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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辛酉之变（第1页）

第四章辛酉之变

1。咸丰帝的心结

咸丰十年（1860）九月初六，留守京师的恭亲王奕訢奉旨与英法联军谈判。当天晚上，奕訢在试探落空后，表示同意他们提出的一切要求。

九月十一、十二日，清廷与英法联军正式交换了《天津条约》，又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其中增加的条款有：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对英赔偿白银从四百万两增加到八百万两，对法赔偿白银从二百万两增加到八百万两；在赔款付清之前，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大沽炮台、登州、北海、广州；清廷开辟天津为通商口岸；准许华工出国；归还没收的天主教教产等。

最令人心痛的是，十月初二，俄国假借调停有功之名，逼迫清廷签署了《中俄北京条约》，夺去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及海参崴在内）约四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开放张家口、库伦、喀什嘎尔等地为商埠，获取的利益远超英法两国。这个条约迫使清廷认可了《瑷珲条约》的合法性。

由于这些不平等条约是经奕訢之手签订的，人们便把卖国的罪名扣在他头上，而且还蔑称他为“鬼子六”，而他主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则被骂为“鬼使”。奕訢把所有事情办妥后，将详情写成奏报，差人火速送到热河。

咸丰帝虽然让恭亲王替自己背了锅，但他自己也饱受煎熬，看到奕訢的奏折后更加心痛。他的身体日渐羸弱，经随驾御医诊断，病因为忧心过度、气血亏损、脾肾两虚。御医嘱他调养，但他在山庄仍常做两件事——听戏、夜饮。

当然，咸丰帝在避暑山庄依然忧心国事，十分关注太平军和捻军的动向。按照懿贵妃的说法，洋人想要的只是银子和地盘，而太平天国是要推翻清王朝，两害相权，内贼比外夷更可怕。朝中的主和派也持同样观点。所以，在与洋人交战的同时，咸丰帝又默认上海等地官员雇用华尔的洋枪队，联合围剿太平军。

但从各地呈送的战报来看，“剿匪”的形势依然不太乐观。尤其是僧格林沁所部、胜保所部以及蒙古骑兵大部北调后，太平军和捻军的联合部队乘机在江北、江南同时发起大反攻。此时，何桂清正式接任两江总督，王有龄升为浙江巡抚，他们配合清军在江浙“剿匪”。后何桂清因屡失城池而被褫职逮问，曾国藩实授为两江总督。江南大营统帅和春战死后，太平军兵分三路再次向曾国藩驻守的祁门地区发动进攻。太平天国襄王刘官芳从北面进攻，堵王黄文金从西面进攻，侍王李世贤从东面进攻，曾国藩四面楚歌，又一次陷入惊恐之中。他让幕僚李鸿章统率淮扬水师去安庆、合肥招兵买马。湘军占领安庆，太平军和捻军转而进攻上海，受挫后，再攻浙江，陷新城、临安、富阳等地。胡林翼在安庆之战后在太湖死守。钦差袁甲三虽已调任漕运总督，但仍留在安徽督办军务，率军作战。因为云南义军李永和、蓝朝鼎兄弟已由云南入川，骆秉章（1）被调往四川督办军务。骆秉章的幕僚左宗棠则以四品京堂候补随曾国藩襄办军务，率楚军赶赴江西作战。

咸丰帝看过这些战报后，虽有不满，但对“剿匪”比驱夷更有信心。这些战报，懿贵妃早已过目，甚至比咸丰帝更了解前线战况。

十二月初，留守京师的恭亲王奕訢建议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对外交涉的机构，得到咸丰帝的批准，随后在北京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和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2）三人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没过几天，奕訢派载垣到承德向咸丰帝奏报，与四国的交涉已基本妥当，洋兵已经先后撤离京师，不会进攻紫禁城，留京大臣们准备恭迎皇帝回京。热河的官员们听说后纷纷议论，庆幸自己和清廷劫后余生，但是咸丰帝迟迟没有答复，大家猜不透皇帝到底怎么想，懿贵妃却很清楚。

按照常理，因战祸逃亡在外的皇帝最担心的就是京城有变，皇位难保。现在京城已经平静，他理应迫不及待地回朝主政才是。懿贵妃对咸丰帝内心世界的了解远比那些近臣更为透彻，她知道皇帝不想回城是有所顾虑，他生性多疑，但危急情势之下即便是疑人也得重用，比如曾国藩、桂良、何桂清等。他对亲王郡王也不信任，尤其是对恭亲王奕訢更是处处设防。

咸丰五年（1855）夏间，已被册封为皇贵太妃的奕訢之母病重，恭亲王在咸丰帝面前哭着跪下说母亲已经奄奄一息，只有皇帝给她上皇太后的封号才能瞑目。咸丰帝漫不经心地答应了一声，然后让内殿太监传口谕，晋封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实际上，咸丰帝只是为了让皇贵太妃瞑目，但恭亲王却信以为真，随后就到军机处，命令臣僚准备册封典礼。承办官员拿着封典议案请咸丰帝过目，咸丰帝一看大为恼火，但此事确实是自己亲口所说，君无戏言，哪能当着臣僚的面出尔反尔，于是勉强同意了封号。咸丰帝对此耿耿于怀，免去恭亲王的军机大臣之职，罚他到他们以前一起读书的地方思过。为了平息臣工们的疑惑与不满，他推说是康慈皇太后驾崩前的懿旨。

对于咸丰帝与恭亲王的貌合神离，懿贵妃看得十分真切，但她不便介入，只能静观其变。咸丰帝不愿急于回京显然是担心为自己“背锅”的兄弟心怀叵测。奕訢若与洋人联手，废黜他这个皇帝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所以他不得不小心谨慎，以需要长时间疗养为由，滞留承德避暑山庄，度过了一个寒冷而漫长的冬天。

2。权力的制衡

咸丰十一年（1861）春，咸丰帝见形势稳定，决定于二月二十三日回銮。就在他做回京准备时，京城方面又转来了一大堆奏折。咸丰帝以处理这些奏折为借口，又推迟了回京的时间。其实，自从他到避暑山庄后，大部分奏折都是由懿贵妃代为批阅。一般奏折呈皇帝御览后，朱批“知道了”或者“准奏”，然后交军机大臣们议处或交相关部门办理。

之前在圆明园有很长一段时间，朱批的工作就是由懿贵妃“代劳”，这并非全因咸丰帝懈怠，而是表示他对爱妃的信赖。而在避暑山庄，他的心情和身体状况都很糟糕，让懿贵妃“代劳”的理由就更加充分了，但肃顺、载垣、端华等大臣都非常反感懿贵妃代皇帝批阅奏折。尤其是肃顺，屡劝皇帝不要专宠懿贵妃，并以汉武帝时期钩弋夫人的故事讽喻懿贵妃，让皇帝尽早除之，至少要留下遗诏，一旦皇帝驾崩，懿贵妃必须殉葬。咸丰帝听后连连摇头，表示他绝不会这么做。

此时肃顺的身份是御前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还兼领宗正、副都统等职务。他认为，即使皇帝因故不能亲自批阅奏章，也可由内阁、军机大臣代办。当时咸丰帝身边的军机大臣有景寿（3）、穆荫、匡源（4）、杜翰（5）、焦祐瀛（6）五人，为什么要违逆祖制让一个妃嫔代劳呢？

咸丰帝虽然特别倚重肃顺，在许多大事上依靠他出谋划策，但在懿贵妃这件事上任谁劝说都不管用。所以，肃顺话音还没落，咸丰帝便拂袖而去，转身进了懿贵妃的西跨院，照例让懿贵妃给他读奏折。

在批阅的众名奏章中有一份是以皇帝名义答复恭亲王的，诏曰：“前经降旨，订日回銮。旬日以来，体气未复。绥俟秋间再降谕旨。”咸丰帝亲口授意，把回京的时间推迟到了秋后。

三月，恭亲王奕訢请求前来面见皇帝。咸丰帝亲自拟诏，答复恭亲王：“别经半载，时思握手而谈。唯近日欬嗽不止，时有红痰，尚须静摄，未宜多言。且俟秋间再为面话。”咸丰帝说的是实话，并非推拖之虚言，这一年他的哮喘病（也可能是肺痨）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

皇帝久病不愈，皇后和随行的文武大臣焦急万分，身边常有三四个御医伴驾，日夜诊脉写处方，咸丰帝吐血倒是止住了，但身体却一天比一天衰弱。咸丰帝料知自己时日无多，便把皇后和懿贵妃传进烟波致爽殿，陪伴在自己左右。他常问皇后夷务之事，但皇后只是从奏折中了解一二，并没有更深入的了解，于是劝他不必劳心，只管安心养病。咸丰帝之所以问皇后而不问懿贵妃，是因为他发现懿贵妃奏事时总是有所隐瞒。他嘱咐懿贵妃，凡要事都送皇后决断，皇后忙推说懿贵妃比自己聪明、有才情，诸事一起商量为好。但凡外来奏章，还是由懿贵妃读给咸丰帝听。

五六月，外来奏折明显减少，咸丰帝猜想懿贵妃有意隐瞒了一些奏折，没有读给他听。此时的懿贵妃开始独断专权，有时外面有奏章送进来，她不与皇后商量，自行批交出去。皇后心知肚明，并不与懿贵妃争。一方面，咸丰帝病重，亲自批复奏折确已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皇后对权力不感兴趣，对朝政也不热衷，只因咸丰帝经常问政于她，她才不得不越“雷池”，如今懿贵妃代为理政，她不赞同但也不会去争权。况且懿贵妃表面上“慑于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礼”。

咸丰帝料想自己时日无多，便趁头脑还清醒的时候安排后事。他在遗诏中明确告知天下，“立皇长子为皇太子”。然后，他极为审慎地考虑年幼的皇太子继承大统后朝政的监督制衡和皇权的分配问题。他认真研究分析了辅佐顺治帝的“二人格局”和辅佐康熙帝的“四人格局”。顺治初即位时，多尔衮（7）追封为摄政王，直接代表皇帝摄理政务，掌握最高权力。康熙朝的四大臣辅弼制度则是从旁辅佐皇帝处理政务，但因人数较少，形成了鳌拜一人专权的格局。他思忖着，皇后年方二十五岁，懿贵妃二十七岁，皇子才六岁，一旦他离去，留下的便是势单力薄的孤儿寡母。他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不致皇权旁落。因此，他没有采用摄政王制度，而是效仿康熙朝采用亲王和非王公大臣混合辅弼制度，而且人数由四人变为八人，希望通过多人互相牵制，杜绝“鳌拜式”专权。

在大框架设计好后，咸丰帝觉得不够完美，还必须给皇后和皇贵妃特别的权力——最高而又可以制约的权力，使她们能够在关键时刻自保，并保护年幼的皇帝。因此，咸丰帝赐给皇后一方“御赏”印，赐给皇太子一方“同道堂”印，因皇太子未成年，此印由其生母懿贵妃掌管。并申明，凡谕旨，起首处盖“御赏”印，即印起；结尾处盖“同道堂”印，即印讫。只有盖了这两方印鉴，谕旨才生效。这两方印鉴非同小可，它是皇权的象征。这就意味着咸丰帝在弥留之际，出于对皇权的长远考虑，还是把懿贵妃纳入皇权的核心之中。

当然，咸丰帝对懿贵妃的猜忌并未完全消除。据说为了防止懿贵妃成为皇太后以后依凭幼帝专权，他还赐给皇后一道密诏：“懿贵妃援母以子贵之义，不得不尊为太后，然其人绝非可倚信者，即不有事，汝亦当专决。彼果安分无过，当始终曲予恩礼；若其失行彰著，汝可召集廷臣，将朕此旨宣示，立即诛死，以杜后患。钦此。”此诏由皇后密藏，后来再没有人见过这份密诏。

咸丰帝精心设计了权力分配方案后，就放下心来，决定再安逸地看几场戏。七月十四日传谕，如意洲花唱照旧；十六日晚饭后，咸丰帝突然晕厥，半夜以后才苏醒。他自知难以支撑，急忙传谕内廷大臣前来烟波致爽殿的西暖阁，当众誊写他亲拟的“派载垣等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诏书。主要内容有二：其一，皇长子载淳着立为皇太子；其二，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到十七日凌晨三时许，御膳房伺候端上冰糖煨燕窝，未来得及食用，咸丰帝于五时许驾崩。

七月十七日，颁布咸丰帝遗诏，遗诏进一步强调了八大臣辅弼制度。这一整套方案都由咸丰帝钦定，是合法的。该遗诏的公布，意味着咸丰皇帝确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政权体制，即年幼的皇帝继位临朝，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七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爱新觉罗·载淳继承皇位，改年号为“祺祥”，尊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皇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

九月初一，新帝为两位太后上徽号，分别尊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

3。一场迅疾的政变

承德避暑山庄在八大辅臣势力的控制之中，以两宫太后为首的帝后派随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非难。对慈禧来说，皇帝只有六岁，还是一个需要她每天照顾的孩子，不足以为依靠；慈安太后作为先帝的中宫皇后，凡事理应以她为主，但她深居宫中，“见大臣呐呐如无语”，社交能力和魄力都不够。眼看三家势力已成，慈禧心里清楚，绝不能让这种对峙继续下去，必须做生死一搏。要么任肃顺等人随意摆布，坐视皇权被臣下僭越；要么找机会彻底铲除他们，拔掉这“眼中钉、肉中刺”。

慈禧做此设想后，立刻去找慈安太后商议。慈安太后首先考虑的是维持稳定，不希望先帝刚一宾天就引起内乱。慈禧只得搬出尸骨未寒的先帝：“姐姐，肃顺一党嚣张跋扈，如果他们针对的只是宫闱后妃，那倒也无妨，只是你我的日子不好过罢了。可他们如今渐露虎狼之心，不除掉他们，皇权迟早落入他们手中，到时我们如何向先皇交代啊！”一提到咸丰帝，慈安觉得慈禧言之有理，八大辅政大臣只是皇权交接、朝政平稳过渡的桥梁，如果桥梁不是为新帝所设，不如趁早毁了它。慈安太后犹豫片刻，问道：“那妹妹打算如何做？”慈禧说：“仅靠我们两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或许可以借助皇室宗亲的力量。”

咸丰帝驾崩后的第三天，两宫太后以尽快恢复处理朝廷政务为由，召见八位辅政大臣，商议有关谕旨的拟订、颁发及疏章上奏和官吏任免等最紧要的事项。这是一次试探，她们准备根据八位辅政大臣的反应和态度来采取相应对策。

肃顺等人提出了他们早已准备好的主张，其中提出谕旨由大臣拟订，太后只负责钤印，不得改易内容，官员上奏的章疏不呈内览。实际上，八位辅政大臣只给了两宫太后闭着眼睛盖印的权力。

自清朝入关以来，按例，谕旨必须由皇帝亲拟或者口授，全国各地的奏折呈送到京后，由内阁票拟，呈交皇帝御览。皇帝逐件朱批后再交代下去，由相关部门办理。加印和朱批是皇帝神圣的权力，如果臣下有伪造、假传谕旨或擅自改动朱批者，将以抄家灭门之罪处。

现在皇帝年幼，这一特权由辅政大臣代管，没有任何监督机制，太后只能盖印。慈禧一眼就看出这是一种极其严重的“侵权”行为，必须坚决反对。她知道，谕旨是皇权的象征，谁掌握了谕旨拟订和颁布的权力，谁就控制了最高权力——皇权。她也明白对朝政运作了如指掌的肃顺不会放弃操控的企图，她必须严阵以待。

在肃顺等人提出主张后，慈禧马上想好了对应之辞。她不紧不慢地从咸丰帝的安排说起。首先，她表示皇帝的遗诏是派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所谓“赞襄”，就是从旁参谋辅助、出谋划策，而不是替代皇帝处理政务。顺治朝、康熙朝都出现过错把“赞襄”当作“替代”以致引祸上身的，所以本朝要防止重蹈覆辙。其次，皇帝虽然年幼，不能处理政务，但先皇生前已做出安排，用“御赏”和“同道堂”二印代皇帝行使权力，并非将皇权全部委托给八大臣。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能被替代的监督权。八大臣票拟的奏章，必须由两宫太后朱批后才能加印。但而今八大臣却试图取而代之，这不仅违反祖制，还置先帝遗命于不顾，更置先帝赐予两宫太后的御印于不顾。这难道不是公然篡权吗？

慈禧的反驳一针见血，不仅条理清晰，而且简明扼要，处处落在一个“理”上，让八大辅臣不能不服，也不敢不服。他们没想到这个年轻寡妇如此有胆识，连平素跋扈骄横的肃顺也一时语噎，其余七人也都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可以说，肃顺犯了一个严重错误，那就是低估了慈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