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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世纪后期（第1页）

第四章中世纪后期

（1290—1485）

拉尔夫·A。格里菲思（RalphA。Griffiths）

对当时的人们以及此后的众多历史学家来说，14世纪和15世纪似乎是一个危险、动**和颓废的时代。英格兰的国内和国外战争（尤其是对苏格兰、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战争）持续时间更长、波及范围更广、代价更大，参战人数也是自维京时代以来最多的。在不列颠群岛内，尽管爱德华一世征服了威尔士，英格兰人仍然对威尔士人不放心；以欧文·格兰道尔（OwainGlyndwr）叛乱（从1400年开始）为顶峰的起义此起彼伏，似乎既证明了这种不信任，也应验了威尔士要把英格兰人逐出去的预言。凯尔特人对英格兰人的偏见进一步加剧，充满了被征服者或被压迫者所具有的所有痛苦和怨恨。1442年，一位苏格兰人说：“英格兰人的暴政和残酷在全世界都是臭名昭著的，他们在与法国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和邻近其他国家争权夺利的过程中，把这些显露无遗。”15世纪初，饥荒、疾病和瘟疫（从1348年开始）让英格兰的人口可能锐减了一半，这严重扰乱了英格兰社会。接近15世纪末，法国政治家们对英国人废除和杀害他们国王和国王的子女的习惯（如1327年、1399年、1461年、1471年、1483年和1485年所发生的那样）表示不满，在西欧其他任何地方类似事件的发生都没有这样频繁。信仰上的不确定性和异端的传播，致使脾气暴躁的牛津大学校长托马斯·加斯科因博士（Dr。ThomasGase）认为，他那个时代的英国教会已经腐朽，其主教们和神职人员也没有履行职责。一位颇受欢迎的诗人描述了1389年前后的情景，他认为这个看似腐朽的时代充分体现在奢华而不雅的服装上，如垫肩、紧身腰带、男士紧身裤和尖头皮鞋。

当然，依当时人的认识来评价那个时代是危险的，特别是如果他们曾经历过特殊的紧张或动**时期。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战争也可以有建设性的一面，也赋予英格兰人更加清晰的民族认同感；饥荒和疾病不一定完全摧毁社会，经济萎缩也不一定意味着经济萧条；异端的发展和对宗教机构的批评，可能会刺激人们的个人虔诚；与议会的演变一样，政治危机具有建设性的一面；最后，文学和艺术成就很少被民间骚乱或社会动**所消灭。以20世纪后期的视角来看，中世纪后期是个动**和复杂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充满活力、雄心勃勃的时代；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时代。

战争中的英格兰（1290—1390）

以王室和内府为中心的国王和他的宫廷，是英国政府和政治的焦点，也是其支点。两者的核心是国王与其有影响力的臣民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男爵或权贵，还有那些经常渴望加入男爵行列的乡村骑士和乡绅、富有的商人、主教和有才气的教士，所有这些人都寻求王室给他们提供庇护、地位和晋升。成功的国王与所有或大多数有影响力的臣民建立和谐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政治稳定、政府有效和国内和平。这不是简单或容易的任务。国王在其王国中至高无上的权威越来越得到强调，国王去世后王权要传给他的长子（从1216年），同时通过国王的秘书和仆人组成的网络，扩张了王室的统治，这两条原则强化了王权，但是是以牺牲大地主的封建的、地方上的权利为代价的。然而，这种世袭君主制的原则，虽然降低了皇室亲属争夺王位的可能性，但却更有可能是让不合适的国王（由于他们的年轻、性格或无能）继承了王权。最重要的是，14世纪和15世纪的持续战争，要求英格兰的国王要尽更重的义务。从爱德华一世的统治开始，每个十年内都会爆发战争，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岛内。中世纪后期的每一代英国人都知道战争的要求、压力和后果，而且比他们的祖先体会更深。

经历了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的内战之后，英格兰成功地取得了和解，恢复了国内和平，国王和他的臣民也因此可以重新建立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适当地考虑到了双方的权利和愿望。新君主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在位）精明强干、治国有方，决心强化他的君主权威。但他在岛内的所有领土上都不遗余力地主张自己的主权——即使是那些超越其王国边界的领土，于是开启了战火不断的时代。

在威尔士，他侵吞了最顽强、最独立的圭内斯王国；并且随着1282年卢埃林·阿普·格鲁菲兹的去世，他成功地征服了威尔士（在经过200年的断断续续的战争后）。因此，爱德华一世扩大了其在威尔士北部和西部的领土，形成了覆盖半个威尔士的公国；在1301年，这个公国被赐予国王的长子，使其成为英格兰出生的第一位威尔士亲王。这是一项重大的成就，尽管代价高昂。战争所造成的物质破坏须得到弥补；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未来安全计划包括：建立十几个新的和重建五六个堡垒，其中大部分都是由效忠国王的移民居住的、新的、带城墙的城镇；并为被征服的土地设计了一个常设政府。这个政府（在1284年的《罗德兰法令》中宣布成立）开始是一个军事机构，但很快通过英国创新和威尔士做法的巧妙结合，建立了和平与稳定。由于公平、怀柔、缓和而建立了稳固性，这是新总督与威尔士人之间关系的标志；1287年、1294至1295年和1316年的叛乱，并没有构成广泛或严重的威胁。然而，征服的代价是惊人的。英格兰的每个郡及其他地区都招募士兵和水手、建筑师、工匠和劳工，前往威尔士服役。仅在1277至1301年间（当时一名熟练的石匠每周收入不到2先令）就至少花费了75000英镑建造城堡，而镇压1294至1295年那场反叛的成本约为55000英镑。幸运的是，威尔士王室政府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到了14世纪中叶，它为皇家财政带来了收入，同时威尔士的绅士阶层在与外来政权的合作中也逐渐富裕起来。

爱德华一世灭了卢埃林之后不久，就把目标转向依靠威尔士边区的领主（大多数都是英格兰权贵），意图建立统治他们及其臣民的君主权威；他把威尔士教会和主教们直接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爱德华在征服的整个进程中，表现出了远远超出军事行动的想象力、决心以及对战略的把握。但是被征服者的教会和国家，被外国人的统治集团所统治——他们心中难以抹去痛苦的感受。如果英格兰人的统治充满压迫，如果稳定统治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枯竭，或者本土和移民之间的关系恶化，都将会给英格兰带来严重问题，也会威胁到英格兰对威尔士的殖民统治。

爱德华一世同样有意对苏格兰施加他高高在上的领导权威。这是一项异常野心勃勃的事业，因为苏格兰与威尔士不同，拥有自己的君主〔坎莫尔（more）家族〕，而苏格兰人的独立情怀非常强烈，特别是在偏远的高地。但是，和威尔士的情况一样，1286年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去世，4年后他的孙女兼继承人也去世了，这个时候爱德华看到了霸占苏格兰的机会。爱德华接受了苏格兰“王国守护者”的邀请前往解决苏格兰王权的继承问题，并利用这个“伟大的事业”（1291—1292）来确立自己为苏格兰的“领主”。苏格兰的抵抗和爱德华实现其主张的努力，开启了两国之间充满敌意的冷战时期，且一直持续到16世纪。苏格兰人寻求法国人的援助（1295年）和教皇的支持。他们在威廉·华莱士（1305年被处死）和国王罗伯特一世，1306—1329年在位）的领导下，激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捍卫了他们的政治独立。在1296年之后的半个世纪中，英格兰的二十几次入侵成功地在苏格兰低地建立了不稳固的军事和行政存在。但要在贫穷和充满敌意的国家维持这样的存在是困难的，维持所需要的资金必须主要来自英格兰。英格兰人也没有掌握北方海域或制服和控制苏格兰的北部和西部。因此，英格兰人在苏格兰没有取得像讨伐威尔士时的任何优势（或成功），甚至在战斗（特别是在1314年的班诺克本战役）中英格兰骑兵部队遭受了来自更加灵活机动的苏格兰人的重创，备感羞耻。《北安普敦条约》（1328年）承认了罗伯特国王，并放弃了英格兰人的霸权主张；但爱德华三世在1330年掌权后很快否认了该条约。此后英格兰-苏格兰关系是一连串令人悲伤的事件：入侵、边界突袭、英格兰对苏格兰南部郡的不稳定占领、强化法国-苏格兰“老同盟”（AuldAlliaunce）的协议，直至在1346年内维尔十字路口战役苏格兰的大卫二世国王被俘。当英格兰人的主权要求和野心被苏格兰人坚定而团结的抵抗挫败之后，苏格兰成了英格兰持久的、耗资巨大的头疼事。

在班诺克本战役之后，罗伯特一世试图通过利用爱尔兰的局势来阻止英格兰对苏格兰的进一步行动。1315至1818年间，他的兄弟爱德华·布鲁斯（EdwardBruce）获得了英格兰-爱尔兰权贵和盖尔人首领们的支持，并于1316年被宣布为爱尔兰的高级国王。此后不久，罗伯特亲自访问了爱尔兰，这可能是为了掀起一场反对英格兰爱德华二世（1307—1327年在位）的“泛凯尔特人”运动。苏格兰对爱尔兰的这一干预，对英格兰政府造成了严重冲击，也暴露了其政权在都柏林的弱点。1210至1394年间，没有一位英国国王访问爱尔兰，甚至连号称“威尔士征服者”和“苏格兰人之锤”的爱德华一世也没有去过。相反，爱德华一世无情地掠夺了这个国家的人力、财力和物资资源，尤其是为了他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战争和城堡建设。严酷的剥削和缺席统治，很快导致了行政权力的滥用和秩序的衰退，英格兰-爱尔兰的权贵和盖尔人首领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国王的官员们掌管着日益衰弱和被忽视的政府，而盖尔人的政治和文化复兴已经在13世纪扎根。这有助于爱德华·布鲁斯的成功。一位同时代的人说，在他当政期间，爱尔兰“变成了一股汹涌的浪潮”。英格兰的领主地位从未恢复，因此无法在整个岛上强加其权威。爱尔兰不是财政资源，而是成为一项财政负资产。1318年后，来自爱尔兰的财政收入是爱德华一世时期的13，因此不足以维持英格兰在这里的统治。由次要人物领导的定期远征，对恢复国王的权威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而直接统治下的地区因此缩小为都柏林周围的“派尔”（thePale）。当政府通过包括《基尔肯尼法案》（StatutesofKilkenny，1366年）在内的一系列法令，强化种族和文化隔离，甚至施加迫害手段时，这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败。“爱尔兰之主”在中世纪后期已经是徒有其名了，这种主权代价高昂、无法可依；爱尔兰人对英格兰人的统治充满敌意，并且苏格兰人、法国人甚至威尔士叛乱分子都会利用这一点。

数代英格兰君主要求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但遭到了加斯科涅的法国国王的拒绝。这些英格兰国王在加斯科涅的身份是阿基坦公爵，自1204年以后，一直是法国王室的封建王侯。无论在所谓的百年战争（1337—1453）之前还是期间，加斯科涅都是英格兰和法国关系的核心：它取代了诺曼底和安茹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爱德华一世登基后，这个产葡萄酒的富裕省份是英格兰唯一剩下的法国领土。这里产的没有甜味的葡萄酒出口到英格兰，英格兰的布匹和玉米通过海路运到波尔多和巴约讷，双向的贸易加强了加斯科涅和英格兰的政治纽带：1306至1307年，公国的财政收入大约为17000英镑，非常值得为之开战。就加斯科涅边境和当地居民的权利问题，英格兰与法国国王之间的摩擦逐渐变成了一个更大的、有关国家和主权的问题。具有自我意识、坚定自信的法国，一心要加强对其各省和王侯（包括有阿基坦公爵身份的英格兰君主）的控制。而爱德华一世和他的继任者们不愿意看到法国王权在加斯科涅得到加强或产生任何实际影响。结果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和平会议、“局部”战争（法国军队攻入加斯科涅，公国经常被占领）、英格兰的远征，甚至爱德华一世亲自造访了此地（1286—1289）。

如果没有其他两个因素，英格兰和法国之间的关系可能继续以这种方式恶化。英格兰政府对法国-苏格兰同盟（自1295年）表示不满。爱德华三世入侵苏格兰之后，法国人（1334年）向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提供的避难，令英格兰恼怒。更具有争议的是，法国王室卡佩家族的成年男性子嗣即将灭绝的后果。1314至1328年间，四位法国国王连续死亡，每次新王登基都需要加斯科涅宣誓表示效忠——这令人恼火。但1328年最后一位卡佩家族成员的死亡，引发了法国王位继承的问题。在那时，新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在位）无法通过他的法国母亲伊莎贝拉宣称自己的权力要求；但在1337年，当加斯科涅的情况进一步恶化时，他就这样做了。他的行动可能主要是战术性的，希望让新的法国瓦卢瓦王朝君主腓力六世难堪，尽管英格兰国王成为法国国王将具有无可否认的好处，即立即解决棘手的加斯科涅问题：加斯科涅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会得到保障。因此，1337年，当英格兰人在诺曼海岸发现一支法国舰队正在前往苏格兰的路上（英格兰人认为是这样），英法战争爆发了，而且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即“百年战争”）。

英格兰的战争目标既不恒定，也不严格坚持。特别是在14世纪，其战争外交主要围绕一系列眼前的问题，例如，如何在加斯科涅维持独立统治，以及如何阻止苏格兰在北部边境发动支持法国人的袭击。即使在爱德华三世于1337年宣布自己才是法国国王之后，他也准备利用在普瓦捷（Poitier，1356年）战役中擒获的法国国王约翰二世索要赎金；并在《布勒丁尼和约》（Treatyny，1360年）中放弃了对法国王冠的主张，以换取法方做出实际的让步。然而，王朝关系、商业和战略方面的考虑，甚至对于从1308到1378年设在阿维尼翁的教皇的不同态度，将英法冲突扩展到低地国家，波及卡斯提尔（Castile）和葡萄牙，以及苏格兰、爱尔兰，甚至威尔士。首先，这些战争（因为这是一系列不连贯的战争，而不是一场战争）是在1338至1340年间在法国北部进行的包围战。然后在1341至1347年，在法国布列塔尼省、加斯科涅省和诺曼底省发起了更为激烈的钳形攻势（英军在克雷西获胜，并夺取了加来）。接下来是爱德华三世的长子“黑太子”爱德华，1355至1356年从加斯科涅出发，发动了大胆的骑兵大战（chevauchees，以普瓦捷会战大捷告终），以及国王本人于1359年也占领了法国国王传统加冕地兰斯（Rheims）。1367年战火在卡斯提尔复燃，随后一段时期在葡萄牙、佛兰德斯和法国本土展开了间歇性的、更为温和的战争，双方逐渐被消耗得筋疲力尽。

战争初期，英格兰占据优势，因为其更加团结、组织更加严密。英格兰的财富（特别是基于羊毛生产）以及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战争经验，是其在欧洲大陆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宝贵基础。法国各省份的高度独立，决定了英国的战略。爱德华三世在1338至1340年在低地国家开展的战争，依赖于佛兰德斯的织布业城市的支持——这些城市虽然隶属法国国王，但与英格兰有着重要的商业联系。14世纪40年代，布列塔尼的继承纠纷，为英军进行干预提供了借口，甚至进而在一些城堡驻军；虽然加斯科涅远在南方，却是直接进入法国中部的通道。

不列颠群岛内部的战争，为英格兰政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开发出招募大批士兵的新方法。由签订契约的队长招募的、新的雇佣军，补充并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封建军队。他们比组织松散、行动迟缓的法军规模更小、纪律更严，更可靠，也更灵活。英格兰的重骑兵和弓箭手在战斗中善于使用长弓和防御战术，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在战争的最初几十年，面对所有不利条件，英军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尤其是克雷西战役和普瓦捷战役）。海上战争显得微不足道，因为当时的海军战术没有什么新奇或想象力。通常14世纪的指挥官还不能进行海战，斯鲁伊斯海战（Sluys，1340年，英格兰人获胜）对爱德华三世远征佛兰德斯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英国人从不常备一支舰队。但是瓦卢瓦人从他们的卡斯提尔盟友那里学会了海战的专业知识，后来在鲁昂建造了船坞，及时确立了他们在海上的优势（他们在1372年的拉罗谢尔海战中获胜）。

英国在对法国战争中的投资之大前所未有。远征军的组织非常正规，偶尔规模很大（例如，1346至1347年超过1万人）。只要取得胜利，巨大的财政支出都是可以容忍的；但随着1369年英格兰军事优势的减弱，政府采取了更新、更冒险的权宜之计，包括征收人头税。单凭传统的南部五港联盟（quePorts）不能为防御和远征提供全部的海运工作，因此数百艘商船（例如1334年围攻加来时征用了735艘）被政府强征，从而退出了正常的商业运营。1369年之后变得更加大胆自信的法国人和卡斯提尔人开始袭击英格兰的海岸；英格兰南部和东部的沿海郡县开始组织防御，同时有内陆其他郡县的支持。但即便如此，也无法阻止温切尔西（Winchelsea，1360年）、拉伊（Rye，1377年）和其他港口的陷落。战争的代价确实很高昂。确实，许多幸运的士兵占有了被征服的法国庄园，而且在胜仗连连的年代，赎金的收入也不菲（单单法国国王约翰二世的赎金就高达50万英镑）。但成千上万的英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的生活和职业都因战时服役而遭破坏；食品、材料和设备的供应被转用于完全具有破坏性的战争；羊毛和葡萄酒贸易受到重创。非同寻常的是，英格兰在海外战事不断的几十年里，国内没有出现严重的政治或社会紧张，同时还守住了与苏格兰的边界，稳住了威尔士，以及避免了爱尔兰人的起义。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爱德华三世和黑太子的鼓舞、表率和领导力，他们都体现了贵族们所宣扬并受全社会敬仰的骑士风范。法国编年史作家让·弗鲁瓦萨尔（JeanFroissart）认识他们父子俩，并且记录了他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侠义壮举。在他看来，国王展示出“自从亚瑟王时代以来就没见过的英勇和高贵”。他的儿子也是“一位最英勇的男子和最侠义的王子”。他死于1376年，也就是爱德华三世去世前一年，“‘黑太子’因为他的高贵品质而备极哀荣”。爱德华三世主持的英格兰政权不像爱德华一世那么严苛，而且其雄才大略远胜于爱德华二世。

这些战争是英格兰社会变革、宪政发展和政治冲突的催化剂——否则这些进程将发生得更慢。此外，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英国在14世纪经历了人口和经济波动，增加了社会紧张和不确定性，结果引发了一系列危机，体现了国王与其臣民（特别是权贵们，他们认为自己代表了整个“王国的大众”）之间关系的微妙平衡，以及国王本人对个人君主制的重要性。虽然爱德华一世和他的顾问们一直精明能干、意志坚定，甚至具有远见卓识，但国王的顽固和专制的性质，使他与有影响力的大臣的关系十分紧张。在1290至1297年之间，有产阶级、商人，特别是神职人员为了满足国王在法国和岛内的战争所需，承受了非常沉重的新税负（是爱德华统治前半期的四倍）。也出现过抵制，但是1297年的财产税只比预期减少了一小部分（35000英镑）。此外，国王召集军队在境外长期服役。爱德华试图压制反对之声，这使神职人员感到震惊，并使商人们感到愤怒。主要权贵（包括威尔士边区的领主，他们憎恨爱德华入侵他们珍爱的领地）的反应是，恢复他们历史悠久的、自我指定的王国发言人的角色，并在1297年和1300年分别向国王表达了不满。他们利用《大宪章》作为反对不经纳税人同意而征税的旗帜，反对压迫性的、前所未有的苛捐杂税。1307年，爱德华一世发动了对苏格兰的第六次征讨，7月7日，在即将穿越索尔韦湾时，在布鲁夫（Burgh-by-Sands）死于侍从的怀抱——而战时的问题仍然存在。他遗留给儿子和继任者爱德华二世的，是一场耗资巨大、远未取得胜利的北方战争；同时，因君民之间的信任削弱，英格兰内部的政治局势动**不安。在接下来的200年里，政治稳定和战争这两项当务之急主导着政府事务，对王国的社会和政治凝聚力及其经济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国王将需要特殊的机制才能避免进一步的权威危机。

老练并不是爱德华二世的卓越品质。他的童年缺少父母的爱，青春时期被父亲冷落，并且在登基后要面对许多待解决的问题。爱德华二世向彼得·加瓦斯顿（PeterGavaston）和休·德斯宾塞（HughDespenser）等怀有野心的弄臣寻求建议、友谊，甚至亲情。但他们其实不值得国王信任，许多权贵也憎恨这些人的势力。这些事实，以及权贵们决心（在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的领导下）从爱德华二世这里获得爱德华一世一直不愿做的让步和改革，把统治英格兰的艰巨任务（英格兰当时在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和法国问题上正面临挫折）转化成一场政治改革和个人权利的斗争。一份冗长的、更具体的加冕誓言（1308年），实质上更加严格地要求新国王遵守英格兰的法律和习俗；1311年权贵们制定了旨在限制王权的条例；这些条例在议会宣布，以获得广泛支持和批准。爱德华二世拥有他父亲的所有固执（虽然没有他的能力），同时，加瓦斯顿的被杀（1312年）将这种品质转化为一种不可动摇的决心——即不被他朋友的凶手所支配。与此同时，他的战争和保护臣民的负担一点也不比爱德华一世征服时期轻。而且，在1315至1322年期间，一系列灾难（庄稼歉收和牲畜疾病等）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贫困。内战（1321—1322）和国王的被废黜（1326—1327）是国王和权贵未达成互利合作的决定性后果。爱德华在1322年再次在议会（在约克）声讨这些法令，并于同年在博罗布里奇（Be）击败反对者后，处死了兰开斯特。到了1326年，取代这个导致内乱的卑鄙、压迫性和失败的政权的唯一选择就是废黜爱德华，拥立他的同名儿子和继承人为王。废黜国王得到了伊莎贝拉王后的纵容、爱德华王子的默许，以及在议会中大批权贵和其他人的支持，此大胆之举史无前例：自从诺曼征服以来，没有英国国王被罢免过。因此，在1327年，政府尽一切努力隐瞒真相，为这不正当的事做辩护。在威逼之下，这位可怜的国王泪流满面、在半晕状态下被迫同意退位。事后举行了一场议会会议，来尽可能广泛地分担逼宫的责任。虽然爱德华的儿子的继位确保了王权世袭原则保持不变，但王权神授的不可侵犯性已经被破坏。

1327年继位的爱德华三世只有15岁，很快他就做了父亲，并且证明他的能力远远超过他的父亲，对权贵的态度和愿望也比他父亲更敏感——事实上，他与他们同甘共苦，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以及在承担一个贵族社会的骑士义务方面。与此同时，新国王在对法国的宏伟和受欢迎的计划中，引发了类似于爱德华一世在不列颠群岛和加斯科涅的事业中所引发的问题。若这些计划最终失败，那么对英格兰的影响可能与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的影响相似。1337年，漫长战争的爆发意味着税收增加的幅度甚至高于爱德华一世晚年的水平；且爱德华三世对商人、银行家和地主表现出跟爱德华一世同样的冷酷无情。此外，在国王和权贵们所热衷的战争处于最激烈的时刻，国王却不在战场——这给通常在国王个人领导下运作的复杂政府提出了难题。爱德华发回的有关治理英格兰的法令〔1338年在泰晤士河畔华尔顿（Walton-on-Thames）发布〕导致了国王和他在法国北部的顾问们与留在英国的议员们之间的摩擦。有些人甚至担心，如果战争取得成功，英格兰在爱德华的心目中的地位可能没有法兰西王国重要了。因此，1339至1343年间，又出现了另一场危机，权贵、商人和下议院（此时已经是王室要求征税的论坛）向国王提出抗议。有人劝说爱德华要对他的权贵、神职人员和普通百姓更加谨慎和体贴。最终的和解和重建对国王的信任（自13世纪90年代以来很难做到了）是可实现的，因为爱德华三世是一个明智、务实的君主，充满自信心，但不会让它膨胀成傲慢。他任命了他的权贵们可以接受的大臣，顺从了议会对自身重要性的呼吁，并且与他的大臣们建立了非凡的融洽关系，这使他在英国的统治和在法国的野心维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尽管英格兰参与了最重大的战争，但避免了进一步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