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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2页）

潘汉年自打参加中国共产党始，就决心投身国共合作，进而“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的洪流中，为早已死亡的旧中国的再生贡献自己的一切―乃至于自己不满二十岁的宝贵生命！当年，他曾为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而欢呼，也曾为在双十节攻下武昌而雀跃；自然，他应郭沫若、李一氓之邀赴南昌主《革命军日报》的笔改，还是为了他理想中的再生的新中国而呐喊1然而，当他回到刚刚分别两个多月的上海，被大江两岸的人民三呼万岁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突然背叛了革命，他调转枪口，对准了曾是他最可靠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人的头颅。一夜之间，誓为革命前驱的所有共产党人转入地下，隐蔽潜伏。就说他这位《革命军日报》的主笔吧，也只好化装登船，溯长江西去，到所谓依然坚持三大政策的武汉国民政府去寻找革命的出路！

碎变的革命关头，是促人成熟的良机。年仅二十一岁的潘汉年突然觉醒了，尤其当他再想到郭沫若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又情不由已地想起了一代诗作《女神》，当他再暗自诵叹再生风凰那震颤心弦的诗句的时候，他竟然发出了这样的自1句：

“中国的再生为什么这样难？被国人三呼万岁的蒋介石又为什么变成旧中国的卫道士？革命的出路在何方？新的革命对象又是谁？……”

潘汉年独自站在甲板上，望着如血的残阳沉思着，听着澎湃不息的浪涛声沉思着……他终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欲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任，首先打倒新军阀蒋介石；欲打倒被叛国民革命的蒋介石，必须依靠高举三民主义大旗、坚持三大政策的武汉国民政府。

因此，潘汉年西去武汉，是以打倒蒋介石为中心革命日标，同时又为在上海惨遭屠杀的共产党人复仇的双重已任的。

潘汉年到达武汉之后，径直赶到设在武汉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报到，遂被分配到宣传部下属的宣传科编纂股当股长。任务是起草宣传大纲，拟定宣传口号。和他共事的副股长是著名诗人汪静之，做这类工作对潘、汪而言可谓是驾轻就熟。工作之余，他们再一块骂骂军阀蒋介石，也是十分开心的。

潘汉年在此工作期间，结识了总政治部秘书长挥代英、总政组织部长章伯钧、总政宣传部宣传处处长高语罕等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加之总政副秘书长李一氓等人不久赶到了武汉，使播汉年的政治视野大为开阔。不久，他又和＿L述名人编为一个党小组，并被指定为党小组长，从而又使他的组织才干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并受到了挥代英等同志的表扬和器重。

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一天三变，高喊“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滚开”的汪精卫则更是变幻莫测。他忽而高喊东征讨蒋，忽而又跑到郑州向冯玉祥献媚；他忽而高喊坚决贯彻孙中山一先生亲自制汀的三大政策，忽而又屈服于蒋介石的军事压力赶走苏联顾问鲍罗庭……更令潘汉年困惑不解的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鲁易和共产党的总记陈独秀，为了所谓维持国共合作的局而，在汪精卫等人而前一让再让，甚至委曲求全，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完全系在了汪精卫及其所谓国民党左派的身上。为此，他经常和一些同志私发牢骚：

“我们这些共产党人为什么老是给人家做嫁衣呢！

潘汉年在如此动**不定的时代风雨中跋涉着，寻觅着，待到汪记的武汉国民政府举行“七·一五”分共的时候，他终于又打破了对国民党的一切幻想，丢掉了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义无反顾地朝着前方大步走去，继续寻找已经死亡的旧中国的再生之路。也就是在这时，从组织上早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潘汉年，转变为无产阶级坚定的革命战士。

虽然潘汉年坚定了革命的决心和方向，但某些传统的文化观念－一尤其是人情世故这套落后的习俗，依然残留在他的思想深处，左右着他的言语和行为。不久，挥代英同志又委任他担任总政治部属下的革命法庭庭长。他上任以后，遂又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很快，武汉三镇的街头、当地报纸都发布了．署名潘汉年的布告。忽然一天，一位陌生人找上门来，告之是柯仲平的妻子丁月秋的的亲戚，他的一位亲属被控告是不法分子，希望潘汉年这位革命法庭的庭长，看在柯仲平的面上能高抬贵手，给条生路。潘汉年和柯仲平同为“创造社的小伙计”，而且又私交很深，他碍于情面，竟然没有拒绝这位陌生人的求情。幸好这一案件很快移交其他法庭审判，使潘汉年没有出现询私枉法的问题。但是，他这种讲情面，记人好处，轻信别人的许诺等弱点却长留在他的思想中，使他在后来处理某些工作从感情出发，授人一柄，也成了所谓“潘案”的一大罪证。此乃后话，留在下文再述。

随着武汉国民政府“七·一五”分共开始，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也终于分裂了。时任总政治部：L任的邓演达愤而卸职出走，曾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很快成为共产党人叛徒的陈公博自南昌回到武汉，奉汪精卫之命接管了总政治部主任之职。接着，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奉中央军委决定从政治部撤出，由郭沫若率领一批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东下九江，到尚未撕下左派面纱的张发奎的部队去开展工作。潘汉年再次听着武汉屠杀共产党人的枪声，看着滚滚东去的江面上漂浮的革命志士的一具具尸体，义乘船来到了九江。当即，郭沫若被任命为张发奎所部的政治部主任，李一氓就任政治部秘书长，潘汉年出任宣传科长。他们虽然有了安身之地，但在蒋、汪再次携手，宁汉合流，双方都在争抢排俄、清共的旗帜的叫嚣声中，他们都很自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

“国民革命向何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又该怎么办呢？”

革命的失败，“使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独立地掌握军队、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新组成的中共五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决定发动湘、鄂、粤、赣四省的秋收暴动之后，又决定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将党领导和受党影响的北伐军部队开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继续进行革命”。但由于张发奎碎变右转，“高唱拥汪”的口号，加之留住赣省的各部的变化，李立三、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召开会议，一致认为：必须“抛弃依张之政策，而进行独立的军事行动”。这就是举行南昌起义。

潘汉年获知南昌起义的消息之后，心情是万分激动的。他认为共产党人从此结束了依附于新军阀蒋介石、孙中山先生的不肖弟子汪精卫的时期，真正走上了开创共产党人用枪打天下的伟大时代。所以，当“李一氓代表中共党组织，动员在政治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和左派分子随郭沫若一起去南昌，参加起义部队的工作”以后，他第一个报名响应，并亲自找郭沫若、李一氓讲自己的决心。在这历史骤变的紧急关头，郭沫若和李一氓当然欢迎潘汉年参加南昌起义，当即批准了潘的请求，并要潘做好起义的宣传鼓动工作。

但是，诚如李一氓所回忆的那样：“但张发奎不让，张发奎只答应郭沫若和少数人乘摇车去南昌，政治部由他接收。这样在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只能全部撤出，都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在潘汉年无法去南昌的情况下，这部分回上海的同志的领队，我们就决定由潘负责。于是他就和我们分开回上海了。”

这对决心参加南昌起义的潘汉年而言，又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内心是痛苦的，要知道这时的潘汉年刚满二十一岁啊！他把年轻人的热血和火气，任性和执拗，全部压在了心底，默默地接受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党组织为什么要把这样的重任交给潘汉年呢？李一氓同志是这样说的：“在这短暂的时期中，他不仅显露出编辑报纸的能力，更加显露出工作中的政治活动能力，能够完成超过工作范围的任务。特别是在当时政治情况下，他不过二十来岁，已经能够对政治局势表示他自己的看法。”

今天，潘汉年就要告别九江了，他很不情愿地脱去半年前穿上的国民革命军的戎装，换上由上海随身带来的西服，第一个来到码头旁边的高处，看着一个个像他一样化了装的同志登上顺流东下的江轮。

突然，码头上传来一阵骚乱声，惊醒了沉思中的潘汉年。他循声望去，只见郭沫若和李一氓在哨兵的开道下大步走来。他虽然已经脱去戎装，但依然习惯地举起右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叫了一声“郭主任，李秘书长！”泪水险些溢出，遂下意识地把头扭过去……

郭沫若十分理解潘汉年此时此刻的心情，尤其当他想到自己就要南下参加南昌起义，真想击筑高歌“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然而他还是把这诗人所具有的悲壮的离别之情藏之心底，讲了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的危险，也说了上海的革命文学需要重新兴起……而这一个个艰巨的使命都落在了潘汉年的肩上。最后，他取出一些钱交到潘汉年的手里，依依深情地说：

“这是我捎给安娜和孩子们的安家费，请你回到上海转给她，代我照料她和孩子们。”

潘汉年收好钱，又习惯地习了一个军礼，分外动情地说：

“请郭主任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之。”

接下来，潘汉年又紧紧握住李一氓的双手，二人相对无言。最后，他们二人几乎是同时说出了两个字：“保重！”

郭沫若和李一氓目送潘汉年登上轮船。随着汽笛长鸣，轮船渐渐驶离码头，随水东去。郭沫若望着快要消逝在水天际点的身影，遂情不由已地低吟：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