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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礼堂 现代版的天坛建筑奇迹（第1页）

重庆大礼堂：现代版的天坛建筑奇迹

最早与大礼堂有交集，是从它的名称开始的。

那时我刚上小学2年级。有一天老师在课堂上讲人民大会堂，老师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但我听得一头雾水。下课后我去问老师：“你说大礼堂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广场边上，我看到的那个广场没有那么大呀！”老师很惊奇：你亲眼见过人民大会堂？我很肯定：就在暑假，我跟着爸爸妈妈去看的！老师更惊奇：你坐火车了？我说不是坐火车，是坐过河船……那个老师恍然大悟，笑得花枝乱颤。然后她很认真地告诉我：你去的那叫人民大礼堂，在我们重庆。人民大会堂是在首都北京，去看它要坐火车……

人民大礼堂和人民大会堂，仅一字之差；一个小学生把二者搞混，也许情有可原。

但关于重庆人民大礼堂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真假难辨，甚至以讹传讹，就不正常了。

“大礼堂的设计师后来被枪毙了”——这是众多传言中最具爆炸性的一个。如同许多重庆人一样，我也听说过，同时也无法证实或证伪。

直到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在20世纪90年代要改扩建，我才从主持改扩建工程的负责人陈荣华先生口中，第一次知道大礼堂的设计者、那个被人称为“张聋子”的张家德，是在80年代因病去世的。

那就来说说“张聋子”张家德和大礼堂的故事。

众多传说中，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的——

当年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主政的西南军政委员会，面向社会征集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设计方案，各路大师纷至沓来，但他们的设计方案都欠缺了那么一点点。直到1951年6月的某一天，戴着瓶底厚眼镜的张家德抱着一卷图纸走进了工程招标办公室，在众人面前小心翼翼地展开那幅他亲手绘制，近20米长的设计方案图卷……

观者全都眼前一亮！心直口快的贺龙脱口而出：就是它了……于是，张家德高超的绘画技巧让他的设计方案一举中标。

传说只是传说。张家德的方案中标，绝不是“画得好看”。

当年，张家德很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工程设计方案——

“我的构思是集北京故宫和皇家建筑之大成，但采取了全新的构图法则。进厅的顶部参考了天安门的形式，而大礼堂的屋顶上面则以天坛式三重攒尖宝顶作为皇冠，南北两翼配上柱廊式的长楼，并以不同形式的楼阁加以分割和收尾，具有故宫午门的架势。这种造型比St。Peter（圣彼得大教堂）或St。Paul（圣保罗大教堂）还要壮观，用超越古代皇宫的建筑作为当今天子——人民大众共商国是的殿堂无疑是非常合适的。它坐落在马鞍山上，俯视则虎踞龙盘，仰视则巍然屹立，显示出革命胜利后人民政权的轩昂气宇。……我要把中国的天坛大圆顶放在半圆球体的钢架结构上，来个洋为中用，中洋结合！”

张家德敢这样说，是他相信自己有这样的实力。斯时，张家德39岁，作为一个建筑师，正当年。

我们看看张家德的履历，便可知他为何底气十足——

张家德1913年出生于四川省威远县一个贫寒的乡村教师家庭，自幼勤奋好学。193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同时选修结构专业课程。

1935年7月，张家德从中大毕业，并于同年获得全国高等建设文官考试第二名。在此后的两三年间，他参加设计了南京军校工程、市民新村等七八十幢建筑，其中南京国民大会堂获得了全国建筑工程师第四等奖。

1938—1940年间张家德回到四川，在成都蜀华实业公司担任总工程师，设计了成都新声剧场原址的中央大戏院、聚兴诚银行、沙利文舞楼、私人住宅以及泸州23兵工厂等工程。就在聚兴诚银行工地检查工程质量时，一场大雨使他患上了肺炎，又被庸医所误，药物中毒导致了永久性耳聋。

1941年起，他开始主持“迦德建筑师事务所”，在重庆主要作品有：陕西街建设银行总行、内江分行、小龙坎电影院等。

1949年9月2日，在重庆那场惨烈的“九二火灾”中，张家德所居住的一幢4层小楼也在火海中付之一炬！所幸他当时不在楼内，逃过一劫。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张家德到新成立的西南建筑公司设计部做了一名组长。他以满腔热忱和一丝不苟的态度投身到“建设人民的新重庆”热潮中，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3年“恢复时期”，完成了自己的巅峰之作——重庆市人民大礼堂。

大礼堂以其鲜明的民族建筑形式，于1954年4月全面竣工投入使用后，为重庆、为中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莅临，众多外国政要、访华团体和各界名流，纷纷慕名前往。印度总理尼赫鲁甚至指示驻华使馆通过中国外交部索要大礼堂设计图纸，为在新德里修建印度国家大剧院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