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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卧床执笔（第4页）

保尔觉察到在他的笑谈中隐含着同情和忧虑。

他们兴奋地谈了两个小时。列杰尼奥夫讲了许多莫斯科的新闻。从他那里，保尔第一次听到了党关于农业集体化和农村改造的重要决议，他如饥似渴地听着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我还以为你在你的家乡乌克兰的什么地方工作呢。没想到你这么不幸。不过，没关系，我原来的情况还不如你，我已经完全卧床不起了，现在你看，我不是挺精神吗？你记住，现在绝不能无精打采地过日子。这样不行!有时候我也有过不该有的念头：是不是该歇一阵了，稍微喘口气也好。毕竟上了年纪，一天连着干十一二个小时，确实累得不行。好吧，那就想想，哪些工作可以分出去一部分，有时候甚至都要落实了，但每次结果都一个样：坐下来办‘移交’就得花很长时间，晚上十二点之前别想回家。机器转得越快，它的小齿轮转得也越快。现在我们前进的速度一天胜过一天，结果我们这些老头子也只得像年轻人一样生活了。”

列杰尼奥夫用手摸摸高高的额头，像慈父一般亲切地说：

“好，现在讲讲你的情况吧。”

列杰尼奥夫仔细听保尔叙述他前段时间的生活，保尔注意到，列杰尼奥夫一直目光炯炯，赞许地看着他。

在凉台一角，在浓密的树荫下，坐着几位疗养员。切尔诺科佐夫紧紧皱着两道浓眉，坐在小桌旁边看《真理报》。他穿着俄罗斯斜领黑衬衫，戴一顶半旧的鸭舌帽，瘦削的脸庞晒得黑黑的，胡子好久没有刮了，两只蓝眼睛深深凹陷进去——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是个老矿工。十二年前，他就放下了铁镐，参加边疆区的领导工作，可是看他现在的样子，仍然像刚从矿井里上来的一样。这从他的举止言谈及讲话的用词上，都可以看出来。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疆区党委委员和政府委员。他腿上生了坏疽病，这种痛苦的病不断消耗着他的体力。他恨透了这条病腿，就因为这条病腿，他躺在**已经快半年了。

坐在他对面，一边抽着烟卷一边沉思的是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日吉廖娃。她今年三十七岁，入党已有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大家都管她叫“金工姑娘小舒拉”。差不多还是个小女孩时，她就尝到了流放西伯利亚的滋味。

坐在桌旁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低着像古希腊罗马雕像一样美丽的头，正在读一本德文杂志，不时用手扶一扶鼻梁上的玳瑁大眼镜。这个年方三十的大力士竟要费很大劲才能抬起那条不听使唤的腿，真叫人看着不敢相信。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是编辑、作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他熟悉欧洲，精通好几门外语。他学识渊博，就连一向稳重的切尔诺科佐夫对他也很尊重。

“他就是你的同房病友吗？”日吉廖娃朝坐在轮椅上的保尔那边抬了抬头，低声问切尔诺科佐夫。

切尔诺科佐夫放下报纸，脸色立刻变得开朗起来。

“是呀，他就是保尔·柯察金。亚历山德拉，您一定得跟他认识一下。是病魔把他缠住了，要不然把这个小伙子派到工作难以开展的地方去，肯定是把好手。他是第一代共青团员。总之，要是咱们大家都扶他一把，他将来还可以工作的。我是下定决心要帮他的。”

潘科夫倾听着他们的交谈。

“他得的什么病？”日吉廖娃又小声地问。

“1920年受伤留下的病根。脊椎骨出了毛病。我问过这儿的大夫，你知道吗？他们都担心暗伤会叫他全身瘫痪。你看有多严重!”

“我马上把他推到这边来。”日吉廖娃说。

他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保尔没有想到，日吉廖娃和切尔诺科佐夫以后都成了他的挚友，在后来病重的那几年里，他们成为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照常进行。达雅做工，保尔读书。但是他刚要开展一个小组的工作，新的不幸又偷偷袭来——他的两条腿完全瘫痪了。现在只有右手还能活动。他做了许多努力，但是都没有效果。他知道他从此再也走不了路了，这时候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达雅感到了绝望，由于没有能力帮助他更觉痛苦，可是她勇敢地掩饰着她的绝望和痛苦。

保尔内疚地微笑着说：

“达雅，亲爱的，我俩只好离婚了。当初咱们约定的时候可没有说，这么倒霉了还要一块儿过下去呀。亲爱的，今天我得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她不让他继续说下去。她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把保尔的头紧紧地搂在胸前。

阿尔焦姆得知弟弟又遭遇新的不幸，就写了封信给他母亲。老太太立刻抛下一切，赶到保尔这儿来。现在他们三个人住在一起，老人家跟儿媳妇相处得很和睦。

保尔继续学习。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冬日的晚上，达雅带回了第一个胜利的喜讯——她当选为市苏维埃的委员了。从那天起，保尔就开始很少见到她了。下班后，达雅常常从她工作的那个疗养院食堂，直接去市苏维埃或妇女部，直到深夜才回家。她满脸倦容，但是脑子里却装满了新鲜事。吸收她为预备党员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她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可是，新的不幸又袭来了。保尔的病情持续恶化。先是右眼火烧火燎地疼起来，随即左眼也感染发炎了。他平生头一次懂得了什么叫作失明——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黑纱。

现在，一个难以克服的可怕的障碍已经悄无声息地挡在路上，阻止他继续前进。母亲和妻子悲观失望到了极点，但是他本人却异乎寻常地冷静，暗自决定：

“应当再等一等。如果确实再也不可能向前迈进一步了，如果为了恢复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失明一笔勾销了，如果归队的希望永远成了泡影——那么就只有自杀了。”

他给朋友们写了许多信。大家纷纷回信鼓励他坚强起来，继续奋斗。

就在保尔万分艰难的日子里，一天晚上，达雅无比兴奋地笑着告诉他：

“保夫鲁沙，我现在是预备党员了。”

保尔一面听着她叙述党支部接受她这位新同志入党的经过，一面回想起自己入党时的情形。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

“呵，柯察金娜同志，这么说，咱们俩可以组成一个党小组了。”

第二天，他写信给区委书记，请他有空来一趟。傍晚，一辆溅满泥浆的小汽车在门口停了下来，区委书记沃利梅尔走进屋里。他是个拉脱维亚人，已年过半百，一脸络腮胡子。他握住保尔的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