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沉思着把信撕碎,然后两手伸出窗外,任凭风吹散他手中的碎纸片。
第二天早晨,保尔读完两本日记,把它们卷起包好。到了哈尔科夫,一部分乌克兰代表下了车,其中包括奥库涅夫、潘克拉托夫和保尔。奥库涅夫要去基辅接住在安娜家的塔莉亚。潘克拉托夫已当选为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到基辅有事要办。保尔决定和他们一起乘车到基辅去,顺便看看扎尔基和安娜。他到车站邮局给丽达寄日记本,耽搁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朋友们已经全走了。
他坐电车来到安娜和杜巴瓦的住所。保尔走上二楼,敲了敲左面的门——安娜就住在那里。但是没有人应声。时间还很早,安娜不可能这么早就去上班。保尔想:“她也许还在睡觉。”这时隔壁的门打开了,睡眼惺忪的杜巴瓦走了出来,站在门口。他脸色灰白,眼圈发青,身上散发出刺鼻的洋葱味,保尔那灵敏的嗅觉还闻到了他嘴里喷出来的一股熏人的酒气。透过半开的房门,保尔看见**躺着一个胖女人,更确切地说,是看到这女人的肩膀和一条**的肥腿。
杜巴瓦注意到了他的目光,用脚一踹,把门踢上了。
“你怎么,来找安娜·鲍哈特同志吧?”他眼睛看着墙角,声音沙哑地问,“她已经不住这儿了。你难道不知道吗?”
保尔皱着眉,以审视的目光打量着他。
“我不知道。她搬到哪儿去了?”
杜巴瓦突然发起火来。
“这我可懒得管。”他打了一个嗝,又不怀好意地恶狠狠地说,“你是来安慰她的吧?好哇,来得正是时候。位子已经腾出来了,快行动吧。况且她不会拒绝你。她在我面前提过好几次,说她挺喜欢你,或者像娘们的另一种说法。抓住机会吧,这样你们的灵与肉就都统一起来了。”
保尔感到两颊发烧。他竭力克制自己,低声说:
“德米特里,你怎么堕落到这种地步!没想到你会是这么一副无赖嘴脸。你以前可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为什么要自甘堕落呢?”
杜巴瓦把身子靠在墙上。看来,他赤脚站在水泥地上有点冷,所以把身子蜷缩起来。房门打开了。一个睡眼惺忪、面颊浮肿的女人探出头来,说:
“小猫咪,快进来吧,站在那儿干吗呀?”
杜巴瓦没让她说完就砰地把门关上,用身体顶住。
“可真是个好的开端……”保尔说,“你把什么人领到家里来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杜巴瓦显然已对谈话感到厌烦,他大声喊道:
“连我该跟什么人上床也要你们下指示吗!这些说教我早就听够了!你从哪儿来,就滚回哪儿去吧!去告诉大家,就说我杜巴瓦现在又喝酒又嫖女人!”
保尔走到他跟前,激动地说:
“德米特里,把这个女人赶走,我想最后再跟你谈一次……”
杜巴瓦把脸一沉,转身走进了房间。
“呸,这个恶棍!”保尔压低嗓门骂了一句,慢慢走下楼去。
两年过去了。时光不紧不慢地流淌着,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飞速前进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总是给这些表面似乎单调的日子带来崭新的内容,每天都在变化,日新月异。一点六亿伟大的人民,首次在世界上成为自己辽阔疆土和丰富宝藏的主人。他们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而紧张地、英勇地劳动。国家在日益壮大,国力在不断增强。不久前,那些废置的工厂还是毫无生气的,一片凄凉,可是现在已经看得见烟囱都在冒烟。
保尔觉得,这两年过得飞快,简直是一晃而过。他不会慢腾腾地过日子,不会懒洋洋地打着哈欠迎接清晨,也不会在晚上十点钟准时上床睡觉。他不仅自己抓紧分分秒秒,同时也催促别人。
他舍不得多花时间睡觉,常常可以看见他的窗户在深夜还亮着灯光。屋子里有几个人围着桌子坐着。他们是在学习。在这两年时间里,他们读完了《资本论》第三卷,弄清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精妙结构。
有一天,拉兹瓦利欣突然出现在保尔工作的那个专区。省委派他来,建议让他担任一个区的团委书记。当时保尔正出差在外。常委会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把拉兹瓦利欣派到一个区里任职。保尔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但是什么也没说。
一个月之后,保尔来到拉兹瓦利欣所在的区视察工作。他发现的问题不算太多,但其中已有这样一些情况:拉兹瓦利欣酗酒,拉拢一帮阿谀奉承的人,排挤正派的同志。保尔把这些问题在常委会上提了出来。当大家一致主张给拉兹瓦利欣严重警告处分时,保尔出人意料地说:
“应该开除,并且永远不准重新入团。”
大家对此感到吃惊,觉得处分过重,但是保尔重复道:
“一定要把这个坏蛋开除出团。我们已经给过这个少爷学生重新做人的机会,他纯粹是混进团里的异己分子。”保尔把在别列兹多夫发生的事讲了一遍。
“我对柯察金的指责提出强烈抗议。他这是公报私仇,谁都可以编造些罪名来整我。让柯察金拿出真凭实据来。我也可以无中生有,说他搞过走私活动,那么是否就应该把他开除呢?不行,得让他拿出证据来!”拉兹瓦利欣大叫大嚷。
“等着吧,会给你证据的。”保尔回答他说。
拉兹瓦利欣从房里走了出去。半小时后保尔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常委会一致通过决议:“将异己分子拉兹瓦利欣开除出团。”
夏天到了,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去度假。身体不好的都想去海滨。这个季节,谁不盼着轮到自己休假。保尔竭力替伙伴们张罗疗养证,申请补助费,让他们去休养。同志们出门的时候,脸色苍白、神态疲惫,但心情都很愉快。他们留下的工作就压在了保尔的肩膀上。于是他犹如一匹驯顺的拉着大车爬坡的马,担负起全部工作。一批同志回来了,晒得黑黑的,神采飞扬,精力充沛。接着,又走了另一批。整个夏天一直人手不够,工作却不能停顿。保尔也就没有一天不在岗位上。
夏天就这样过去了。
保尔不喜欢秋天和冬天,这两个季节会给他带来许多肉体上的痛苦。
今年他特别焦躁地盼望着夏季的到来。他的身体一年比一年衰弱,即使只向自己承认这一点,他也感到异常痛苦。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承认自己是个残废,无法胜任繁重紧张的工作;要么坚守岗位,直到完全不能工作。他选择了后者。
地区卫生处处长巴尔捷利克医生是位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党员。有一天,在地区党委常委会上,老医生坐到保尔旁边,说:
“柯察金,你的气色很不好。你到医务委员会检查过吗?健康情况怎么样?大概没去过吧?我有点记不清了。朋友,你应当好好检查一下。星期四下午来吧。”
保尔太忙,没去。可是巴尔捷利克没有忘记他,硬把他拉了去。那儿的医生为保尔做了认真全面的检查(巴尔捷利克以神经病理学家的身份亲自参与了检查)。检查的结论如下:
医务委员会认为保尔·柯察金同志必须立即停止工作,去克里木长期疗养,并进一步认真治疗,否则必将产生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