于安置郑成功所率投诚官兵，未行招垦，粤东南沿海“复界区”就成为山区客家人的迁徙目的地，客家人正是在这段时间大量进入深圳。

据《宝安县志》记载，最早在宋元时期，客家人进入深圳，分布在福田梅林、宝安的石岩、观澜、龙华、布吉、大鹏等地的一些村庄。明代中晚期，客家人入迁深圳稍有规模，分布在俗称的横（岗）、龙（岗）、坪（山）、葵（涌）等地区。龙岗赖姓和坪地萧姓等，就是此时期迁入的。坪山坑梓黄姓的黄朝轩于明末自惠州府归善县白马碗窑村迁入江边村（今深圳坑梓），一世始祖立业，二世祖黄居中于清朝康熙三十年（1891年）创建洪围。而龙岗区较早的客家围田丰世居则建于明永历十六年（1662年）。客家人大量迁入深圳是在清初“复界”后，从嘉应州和惠州府来的人最多，移民大潮持续到嘉庆年间。

清初的新安县是最早“复界”的县份，但是，展界之后回到原籍的居民非常少。雍正五年（1727年），广东出台地方性优惠政策，明确移民垦荒边界，减轻移民负担，资助移民生产，对于招垦得力的官员给予升职奖赏，鼓励居民大量迁往展界区。从那时起，大批的客家人从惠州、河源、兴梅地区纷纷迁往深圳盐田、大鹏、葵涌、龙岗、坪地、坪山、坑梓、横岗、龙华、观澜、西丽、石岩、布吉、布心、草埔、莲塘等地，开始了深圳客家人的创业史。当时为客家籍移民设置的村庄就有345个。著名的大万村的曾姓也是在清康熙年间从梅州五华迁到坪山的。据《宝安县志》记载，直到改革开放前，宝安县（今深圳）客家话人口占56%，粤语人口占35%（当年宝安县政府把新移民深圳的基围人方言基围话和一些地方土语都统计进粤语），大鹏军语人口占9%（大鹏半岛上主要语言为大鹏客家话，宝安县政府把大鹏当地的客家话也统计进大鹏军语中，实际当年宝安县客家话人口占原居民总人口60%以上）。客家人、客家话成为深圳的主流。

广府民系、客家民系在深圳交会，因为濒临曾经的深圳河而得名的深圳墟，则处于水深、水多、好发财的十字路口。从西边的南头，到东边的盐田、大鹏，要经过深圳墟；从北面的龙岗、布吉，到南面的九龙、香港，也要从深圳墟经过。深圳墟就是处在这么个繁华的十字路口，既有陆路，又有水路，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偏西南面居住的广府人与偏西北面居住的客家人，都到深圳墟市来赶集，深圳墟因此很快发展起来。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编纂的《新安县志·墟市》开始出现关于“深圳墟”的记载，此后深圳墟一直繁盛不衰，规模越来越大，包括“猪仔街”“谷行街”“鸭仔街”“鱼街”“牛巷”“陶巷”“民缝街”“三角街”“宝日街”“油榨头”“西和街”“南庆街”“养生街”和“维新路”，人民路一横街、二横街、永新街、东兴街、东新街、立新街等街巷。在墟市中有五个“城中村”分别是叶屋村、新屋村、油榨头村、南塘村和向南村，蔚为壮观。

19世纪的英国殖民者之所以选择占领香港岛，固然跟维多利亚港是天然良港有直接关系，而紧邻香港岛就有深圳墟这样的繁荣墟市，应该也是一种重要的考量。是后来的香港成就了今天的深圳，还是早先的深圳墟成就了当年的香港，抑或兼而有之？在历史的大时空里，我们真得从长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