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像你这样的好女孩在这种战争中做什么?
六年后
2006年11月
帕齐在机场
她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人。上一场选举中,她甚至都没有投票,主要是她当时身处海外,后来又把缺席投票的规则弄错了。可能是邮戳和收件人弄错了,也可能是圆珠笔或铅笔的选择弄错了——她也不十分确定。即使她投的票算数,那也只是给已经赢了的那位先生再加上一票而已。当时,她觉得这个人“坚持到底”的方针令人难以抗拒,让人不得不相信这个方针,照着这个方针去做事。否则,就好像在说她过去几年的人生中所遭受的苦难毫无意义。如果她真的这么想,那又怎会日复一日地绑紧皮靴的带子,再背上枪杆呢?不,一个人绝不可能一边觉得毫无意义一边又坚持到底。尽管如此,她也没能够为这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先生投票。从更高的角度上来说(如果这个角度真实存在的话),她的一张白痴票也无法改变什么,于是她心里就有了一丝安慰。虽然她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她还听说,除非选票很接近,否则缺席投票并不算数。她知道选票并不接近。
她不是政客,但如果她是,或者说如果她认识哪位政客,那她首先要做的事情很可能就是整顿美国机场。
虽然不是什么重大节日,天气也并非异常恶劣,但是安检队伍一直延伸到了登机牌领取处。两个小时之内,帕齐体会到了排长队的人通常会经历的一系列情绪:排在队伍后面时的落魄,接着便是好不容易排到前面时的得意和莫名的优越感。前面还有八个人就轮到帕齐过X光机了(再过两个人就可以脱鞋子了),这时她突然感到胃里一阵咕嘟声,她十有八九马上就要吐了。她盘算着:她应该努力撑到过了安检再吐还是应该立刻想想怎么从队伍中冲出去?在她前面的是:一对穿着情侣运动服的老夫妇;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女孩,带着五个小孩子(这个女孩肯定忙坏了,她心想)。两组人过安检的速度都不会快。她判断自己的胃撑不了那么久,于是示意安检人员过来,以一种她在少女时代做祷告时才会用到的温顺语气问:“我可不可以先去一下洗手间,然后再回到现在的位置来排队呢?”
不行。
“因为我感觉不太舒服——”
不行。
“因为我的航班马上——”
不行。
“因为我没有穿制服,可是——”
不行。
你们都滚开。去死。
前几次乘国内航班时,她都穿着制服。可这次,因为退伍了,她穿着普通的日常服饰。她怀疑,这就是让她受到不同待遇的原因。
错过航班当然不行,所以她开始考虑就在安检的时候呕吐,最好吐在安检人员的鞋子里。但她做不到。她自己也从事过这类工作——管理一群不知感激的人民,以换取微薄的抚恤金。再说,她也不是这种人。也就是说,她没有被培养成那种在公共场合出丑的人。
她询问排在她身后的人能否帮她占住位置。这个人让帕齐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可这未必就是好事。他头发稀疏,白色中带着点金黄色,穿着免熨烫的卡其裤,眼睛也有点像,是那种清澈的蓝色,但可能比她父亲的浅一些。
他说:“小姑娘,我什么也保证不了。如果队伍动了,我就得跟着往前走。”
这是她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不过她觉得他能提供的帮助并不足以起到什么作用。她想得没错:等她从洗手间回来时,她的假爸爸以及刚才和她在一起的其他人,包括那个浑蛋安检员,都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拨新人,包括焦虑地排着队的乘客和浑蛋安检。这拨人完全不认识她,也就绝不会让她插队。
帕齐心道:该死的!真是一团糟。去队伍最后开始排队吧,帕特里夏·波默罗伊·弗伦奇,反正之前也排过了。
最后,时间来不及了,他们开始把乘坐帕齐那趟航班去查特努加[1]的人拉到队伍前面。再说明一下,帕齐有段时间没有乘过国内航班了,对各项程序不是很了解。(但她也意识到,其他人看起来也不太了解,包括那些维持秩序的人……)不过她尽最大努力完成安检程序:把帆布包放在传送机上;塑料袋里的东西扔到垃圾箱里,诸如此类;她脱下靴子,解下腰带,裤子也因此下滑了一点。这是一条低腰裤,而她的腰比起当初买裤子时变粗一些了。当她挪着脚步穿过金属探测器时,帕齐心想:这该死的机场都快变成**俱乐部了。
嘀,嘀,嘀。
“站到旁边。”
她想解释说自己脚里面有一小块弹片,有时候会触发探测器,但不是每次都会。
“脱掉袜子。”
显然她应该得到一份证明文件,她以为某个时候就会收到这样一份证明,但也许不会。没有这样的证明,他们必须检查伤口。
“女士?你的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