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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20世纪2（第1页）

第十章20世纪2

30年代的欧洲，极权主义席卷了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法国和西班牙陷入了混乱；相比较而言，英国表现出惊人的稳定。英国的社会和文化等级变化很小。议会、法院和以牛津和剑桥（几乎完全是公立学校的保护区）为首的高度分层的教育体系都一如既往地保持着高声望。面对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这个君主国巧妙地回应以微不足道的变化，以此来保持其尊严。例如，乔治五世出席温布利杯决赛，这是工人阶级一年一度的节日。1935年乔治五世的银禧年登基纪念，也能激起全国人民的欢腾。甚至与爱德华八世退位相关的短暂危机，也没有使君主制受到什么损害。英国仍然与一个饱受冲突**的欧洲大陆相隔绝，英国人对欧洲大陆的民族知之甚少。

在艺术领域，30年代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非常繁荣和充满创造性的时期。在诗歌中，最重要的人物仍然是T。S。艾略特，一位出生在美国的保守的英国天主教徒。他的《四个四重奏》从1930年开始陆续问世，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事实上，艾略特越来越认为戏剧是一种更适合的艺术形式，他从《大教堂的谋杀案》（1935年）开始戏剧创作。这部戏剧是对托马斯·贝克特殉道的最有分量的评论。然而，这一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们强烈反对脱离于20年代的布鲁姆斯伯里精神。在当时的漩涡中，年轻的诗人如奥登（W。H。Auden）、斯彭德（StephenSpender）、戴-刘易斯（CecilDay-Lewis）和麦克尼斯（LouisMaeice）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奥登的著名诗歌《西班牙》（1937年）受到他在内战中短暂服役的启发，成为当时文学潮流的缩影。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年轻的诗人，即使实际上没有成为共产党人，也与一种新马克思主义亲近。与之相反，当时的两位更出色的年轻小说家伊芙琳·沃（EvelynWaugh）和格雷厄姆·格林（GrahamGreene）都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尽管两个人的政治观点和其他观点截然不同。

英国音乐的波动性较小。国王御前音乐家埃尔加于1934年去世，不过他自从1919年创作了惆怅的、描绘秋天的《大提琴协奏曲》之后就没有什么新作品问世了。古斯塔夫·霍尔斯特（GustavHolst）和弗雷德里克·戴留斯（FrederickDelius）的浪漫主义流派，不得不与斯特拉文斯基（IgorStravinsky）和勋伯格（ArnoldSberg）的追随者的不成调的甚至毫无结构的试验性风格相竞争。阿诺德·巴克斯（ArnoldBax）和拉尔夫·沃恩·威廉姆斯（RalphVaughanWilliams）的音诗，是一种当代流行的全音阶作曲技巧，深深地根植于英国传统的曲调和主题，是现代音乐融洽地与本土音乐传统相结合的典范。

在视觉艺术方面，30年代是一个充满**和创新的时期，无论是在雕塑还是在绘画中。约克郡矿工之子亨利·摩尔（HenryMoore）和他的弟子雅各布·爱泼斯坦（JacobEpstein）的作品，让英国雕塑焕发出新的活力。另一位先驱是画家本·尼科尔森（BenNi）的妻子芭芭拉·赫普沃斯（BarbaraHepworth）。在此期间，英国绘画也异常活跃，从斯坦利·斯宾塞（StanleySpencer）的乡村基督教象征主义到保罗·纳什与法国超现实主义的成功融合。在各个方面，30年代的英国都比以往更为出色。在建筑和设计方面亟须创新，建筑师诺曼·萧（NormanShaw）、查尔斯·沃赛（CharlesVoysey）和查尔斯·雷尼·麦金托什（CharlesReosh）的鼎盛时期是在1914年以前；从那以后，建筑设计不再墨守成规。从体现格罗皮乌斯（ius）和德国包豪斯（Bauhaus）的影响的大型公共建筑，到带有新艺术风格或装饰艺术色彩的工厂和电影院，再到普通但重要的地标（如弗兰克·皮克和霍尔登的伦敦新地下火车站），英国建筑体现了许多反叛色彩和真正意义的解放。在一个更容易理解的层面上，皇家艺术学院和流行艺术节（如亨利·伍德爵士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办的伦敦“逍遥音乐会”等）所展示的新生活，体现了某种文化进步——如果算不上文化革命的话。

从各个方面来说，30年代的英国，在较老的工业区之外，展现的是一派国泰民安的景象，文化想象力也使国家充满活力。但局势在1937年发生突变，不是因为任何直接的国内不团结或争论，而是因为来自外交事务的影响。20年代和30年代，英国的大部分内部和谐都建立在一成不变的外交政策之上。凯恩斯于1919年所表达的情绪，在1922年把劳合·乔治赶下了台——现在这种情绪已渗透到整个社会。右翼不愿参与海外军事冒险的做法，遭到了左翼的抵制；左翼坚信1919年的和平解决方案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报复性的，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是民族和帝国之间对抗的产物，而不是为了建立更和谐的世界。在20年代，英国的国防逐渐削弱——公众几乎没有抗议，因为想当然地认为未来十年内不会发生重大战争。战舰的数量在这一时期尤其受到削减，丘吉尔担任财政大臣的时候最热衷于这么做。这之前在新加坡竣工的巨大的新海军基地，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主要的军事目的是确保对印度的统治。但出于对甘地和国会运动的逐步和部分妥协，使得在次大陆的英国驻军从1925年的57000人缓慢减少到1938年的51000人。同样，与爱尔兰自由邦的关系日益和谐，最终达成了1936年的“协议”；并且勾销了爱尔兰欠英国的所有债务，减少了陆军或海军的另一个潜在难题。

即使在希特勒于1933年1月担任德国总理之后，30年代初期英国公众的情绪仍然是淡漠的。英国的工人运动也倾向于和平主义——除了少数例外，例如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的欧内斯特·贝文（ErBevin）。它代表右翼国民政府，对武器预算投反对票。在社会主义左翼，有一些人民阵线的拥护者，如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Cripps）爵士。他敦促需要与苏联结盟，并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国际不和的真正补救办法。相反，大多数保守党都不希望采取冒进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自从鲍德温对人们说，未来的战争很大程度上由空中力量决定胜负，不可能有真正的防御——轰炸机总能穿过防线。面对1931年中国满洲里或1935年阿比西尼亚的危机，保守党几乎没有热情去维护国际联盟的权威。有一些右翼分子，特别是一些新闻业巨头宣称，英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之间有共同点，两国都是条顿人的后代，都反对共产主义。一群政治家和记者在马洛（Marlow）附近的泰晤士河畔的克里维登（）的阿斯特勋爵和勋爵夫人（LordandLadyAstor）的豪宅里寻求庇护。人们普遍认为，外交部的想法正在朝着这一路的方向转变。

当行动的时机显现时，公众舆论是抵制的。希特勒德国于1936年初进入莱茵兰，直接违反了《凡尔赛条约》。但只有少数声音呼吁英国做出军事回应——如孤立且不受欢迎的丘吉尔。早些时候，针对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英国公众普遍赞同外交部的绥靖政策，尽管有些尴尬。实际上，意大利人被允许占领位于非洲之角的这个古老的帝国，有英国一点点的经济或军事参与。对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精神做出了正式承诺，但他们合起来的力度远远不够。在阿比西尼亚危机期间，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SamuelHoare）爵士被作为一个公共牺牲品一样推到幕前——但很明显，对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的绥靖政策是英国政府的集体决定。现在可以查到的内阁纪录证实了这一点。无论如何，霍尔几个月后几乎没有争议地重新进入政府。在西班牙，一个左翼民主选举产生的共和党政府，遭到佛朗哥将军领导的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进攻，后来右翼势力得到意大利和德国的武装援助——对此，英国政府恪守“不干涉政策”，即使这意味着西班牙的民主最终会被消灭。1937年10月，一位强势人物内维尔·张伯伦出现了，他信心百倍地致力于积极、主动地寻求与法西斯独裁者的妥协，而不是鲍德温的被动的绥靖政策，再次强化了英国不想参与欧洲事务的情绪。政府内的主要人物，如霍勒斯·威尔逊（Hora）爵士和亨德森爵士（SirNevileHenderson，驻柏林大使），推动了这项政策的出台。

然而，在各个层面，公众情绪突然开始发生变化。甚至政府也开始转向需要彻底改革国防，特别是在空中。从1935年起，国家正在组建一支新的以战斗机为基础的空军，以最新技术为后盾，包括“雷达”及其他防空和防御系统。通过像提萨德（HenryTizard）和他的竞争对手林德曼这样的人，当权者偶尔再次听到科学创新的声音。到1937年，重整军备计划显然已经启动，尽管有来自财政部的压力——财政部关注计划对收支平衡的影响。私下里，人们现在已经知道，英国与美国建立了更广泛的经贸联系。英国仍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而美国一国就可以承担英国武器计划的开销。更广泛地说，公众的心理受到西班牙内战事件的深刻影响。不仅像奥登这样的诗人或像乔治·奥威尔这样的散文作家，而且许多与国际纵队并肩作战的英国工人阶级志愿者，也正在被推向新的国际主义。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将希特勒政权和德国的反犹太主义的真实情况告知了英国公众。即使在工党的左翼分子中，像贝文和沃特·西特里尼（Waltere）这样的工会领导人，也在积极反对奉行新和平主义的工党政客，因为他们拒绝向法西斯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会和劳工团体提供武装援助。张伯伦是一位非常不善于随机应变的首相，所以他更难以维持平衡。

德国在1938年发动了一些列军事行动，占领了奥地利，随后威胁捷克斯洛伐克（表面上代表波希米亚西部边缘的苏台德德国人），这些事件在英国造成了全国性的良心危机。张伯伦做出管理上的果断回应。他在贝希特斯加登（Ber）、巴特戈德斯贝格（BadG），最后于1938年9月在慕尼黑，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实际上，他纵容了德国人根据自己的时间表吞并苏台德地区，而不会遭到英国或法国的武装报复。在短时间内，这种投降政策似乎也顺应了公众的情绪。张伯伦以胜利的方式回归，以一种不祥的语言宣布，我们还处在和平时代。但这种放弃责任的行为再也站不住脚了。有些人声称张伯伦正在寻求喘息空间，为了让英国在后来的军事方面更有效地对抗德国——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内阁审议纪录的支持。来自丘吉尔及其同僚，甚至安东尼·艾登（AnthonyEden，新近从外交部辞职以抗议张伯伦的外交政策）的批评之声，现在更加符合民众的情绪。到1938年底，慕尼黑显然要对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民主国家发动武装侵略；英国全国一片愤然。自1916年劳合·乔治以来最强大的首相张伯伦，在几个月前还坚不可摧，突然受到众人的指责。要加紧步伐重整军备，政府与工程行业的工会开始新的谈判，试图加快弹药和飞机生产。

当希特勒于1939年3月最终入侵布拉格时，英国公众的愤怒爆发出来了。张伯伦因外界压力而被迫做出保卫波兰的军事承诺——波兰位于远离英国海岸的东欧，并且不能保证苏联将协助保护波兰的东部边界。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都没有干预欧洲大陆事务（可以追溯到1812年半岛战争的结束），现在突然发生了逆转。政府被惊恐的舆论所淹没。英国甚至想与苏联正式结盟——虽然事情进展缓慢，以至于苏联在8月与德国签订了协议。在夏季，有一种新的情绪弥漫开来，决心倾全国甚至整个帝国之力抵抗德国的侵略。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在几次尝试修补、最后一分钟妥协的努力无果之后，张伯伦在9月3日的广播中宣布：英国已向德国宣战。几乎没有任何异议，即使是力量微弱的共产党——其中许多领导人物反对莫斯科的官方路线，也加入了反法西斯的事业。在下议院，工党成员亚瑟·格林伍德（ArthurGreenwood）代表英格兰“发言”——实际上他的演讲也代表了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帝国的其他领地。

在围绕绥靖政策的争议的后期阶段，公众辩论的气氛变得前所未有地激烈。30年代初的自满情绪被搁置一旁。国民政府和工党之间就很多问题存在持续的敌意，如无休止的失业、“失业救济金”的丑闻和“经济状况调查”的操作等。除此之外，“慕尼黑人”（张伯伦、西蒙、霍尔和他们的追随者）跟由丘吉尔领导的民族主义批评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丘吉尔谴责懦弱的绥靖政策是可耻的。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上，英国的左翼和右翼都一致抗议，这在西班牙或阿比西尼亚事件时还未出现。国内和国际矛盾加在一起，让英国社会成为一个充满**的、动**的整体。张伯伦是30年代总体繁荣的设计师、郊区中产阶级的伟人和这十年的主导者，现在突然成为骗人的、腐朽的政治秩序的象征。1940年，两位年轻的激进记者迈克尔·富特（MichaelFoot）和弗兰克·欧文（FrankOwen）在一场激烈的争论中，强烈谴责张伯伦是难逃其咎的“罪人”——这可能是自威尔克斯（JohnWilkes）时代以来，对政府最严厉的批评。

在这个时候，由张伯伦主持的政府，很难使英国社会为一个共同的事业团结在一起。然而，如1914年8月一样，英国团结在了一起。实际上，当1939年战争爆发时，所有地区和阶级都还达成一致意见。与1914年一样，公开的宣传是：这场战争是代表被压迫民族和受迫害种族的一场圣战。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基本上是为了这样的一场圣战；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比1914年更是必要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资本家和工人、社会主义者和保守派，为了不同的动机而参战，或者是为了政治领域的不同优先追求。但是仍然存在广泛一致的迫切要求，以达成新的共识。如同20年前，面对全面战争的挑战和动**，英国重新获得了团结和民族意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公众情绪明显不如1914年8月之后的那么激愤或强硬。一战时的军国主义和和平主义现在都**然无存。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战争初期的奇特特征。在1940年4月之前的所谓“虚假战争”期间，战斗似乎很遥远，几乎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这是伊夫林·沃（EvelynWaugh）的小说《打出更多旗帜》（Puts）中所描绘的、一个充满好奇的模糊阶段。英国采取了大规模的空袭预防措施：公园里挖了战壕，向高空释放拦截气球，在公共建筑物上部署防空武器。向男女老幼分发了3800万个防毒面具；把几十万的学童从主要城市撤离到可能更安全的偏远农村地区（尽管许多人后来又逃回家了）。食品、衣服、汽油和其他商品的配给供应，突然变得司空见惯。起初，战争本身显得波澜不惊，喜讯从远方传来——如英国海军取得了一场胜利。那是在1939年末，德国战列舰“格拉夫斯佩”号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港外的普拉特河（RiverPlate）河口，被英国三艘较小的战舰逼入绝境。

公众情绪的不确定性，也反映在政府态度的模棱两可上。虽然内阁已经重建，把丘吉尔纳入了其中——如同1914年一样他回到海军部；但是掌权者仍然是原班人马，依然是1931年的国民政府。特别是工会，对一个仍由工会的老对手和阶级敌人张伯伦领导的政府深表怀疑。接着在1940年4月，冷战开始升温。德国人入侵了挪威，在纳尔维克（Narvik）打散了英国海军和陆军。不久之后，荷兰和比利时被占领，法国军队在无序的撤退中被打得落花流水。不列颠群岛本身的安全，现在已经面临着明确且紧迫的威胁。

30年代的旧政府不能再这样存在下去了。在1940年5月7日至8日的下议院中，80名保守党人反对张伯伦的领导。两天后，他辞职了。温斯顿·丘吉尔成为战时内阁首相，工党和自由党都加入了政府。首相的变更，总体上没有1916年12月那么明显的阴谋。事实上，丘吉尔在新闻界和议会中拥有更广泛的支持基础，而且比劳合·乔治拥有更多来自陆海空军高级指挥官的忠诚。

丘吉尔体现了传统的爱国主义和统一情怀，他的同时代人中无人可以与之相比。战争给他的职业生涯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意义。他在电台和下议院的鼓舞人心的演讲，为他的国家在这个“最光辉的时刻”激发了新的民族意识。他能够把丢脸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描述成英国人智慧和决心的一场“胜利”。随着法国在6月中旬向德军投降，英国的领土安全受到了自1804年拿破仑一世以来前所未有的威胁。此时的英国孤立无援。

英国在陆军和海军方面的防御工作是值得商榷的。在国内战线，除了动员后备部队，还有一支平民组成的“家园护卫队”。在后来的喜剧片《老爸上战场》（Dad’sArmy）里有滑稽的模仿，这支业余的队伍真有些搞笑。幸运的是，它的军事效力从未经受过考验。但真正的战斗在空中，现在担任飞机生产大臣的新闻大亨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迅速建立起喷火战斗机和飓风战斗机的储备。从8月中旬开始，德国空军发起一波又一波的闪电式空袭；最先的目标是英国机场和飞机制造厂，后来是伦敦、考文垂、普利茅斯、利物浦、赫尔、斯旺西以及其他港口和主要城市。奇迹般地，面对这种恐怖的轰炸，平民的士气和国家防御坚不可摧。在空战中，驾驶喷火战机和飓风战机的“少数”传奇飞行员（包括许多波兰人、捷克人和加拿大人）在8月至10月期间对德国空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到了圣诞节，德军即将入侵的威胁实际上已经过去了，尽管对伦敦和其他地方的“闪电式”空袭仍在继续。丘吉尔声名鹊起，人民的团结精神随之高涨。敦刻尔克和英国上空的空战，制造了无数神话——这助长了潜在的孤立主义和一种不真实的民族自力更生的感觉，导致英国战后对西欧联合的冷漠。英国人认为，在没有好战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援下，英国人凭借一己之力已经避免了敌人的占领，自1066年以来一贯如此。尽管如此，1940年的“最光辉时刻”的言辞，让人们充满骄傲和**，感觉这是成就最高的历史时刻。

战争的后期进程，尤其是海上和空中战争，对英国的国际和帝国地位产生了重大的长期影响。这场战争起初是一场传统的欧洲冲突，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和西方的力量平衡，通过在北海和北大西洋广泛部署英国海军来保持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实际上，在1941年夏天英国已经成功实现了这个目标，因为英军挫败了德国登陆不列颠岛的威胁（希特勒对此一直犹豫不决），并击退了德国的空袭。随着英国商船队的日夜运行和（从1941年初开始）美国《租借法案》的出台，确保了在战争剩余时间内，英国可以获得免费的食品和原材料供应，不列颠群岛本身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即使是很容易被德国U型潜艇击沉的英国船只，也还在不断增加。丘吉尔密切关注中立国爱尔兰的港口以及其反英总理德瓦莱拉（deValera）。在1944年夏季和秋季，德军从荷兰基地发射的V1和V2导弹对英国构成了进一步威胁。尽管这种新武器令人深感震惊，并且在英格兰东南部造成生命和财产的严重破坏，但并没有严重危害国家的安全。

然而，从1940年末开始，战争很快就展现了更广泛的帝国主题。最初的冲突只是为了保护西欧和中欧免受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威胁，但战争迅速变成了维持英联邦和帝国的宏大使命——正如几十年来所做的努力一样。英联邦的白人统治的领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以及南非）立即提供了原材料、海军及其他方面的援助。此外，尤其是印度和埃及提供的信贷（在战后造成很多麻烦的所谓“英镑结余”）帮助英国购买物资，并部分弥补了海外资产损失和“隐形”收入的下降。1941年6月苏联参战；1941年12月，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美国舰队之后，美国也进入战争。这场战争已经演化成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战斗在每一个大陆和每一个大洋打响，大英帝国的庞大结构也受到严重威胁。

英国陆军、海军和空军的许多努力，都是为了保护中东地区的传统交通线路——以苏伊士运河和波斯湾及其腹地的军事基地为中心，因为这里拥有巨大的石油储备。意大利于1940年8月参战后，英国军队在阿比西尼亚和索马里兰向意大利军施加压力，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英军付出更大努力来保护埃及和北非的沿海地区。1941年，阿奇博尔德·韦维尔（ArchibaldWavell）将军领导下的英国军队，攻占了整个昔兰尼加（aica），并向的黎波里挺进，但后来被迫撤退回埃及。1942年托布鲁克（Tobruk）的沦陷，在英国国内引发一场重大政治危机，甚至使丘吉尔的地位受到威胁。

1942年晚些时候，最重要的军事活动涉及英国第八军。这支部队先是由克劳德·奥金莱克（ClaudeAuleck）将军领导，后来由蒙哥马利指挥。第八军抵抗德国向开罗和苏伊士的进攻。蒙哥马利于1942年11月在阿拉曼最终取得突破，英军成功并持续穿越今利比亚，通过的黎波里，进入突尼斯。在这里，蒙哥马利与奥马尔·布拉德雷（OmarBradley）将军率领的美国军队会师——会师前布拉德雷这支军队从阿尔及尔附近的最初登陆点向东行军。随后盟军发动的一系列战役，包括占领西西里岛，从意大利**，从安齐奥（Anzio）海滩头到阿尔卑斯山——都离不开帝国的战略交通要道，以及对地中海东部的控制。那些认为应该在1943年在法国开辟第二战线以减轻苏联红军的压力的人，看到在地中海地区集中这么多军事力量而感到沮丧和愤怒。然而，丘吉尔重视地中海的战略意见占了上风。1944年，英国军队再次登陆希腊，驱逐了德国人；之后又挫败了希腊左翼运动——即希腊民族解放军（ELAS）。

在远东地区，英军也在拼命维系帝国的基础。日本穿过中国、入侵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包括占领美国在菲律宾的所有基地——这使丘吉尔在战略安排上将远东地区置于中东地区之上，因为这里是日军通往印度次大陆的要道。英军吃了几次大败仗。最致命的是1941年12月10日“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战列舰被日本炸弹和鱼雷击沉。随后日军迅速穿越马来亚，并于1942年2月15日迫使在新加坡的8万多英国和帝国军队投降。这场灾难，是指挥官珀西瓦尔（Percival）将军以及丘吉尔本人（他低估了日军的战斗力）严重错误的预判导致的结果。首相在下议院称之为“英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投降”。这是帝国衰落的里程碑，例如，从此以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向美国寻求在太平洋地区的保护，而不是向宗主国英帝国。

然而，灾难没有持续发生。日军对缅甸的进军被迫推迟了，奥德·温盖特（ate）将军的“缅甸远征军特种部队”（dits）获得了极大的赞誉。虽然印度受到国会运动以及日军从缅甸发动袭击的威胁，英国还是维持了在印度的统治。到1944年末，英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地位仍然强大，即使失去马来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即使需要依赖美国的陆地和海军援助。

最后在1944年6月，在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的指挥下，盟军从诺曼底海滩登陆法国，战争再次在欧洲大陆展开。最后阶段的英国军事战术引发了军事历史学家的一些争议，尤其是在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进军速度的延误。在阿纳姆的空降是一场灾难。即便如此，最终还是一场快速的大胜仗。1945年5月9日，蒙哥马利将军正式接受德军在吕讷堡灌丛（Luh）的无条件投降。希特勒本人几天前就自杀了。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造成巨大破坏，当时就造成十多万人死亡，随后日本也于8月15日投降。

在整个过程中，战争紧紧牵动着民族心理，没有表现出1914年至1918年大战期间的疑虑或愉快的沙文主义。最令人满意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六年里，伤亡人数比以阵地战为主的一战四年间的要少得多。这一次共有27万军人在六年内牺牲，以及在国内有6万多名平民死于德国空袭。战役更具外围性，更具偶发性，最终在技术基础上更有效地进行。甚至像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这样的和平运动的退伍军人也觉得，这是一场漂亮的战争。与此同时，围绕英国外部角色的所有重要问题仍未得到解答。在中东和远东地区，即使英国再次控制了亚洲的中国香港、沙捞越（Sarawak）、马来亚和新加坡以及非洲的英属索马里等地区，帝国体系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战时会议和1945年7月至8月的波茨坦和平会议上，美国人对加速非殖民化进程感到关切。丘吉尔焦虑地发现，他担任首相，打了六年的血腥战争，现在却不得不面对大英帝国的解体趋势。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在国内，全面战争的影响同样重大。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二战后英国的人口格局和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中央集权和控制力极强的政府，仍规范着社会和经济生活。然而，与1914至1918年不同的是，这个国家机器似乎更加公正，并且这一趋势更有可能延续到战后世界。这场战争清楚地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平等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英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曾出现过。乔治·奥威尔在《狮子与独角兽》里认为，社会正在发生革命。配给供应簿、防毒面具、身份证和其他战时控制措施，平等地折磨着人们，意味着“公平分摊”的理念。“闪电战”期间，人们共同承受苦难。“被疏散者”取得了显著的影响，他们是从伦敦、伯明翰、利物浦和其他城市撤离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村社区的学童们。全国的大部分人第一次发生相互交集，尽管不一定相互了解或相互喜欢。来自城市贫民窟的疏散儿童获得了医疗服务和食品供给——意味着他们的身心健康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战争意味着在30年代可怕的衰退之后可以恢复充分就业了。平等主义也鼓励了人们对社会规划的信心，即使车间和矿井口跟伦敦官僚的会议之间不一定存在明显或直接的联系。然而，结果是，怀着战时的团结精神和平等付出的精神，人们开始提出有关公共政策的新问题。在武装部队中同样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信念，这块“适合英雄的土地”不会像1918年后那样，把军人肆意抛弃。这种情绪，被战时媒体精确捕捉，包括由汤姆·霍普金森（TomHopkinson）编辑的插图杂志《图画邮报》（PicturePost）、《每日镜报》（DailyMirror），以及约克郡作家J。B。普里斯特利（Priestley）的流行电台脱口秀。他的威廉·科贝特（WilliamCobbett）式的本土激进主义风格，吸引了大批听众。

记录这种情绪最著名的文件是贝弗里奇（Beveridge）1942年11月的报告。这是出自一位严谨的学术型经济学家的报告，它概述了一项令人兴奋的全面社会保障计划。该计划由中央税收出资，包括产假福利和子女津贴、全民健康和失业保险、养老金和死亡抚恤金。用当时的话说，这是一项“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计划。欣喜若狂的公众反应，让这位缺乏个人魅力的贝弗里奇成了一个新名人，成为另一个“人民的威廉”；这份报告强调了社会政策在战后公共议程上的重要性，以及免费的国家医疗服务等其他优先事项。《巴洛报告》（BarlowReport，实际发布于1940年）主张对停滞不前的“萧条地区”进行彻底改革。随后，1945年的《工业分散法》（DistributionofIndustryAct）开始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通过使经济基础设施多样化和现代化，扭转英格兰东北部和南威尔士等地区的经济衰退。1942年的尤斯瓦特报告（Uthort）概述了一种新的城市规划动态方法：在主要大都市周围提供“绿化带”；对土地使用进行新的控制；并通过发展“新城镇”来接纳老城区溢出的过剩人口。所有这些战时蓝图的基础，是对1943年预算方案和1944年政府白皮书中阐述的充分就业的进一步承诺。30年代，许多社区被停滞和经济的及人力的浪费所困扰，这样的悲剧再不会重演。那时失业游行者的领袖们现在在政府中很活跃，如爱伦·威尔金森（EllenWilkinson），她是代表贾罗的国会议员和1936年饥饿大游行的领导人。

支持这一社会创新潮流的是财政政策的转变；政府承诺采取反周期政策，做人力预算和需求管理。这些做法甚至被金斯利·伍德（KingsleyWood）和约翰·安德森（JohnAnderson）爵士这样的传统主义战时财政大臣所接受。凯恩斯本人曾在财政部任职，并极大地影响了内阁强大的经济部门。凯恩斯曾经是1919年战后解决方案的主要批评者，现在不仅是制定国内预算政策的关键人物，而且也是外部财政安排的关键人物——包括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使国际贸易和货币合理化。最激进的秘方现在是在最古板的圈子中提出的：主要产业和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征收遗产税；医疗职业有薪水，还要接受国家指导。这些设想都引发了保守党和工党内阁大臣之间越来越多的争论，后座的议员也会愤怒地发飙，如直率的格拉斯哥犹太人伊曼纽尔·辛威尔（EmanuelShinwell）和一位出色的威尔士前矿工阿内林·贝万（AneurinBevan）。但是，在像丘吉尔这样的传统战时领导人的支持下，这种社会和知识分子的辩论百花齐放，比1917至1918年的“重建”讨论具有更加精确的构想和更广泛的吸引力。这确实是新气象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