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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卧床执笔（第5页）

“哦，日子过得怎么样？你怎么表现得这么差劲？起来吧，我们马上派你下地干活去。”说完，他大笑起来。

区委书记在保尔家里待了两个小时，把晚上还要开会的事都忘了。他一面听着保尔激动的叙述，一面在屋里踱来踱去，最后他说：

“领导学习小组的事你就别提了。你需要的是休息，再把眼病的事弄弄清楚。不见得就没办法治了吧。要不要去一趟莫斯科，啊？你考虑一下……”

保尔打断了他的话：

“我需要的是人，沃利梅尔同志，是活生生的人。我不能一个人孤单单地活着。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同活人接触。给我派几个年轻人来吧，最好是那些小青年。他们在农村里总想搞得‘左’一点，嫌集体农庄不过瘾，要搞公社。这些共青团小伙子，你稍不注意，他们就会冲到前面去，搞冒进。我过去就是这样，我了解这一点。”

沃利梅尔停下脚步问：

保尔微笑着说：

“你大概还记得我妻子吧？昨天你们刚吸收她入党。是她告诉我的。”

“啊，柯察金娜，就是那个洗碗女工？她是你妻子？哈哈，我还不知道呢!”他稍稍考虑了一下，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接着说：“有了，我们可以给你派个人来，就是列夫·别尔谢涅夫。这个同志再合适不过了。你们两个连性格脾气也差不多，有点像两只高频变压器。你知道，我以前当过电工，所以喜欢用这样的词语，打这样的比方。对了，列夫还可以帮你装个无线电收音机，他是个无线电专家。你知道，我经常在他家戴着耳机听到半夜两点钟。连我老伴都起了疑心，问：‘你这老东西，半夜三更的，跑到哪儿闲逛去了？’”

保尔笑着问他：

“别尔谢涅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沃利梅尔来回走累了，坐到椅子上说：

“别尔谢涅夫是咱们区的公证人，不过，他当公证人就像我跳芭蕾舞一样不内行。不久以前，他是个担任要职的大干部。1912年参加革命，十月革命时期入了党。国内战争时期他是军级干部，在骑兵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法庭工作；在高加索跟热洛巴[17]一起消灭过‘白虱子’。他到过察里津，去过南方战线，在远东领导过一个共和国的最高军事法庭。他这人什么苦头都吃过，后来肺结核使他躺倒了，所以才从远东调到这儿来。在高加索，他当过省法院院长、边疆区法院副院长。后来他的肺病更加严重，有了生命危险，这才硬把他调到我们这个区。这就是咱们这个不同寻常的公证人的来历。公证人的职务挺清闲，所以他还活着。来到这里后，先是悄悄让他领导一个支部，接着又把他拉进区委会，然后让他管理一所政治学校，又请他参加监察委员会。他是所有处理疑难棘手问题的重要委员会的常任委员。除此之外，他还喜欢打猎，又是个无线电迷。别看他只有半只肺，可一点也不像个病人。他的精气神足着呢。他即使是死，恐怕也会死在从区委赶到法院的路上。”

保尔打断了他的话，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你们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工作呢？他在这儿比以前更忙了。”

沃利梅尔眯缝着眼睛，瞟了保尔一眼，说：

“要是让你领导一个小组，再派给你一些别的工作，别尔谢涅夫也会说：‘你们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工作呢？’可是他对他自己呢，却又会说：‘宁可轰轰烈烈干一年，也胜过在病**苟且偷安混五年。’看来，只有等社会主义建成之后，才能真正做到爱惜人这件事了。”

“说得好。我也赞成干一年，反对混五年。不过，我们常常会任意挥霍精力，这等于犯罪。现在我才明白，这样做与其说是英勇，还不如说是任性和不负责任。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懂得，我没有权利这样糟蹋自己的身体。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英雄行为。要是我不那么热衷于斯巴达式的蛮干，也许还可以再多坚持几年。一句话，‘左倾’幼稚病是造成我目前状况的一个主要危险。”

第二天晚上，别尔谢涅夫来看保尔，两人一直谈到半夜才分手。别尔谢涅夫离开新朋友的时候，心情就像刚刚遇到了失散多年的亲兄弟一样。

次日早晨，有几个人爬上屋顶，架起了天线。别尔谢涅夫在房里一面安装收音机，一面讲述自己最有意思的经历。保尔看不见他，不过根据达雅的描述，知道他长着淡黄色的头发、淡蓝色的眼睛，身材匀称，动作敏捷，也就是说，跟保尔刚跟他见面时想象的模样完全一样。

黄昏时分，三只小灯亮了，别尔谢涅夫郑重地把耳机递给保尔。太空中传来一片嘈杂声。港口的莫尔斯电报机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地叫着，轮船上的无线电台正在某个地方（显然是在近海）发报。突然，可变电感器线圈从杂乱的噪声中收到了一个沉着而自信的声音：

“注意，注意，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

小小的收音机，通过天线能收听到世界上六十个电台的播音。疾病切断了保尔同生活的联系，但现在生活穿过耳机的膜片冲了进来，让保尔触摸到了生活强劲有力的脉搏。疲劳的别尔谢涅夫看见保尔两眼闪现出喜悦的光芒，不禁笑了。

家里的人都睡了。达雅在睡梦中发出不安的嘟哝声。她每天很晚才回家，又冷又累，保尔很少见到她。她越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晚上的闲暇时间就越少，这让保尔想起了别尔谢涅夫曾经说过的话：

“如果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妻子也是党员，他们彼此见面的时间就很少。这有两大好处：既不会相互厌烦，更没有时间吵架!”

他能够表示反对吗？他早就应该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过去，曾经有段时间，达雅把她的每个晚上都给了他。那时候对他有更多的温存体贴。可是那时候她仅仅是朋友和妻子，而现在她是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和党内的同志。

他明白，她政治上成长得越快，她能陪伴他的时间就越少。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他负责起一个学习小组的工作。

每天晚上，家里又热闹起来了。跟年轻人共同度过几个小时，使保尔变得朝气蓬勃。

其余的时间，他用来听广播。母亲要喂他吃饭，总得费好大劲才能让他摘下耳机。

无线电广播把失明所夺走的东西又还给了他，他又可以学习了。于是他凭着一股永无止境的强烈欲望如饥似渴地学习，忘却了不断侵袭全身的发热和剧痛，忘却了双目火烧火燎的肿痛，忘却了生活对他的残酷无情。

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企业建筑工地上的青年们从保尔那一代共青团员手中接过共产国际的旗帜，建立了功勋。当保尔从电波中听到这一消息时，感到无比幸福。

在第聂伯河上，汹涌的洪水冲垮钢闸，淹没了机器和人。与这场天灾进行斗争的依然是共青团员们。他们废寝忘食，苦战两昼夜，终于把河水赶回了闸门。在这场大规模的抢险斗争中，新一代的共青团员冲在最前面。在英雄模范人物的名单中，保尔高兴地听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名字——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