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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步入正轨（第7页）

大厅里响起一片赞成声。

“阿尔焦姆·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钳工，工龄十七年。”

“勃鲁扎克·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火车司机，工龄二十一年。”

大厅里的声音越来越大，讲坛上那个人还在继续念着名字。大家听到的都是那些一直跟钢铁和机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的名字。

当第一个签名的人走上讲坛的时候，会场里顿时鸦雀无声。

老头子波利托夫斯基在向大家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同志们，我还能说什么呢？在旧时代，一个工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大家都清楚。过的是奴隶的生活，年老的时候，像叫花子一样穷死饿死。哦，说句老实话，革命刚闹起来的时候，我以为我已经老了，肩膀上又压着养家糊口的重担，所以犹犹豫豫地没提入党的事。虽然我从来不曾帮助过敌人，但也很少参加战斗。1905年我在华沙工厂做工的时候，做过罢工委员会的委员，跟布尔什维克一块儿干过。那时候我还年轻，有一股冲劲。老掉牙的事还提它干什么!列宁的死，好比一把刀扎在我的心口。我们永远失去了我们的朋友和保护人，我决不能再说自己老了!……我不会讲话，让那些讲得好的人来讲吧。我只想强调一点：我跟定了布尔什维克，永远不变心!”

白发苍苍的老司机倔强地点了一下头，灰白眉毛下面坚定的目光凝视着会场里的人，似乎在等待着他们的裁决。

没有人举手反对这位身材矮小、头发苍白的老人入党。当党委要求非党群众发表意见时，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

会场里的每个人都明白，一桩非同寻常的事情正在进行。方才老司机站过的地方，这时出现了阿尔焦姆健壮的身影。这个钳工不知道该把他的大手往哪里放，因此老是摆弄手里那顶带有大耳罩的帽子。他那件衣襟被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开着，露出里面灰色的军便服，领口上整齐地扣着两颗铜纽扣，这使他显得像过重大节日一样整洁。他把脸转向大厅，突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那是石匠的女儿嘉莉娜，她正坐在被服厂的一群女工中间。她对阿尔焦姆宽恕地微微一笑，那微笑中包含着对他的鼓励，嘴角上还隐约流露出一种无法言传的表情。

“阿尔焦姆，谈谈自己的经历吧!”党委书记西罗坚科对他说。

阿尔焦姆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不知从何说起才好。这会儿他才感觉到，不可能把一生的经历和体会全讲出来。他找不准词，而且心情太激动，更开不了口。他还从未有过类似的感受。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活正处在重大的转折点上，他阿尔焦姆正在迈出关键的一步。他那萎靡不振的生活从此将变得火热而有意义。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阿尔焦姆开始说。

大厅里静悄悄的，六百个人全神贯注地听着这个个子高大、鹰钩鼻、浓眉大眼的工人讲话。

“母亲在大户人家做用人。父亲的模样，我不大记得了。他跟母亲合不来，经常喝醉酒。我们是跟母亲过的。她没法养活我们那么多人。母亲天天起早摸黑地干，累弯了腰，除了吃东家的饭，每月只挣四个卢布。我好歹上过两年学，学会了读和写。但是到了九岁，母亲实在没法子，只得送我进一家铁工厂当学徒。三年当中，没有工钱，只管饭……老板是个德国人，姓费斯特。他原本嫌我小，不肯收，不过见我长得结实，母亲又替我多报了两岁，这才收下。我在他那里干了三年。他不教手艺，光叫我干家务活，差我去买伏特加酒。他常常喝得烂醉……叫我买煤，叫我搬铁。老板娘也把我当用人使唤，叫我倒尿盆、削土豆皮。他们动不动就踢我一脚，常常是无缘无故的，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因为老板经常喝得醉醺醺，老板娘对谁都看不顺眼，稍不如意就抽我两三个耳光。有时我不得不从她那儿逃走，跑到街上，可是能到哪儿去呢？能向谁去诉苦呢？母亲远在四十公里以外，何况她那里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在厂里的处境也差不多。那里管事的是老板的弟弟。这个浑蛋专爱拿我开心。有一回，他指着墙角放铁匠炉的地方，对我说：‘去，把那个铁垫圈给我拿来。’我跑过去，伸手就拿，哪知道这个垫圈是刚打的，刚从炉子里夹出来，放在地上看着是黑色的，手一碰上，皮都烫掉了。我疼得大哭大叫，他却在一旁哈哈大笑。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就逃回去找母亲。可她也没地方安顿我，只得再把我送回德国人那儿。她一路走，一路哭。一直到第三年，他们才让我学一点钳工活，但还是照样打我。所以我又逃走了。这回跑到了旧康斯坦丁诺夫，进了一家香肠作坊做工。我在那里整天洗肠子，过了差不多两年猪狗不如的生活。后来，老板赌钱，把作坊也输掉了。欠我们整整四个月的工钱没发，他就溜走了。这样，我离开了那个鬼地方。我爬上火车到日梅林卡找工作。多亏那里的一个机车库工人同情我的遭遇。他听说我多少会干一些钳工活，就假装是我的叔叔，竭力把我推荐到厂里去。他见我个子高，替我报了十七岁。于是，我就给钳工打下手了。后来，我转到这儿来干活，已经做了九年工。这就是我过去的经历。至于在这儿的情况，你们全都知道。”

“也许人们都会问我，为什么革命烈火刚刚燃烧起来的时候，我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我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应当说，我离年老还远得很。我是因为直到今天才找到自己的路。我何必隐瞒呢？以前就是没有认清道路。其实早在1918年，举行反德大罢工那会儿，我就该走上这条路的。有个叫朱赫来的水兵跟我谈过多次。直到1920年，我才拿起枪来战斗。后来战争结束了，白匪被赶进了黑海，我们就转回家来了。于是结婚，生孩子……一头扎进家庭的小圈子里。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发出了号召。我回顾自己的生活，看清楚了这当中缺少的是什么。仅仅保卫过自己的政权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共同奋起，接替列宁，要让苏维埃政权像铁打的江山那样永远屹立着。我们应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是我们自己的党哪。”

阿尔焦姆就这样简洁而又极其诚恳地结束了发言，似乎还为自己跟平时不同的言辞感到不好意思。他觉得仿佛卸下了肩头的千斤重担，便挺直全身，等候大家提问。

“也许有人要问些什么吧？”党委书记打破了沉默。

一排排坐着的工人开始稍稍动弹起来，不过还没有人应声提问。有个司炉工一下机车就直接赶来开会。他浑身黑得像甲虫，爽快地喊道：

“问什么？难道咱们还不了解他吗？把党证发给他就行啦!”

矮墩墩的锻工吉利亚卡，因为闷热和激动，脸涨得通红。他用似乎感冒般的嘶哑嗓音说：

“这样的人是不会出岔子的。他会成为一个刚强的同志的。西罗坚科，表决吧!”

后面共青团员坐席上站起一个人来，由于光线半明半暗，看不清是谁，他说：

“让柯察金同志说说，他为什么让庄稼地缠住了，种地会不会削弱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呢？”

会场上发出一阵轻轻的、不以为然的议论声。有人出来指责那个小伙子说：

“说得简单明白点，这里不是卖弄口才的地方……”

不过阿尔焦姆已经在回答了，他说：

“没关系，同志。这小伙子说得对，我是叫庄稼地缠住了，这是事实，不过我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工人阶级的良心。从今天起，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我一定把家搬到工厂附近来，住在这儿更踏实些。否则，那块地会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

阿尔焦姆看见台下的手臂密密麻麻地举起，他的心不由得又颤抖了一下。他不再有沉重感，挺胸阔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身后传来西罗坚科的声音：

“一致通过。”

“我的两个孩子都牺牲了。我应该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不能只躲在角落里伤心。我还没有拿出行动，弥补上他们的牺牲所造成的损失。领袖的逝世打开了我的眼界。大家就不要问我过去的事情了，真正的生活从现在重新开始。”

头发斑白的扎哈尔回想起往事，心烦意乱，愁眉不展。可是大家没提什么问题就一致举手通过他入党。这时他抬起头来，双眼也炯炯有神了。

大会继续审查申请者，一直持续到深夜才结束。被接受入党的全是大家熟悉的、经过生活考验的、最优秀的工人分子。

列宁的逝世促使数十万工人成为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去世没有造成党的队伍涣散。宛如一棵大树，强劲有力的根深探地扎在土壤中，如果只被削去树梢，它是不会枯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