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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缘达雅（第4页）

“那就请您住这儿吧，跟埃勃涅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要求给他找一个俄罗斯同伴。”医生解释道，然后上前敲门。

从房间里传出一句发音很不准确的俄语：

“请进。”保尔走进房间，放下手提箱，转过身来，看见**躺着一个满头金发的德国人，长着一双漂亮而又富有生气的蓝眼睛。他朝保尔友好地笑了笑。

“顾特莫根，盖诺森[16]。我想说：‘你好。’”他改用俄语说，并向保尔伸出一只手指细长的苍白的手。

几分钟以后，保尔已经坐到德国人床边，两个人开始用一种“国际”语言热烈地交谈起来。此时词语只起辅助作用，一切难懂的词句全靠猜想、手势、表情来帮忙，总之用上了无师自通的世界语中的一切办法。保尔已经知道，埃勃涅是个德国工人。

在1923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枪。这次他旧伤复发，又卧倒在床。尽管伤口剧痛，他仍然精神抖擞，因而立刻赢得了保尔的尊敬。

同这样一位出色的病友住在一起，保尔不禁喜出望外。这样的人绝不会因为自己的病痛从早到晚唠唠叨叨、唉声叹气。相反，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病痛也忘却的。

“可惜我对德语一窍不通。”保尔想。

在花园的一角，放着几把摇椅、一张竹桌和两辆病人坐的轮椅。五个病人在每天治疗之后就到这儿来度过一整天。病友们称他们为“共产国际执委会”。

德国人埃勃涅斜靠在轮椅上，另一张轮椅上坐着禁止步行的保尔。其余三个人，一个是身材笨重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他是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另一个是长着一双褐色眼睛、像十八岁少女一样年轻的拉脱维亚人玛尔塔·劳琳；还有列杰尼奥夫，一个身材魁梧、两鬓灰白的西伯利亚人。的确，这里有五个民族——德国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玛尔塔和瓦伊曼懂德语，所以埃勃涅请他们做翻译。保尔和埃勃涅由于同住一间房而成了朋友；玛尔塔、瓦伊曼和埃勃涅因语言相通而亲近起来；使保尔和列杰尼奥夫成为朋友的则是国际象棋。

在列杰尼奥夫入院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象棋“冠军”。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之后，保尔才从瓦伊曼那儿夺得了冠军头衔。失败使瓦伊曼这个平时漫不经心的爱沙尼亚人失去了心理上的平衡，他很久都不肯饶恕击败他的保尔。不久，疗养院里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头，他虽然已经五十多岁，看起来却要年轻得多。他邀请保尔下一盘。保尔没有想到他是个厉害对手，平静地以后翼弃卒开棋，列杰尼奥夫以推进中卒相应，不吃弃卒。保尔作为“冠军”，必须和每一个新来的棋手对局。通常旁边都挤满了围观的人。走到第九步的时候，保尔已经发觉对方那些沉着推进的卒子正在步步紧逼。他明白他遇到了一个危险的敌手，他后悔开局时不该那么掉以轻心。

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保尔尽管竭尽全力，还是不得不承认失败。他比所有观棋的人更早看出自己败局已定。他看了对手一眼。列杰尼奥夫慈祥和蔼地朝他笑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必败无疑。

但是正在紧张观战、毫不掩饰地盼望保尔吃败战的瓦伊曼却还没有看出来。

“我永远要坚持到最后一卒。”保尔说。

只有列杰尼奥夫一个人听得懂这句话，他赞许地点了点头。

五天之内，保尔和列杰尼奥夫一共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七负二胜一和。

瓦伊曼扬扬得意地说：

“哎呀，谢谢你，列杰尼奥夫同志!你终于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他活该如此!他击败了我们所有的老棋手，可是自己终究还是栽在了一个老将手里。哈哈哈!”

“怎么样，失败的滋味不好受吧？”他转而挖苦这位曾经战胜过他的败将。

保尔失掉了“冠军”的称号。不过，在失去了这份棋坛荣誉的同时，他结交了一个好朋友。列杰尼奥夫后来成为他的一个挚友和最敬爱的人。保尔棋赛的失败并非偶然。他对象棋战略仅仅略懂皮毛而已，一个普通的棋手自然要输给一个精通棋艺的行家。

保尔和列杰尼奥夫之间有一个共同值得纪念的日子：保尔出生和列杰尼奥夫入党恰好在同一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老战士和布尔什维克青年近卫军的典型代表。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从事过多年地下工作，蹲过沙皇的监狱，以后又一直担任国家重要的行政工作；另一个拥有烈火般的青春，虽然只有短短八年的战斗历程，但这八年却抵得上好多人的一生。而且这一老一少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同时又都疾病缠身。

每到晚上，埃勃涅和保尔的房间便成了俱乐部。所有政治新闻都是从这里传播出去的。晚上，11号病房里热闹非凡。瓦伊曼动不动就想讲个黄色笑话，他对这类东西有特殊的嗜好。但是他马上就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夹攻。玛尔塔善于用巧妙而辛辣的嘲讽堵住他的嘴；如果还不奏效，保尔就出面干预。

“瓦伊曼，你最好先征求一下大伙的意见，也许你的‘俏皮话’根本不合我们的口味……”

“我真不明白，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保尔用不平静的语气开始说道。

瓦伊曼噘起厚嘴唇，一双小眼睛含着嘲笑的目光在大家脸上扫了一下，说：

“看来得在政治教育委员会下面设立道德督察处，并且推举柯察金当督察长。对玛尔塔我倒可以理解，女同志嘛，当然会反对的。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装扮成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好像是个共青团里的乖宝宝……再说，我可不喜欢鸡蛋来教训母鸡。”

在这场关于共产主义伦理的激烈争论之后，黄色笑话问题被提到原则高度来讨论。玛尔塔把各种不同观点翻译给埃勃涅听。

“我赞同保尔的看法，说黄色笑话不太好。”埃勃涅用不大正确的俄语说。

瓦伊曼只好退却了。虽然他竭力用开玩笑来敷衍搪塞，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讲过这类笑话了。

保尔一直以为玛尔塔是个共青团员。她的模样看上去大约只有十九岁。但是有一次他同玛尔塔聊天，结果大吃一惊，原来她已经三十一岁了，1917年就入了党，而且是拉脱维亚共产党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1918年白匪曾判处她死刑，但是后来苏维埃政府设法把她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赎换回来。现在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在大学学习，不久就可以毕业。保尔没有留意到他们是如何接近起来的，不过这个常来看望埃勃涅的矮小的拉脱维亚女子已经成为他们“五人小组”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老地下工作者埃格利特也是拉脱维亚人，经常调皮地逗她说：

“玛尔塔，你那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可怎么过呀？这么下去可不行啊!”

每天早晨起床铃响之前一分钟，疗养院里总能听到一只公鸡在大声啼叫。埃勃涅学鸡叫的本领真叫绝了。院里的工作人员四处寻找这只不知从哪里跑进来的公鸡，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使埃勃涅非常得意。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恶化。医师们禁止他下床。这使埃勃涅很难过，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他从不愁眉苦脸，乐观向上，精力旺盛，却又这么年轻就丧失了健康。当玛尔塔告诉埃勃涅，医师们预料保尔的未来一定十分悲惨的时候，埃勃涅听了非常焦急。

一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医生们始终都不允许他下床走动。

保尔竭力对周围的人隐瞒自己的痛苦，只有玛尔塔从他异常苍白的脸色中猜出几分。出院前的一星期。保尔收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通知他假期延长两个月。信里又说，根据疗养院的诊断结论，以他目前的健康状况，想恢复工作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央委员会还随信汇来一笔钱。

保尔经受住了这初次的打击，好比他当年跟朱赫来学拳击，经受住第一拳一样。那时他虽然倒下了，但是立刻就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