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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专权之路（第3页）

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慈禧发布一道圣谕，大意是现今幼帝已长大成人，准备将政权交还给他，并命钦天监选择黄道吉日，举行皇帝的亲政大典。随后，钦天监择定次年正月二十六日，天有吉兆。

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帝已经十八岁了。正月二十六日，两宫太后下达垂帘听政的最后一道圣谕：“兹于本月二十六日，躬亲大政，欣慰之余，倍深兢惕。因念我朝列圣相承，无不以敬天法祖之心，为勤政爱民之治。况数年来，东南各省虽经底定，民生尚未乂安，滇陇边境及西北路军务未蒇。国用不足，时事方艰。皇帝日理万机，当敬念惟天惟祖宗所以付托一人者，至重且钜。祗承家法，夕惕朝乾，于一切用人行政，孜孜讲求，不可稍涉怠忽。视朝之暇，仍当讨论经史，深求古今治乱之源，克俭克勤，励精图治。此则垂帘听政之初心，所夙夜跂望而不能或释也。”

这一天，同治帝率王以下的大学士、六部、九卿前往慈宁宫行庆贺礼，然后来到太和殿接受王以下、三品以上文武大臣官员的朝贺。同治帝发布亲政上谕，表达对两宫太后的感激之情，同时表示不辜负两宫厚望。为表诚敬，同治帝又为两宫太后加上徽号，东太后加了“康庆”二字，西太后加了“康颐”二字。

亲政仪式后，两宫撤帘，太后似乎已不问朝政，退居后宫但又因慈禧与皇后不和，后宫的气氛再度紧张起来。起先因为阿鲁特氏身体丰腴，不便急趋，慈禧便故意让她来回奔走，使其大受其苦。而后又因为阿鲁特氏疏于宫廷礼节而责罚她。最让人惊讶的是，慈禧借皇帝亲政后国事繁多，不宜劳累之故，要求同治帝与阿鲁特氏节欲，同治帝不可每日在后宫留宿。有人说，慈禧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是因无法容忍自己选中的慧妃遭受冷落，认为冷落了慧妃就是跟她过不去。除了干涉同治帝与后妃间的事，遇有军国大事，慈禧还安排内监密行查探，探悉后便将同治帝召到身边训饬，责怪他为何不来禀报。同治帝很郁闷，为了表示对母后干预自己私生活和政务的不满，竟一气之下独宿乾清宫，白天则私自出宫闲游。

母子关系急剧恶化，同治帝想找个法子让慈禧真正放手。内务府那些精明的官员好像早就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纷纷给皇帝出主意，说慈禧太后今生最后的愿望就是想重修圆明园，皇帝若投其所好，把园子修好，让她安心去享福，想必不会再干涉皇帝的事了。其中，以内务府郎中贵宝、文锡和侍读学士王庆祺等鼓吹得最起劲。同治帝听了，颇为动心，不久便下诏重修圆明园。

慈禧对同治帝的决定表示反对。早在同治七年（1868），御史德泰就曾奏请修复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但是被慈禧否决，因为重修圆明园的工程实在太浩大了，要想恢复到被英法联军焚毁前的水平，将耗费巨资，这是朝廷难以负担的。至于此次反对的原因，是慈禧认为同治帝动机不纯，想借机让她彻底放手政务，从此在远离权力核心的园子里颐养天年，嗜权如命的她岂能甘心就此放手？

御史沈淮立即上书奏请缓修圆明园，同治帝以大孝养志之义当面斥责了他。“朕自御极以来，未奉两宫皇太后在园居住，于心实有不安”，次日，同治帝再颁修园上谕，重申值此物力艰难时机，一切可以从俭，但圆明园为两宫太后歇息养老居住之地，可以不尽华靡奢侈，但一定要修葺，无须再议。

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十九日，圆明园工程在一片反对声中正式启动。同治帝陪同慈禧亲临视察，并表示自己将亲自督察园建工程，完全不顾亲政时许下的“勤求吏治，乂安民生”的誓言。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承办建园木料的广东商人李光昭被揭发。此人在四川、湖北、香港等地凭借候补知府衔，私刻“奉旨采运圆明园木值李”的衔章，打着“奉旨采办”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经李鸿章调查，证实李光昭有三项罪责：一是虚报木价，欺罔朝廷；二是与洋商签署合同时仅付定金，到后来既无力买木，又无力认赔，致使法国领事出面干预，并与法商极力谴责津海关道渎职；三是擅自以圆明园监督的身份代大清皇帝与洋商签订合同，以致本案上升为洋商与清廷之间的纠纷。朝廷以“诈称内使近臣”和“诈传诏旨”的律例，判处李光昭斩监候。其他参与这起诈骗案的内务府官员也一并遭到严厉处罚。户部借此停发建园的所有经费，朝中大臣也纷纷上折要求立即停止修复圆明园，但同治帝置若罔闻，依然一意孤行。

更严重的是，同治帝自小沾染了乐**好色的恶习。当时他对侍读学士王庆祺极其宠爱，王庆祺是世家子弟，也是个“美丰仪”的男子。他们二人爱看秘戏图，经常看得津津有味，旁人毫无觉察。现在同治帝亲政了，仍然很贪玩，把大把的时光花在捧戏子、逛窑子等消遣上。据说，京师内南城一带，向来是娼寮聚居的地方。同治帝常微服出宫到这些秦楼楚馆，沉迷于温柔乡，以致流连忘返。而每次出行，同行者中必有王庆祺。

纸包不住火，这些丑事最终被捅了出去。据记载，醇亲王曾经泣谏同治帝，同治帝却质问他消息从何而来，醇亲王怫然语塞。七月十六日，恭亲王、醇亲王及李鸿藻、文祥、徐桐等王公大臣联合呈上劝谏书《敬陈先烈请皇上及时定志用济艰危折》。奏折中列举了前辈们的创业艰难和后世之君的守成不易，对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十一年来所取得的政绩给予肯定，认为这是“内外协力，共济时艰”的结果；同时指出皇帝亲政以来的诸多弊病，希望同治帝能够勤政、勤学、遵祖制、慎言行，言辞恳切，表现了诸臣对修园的谨慎态度和真挚的忧国忧民之心。

同治帝打开奏折，阅批未及数行，便不耐烦地说：“朕将园子停工如何？你们还有何饶舌？”奕訢回答：“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条，望皇上容臣宣诵！”他准备逐条解释下去。

同治帝越听越气恼，终于忍不住雷霆大发，怒吼道：“朕把皇位让给你怎么样？”

一旁垂手侍立的众臣闻言都惊愕不已，军机大臣文祥更是伏地痛哭，喘息几近气绝，最后由人扶了下去。众人委婉地奉劝皇帝要珍重帝德，爱惜圣躬。同治帝对“爱惜圣躬”一词尤为反感，这不是暗指他微服出行、现身于烟花柳巷之地吗？在这场激烈的君臣对抗中，同治帝可以说是龙颜受损、威信全无。

事情闹大后，慈禧再也坐不住了，她和慈安太后急忙赶到弘德殿，在同治帝颁发谕旨之前，出面干预。据说母子相见的场面颇有几分悲凉。史书记载，慈禧哭哭啼啼地对同治帝说：“这十年来如果没有恭亲王的协助，哪会有今天这般安稳的日子。皇帝还年轻，难免意气用事，哀家奉劝皇帝把褫夺恭亲王爵位一旨连同这道谕旨一并撤销。”一场政治风波在这次母子会谈中悄然结束。这件事使满朝文武清楚地认识到，同治帝羽翼未丰，尚无法慑服众臣，慈禧虽然归政却拥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对同治帝来说，他亲政后值得一提的只有这两件大事——动工重修圆明园，将上折劝谏的大臣“一锅端”，但没有一件成功。

或许是因为同治帝没有“爱惜圣躬”，秋后他就染病了，一连几天烧热不退。御医诊断同治帝受了**毒，但找不到对症的治疗方案，对外只说是生了天花（当时天花属不治之症）。过了几天，同治帝的病情越发严重，颈项、肓背、腰部等处生出紫斑，而且卧床不起。可是，御医还是无法确诊。到了十月底，同治帝躺在**已动弹不得，御医们束手无策。冬至祀天，本应皇帝亲为，也只能由醇亲王代为行礼。所有内外各衙门奏章，全都转呈两宫太后阅示。消息传出后，京城官员私下里议论纷纷，揣测同治帝将不久于人世。

十一月，同治帝下发谕旨：“谕内阁，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仰蒙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调护朕躬，无微不至，并荷慈怀曲体俯充，将内外各衙门章奏代为披览裁定，朕心实深欣感。允宜崇上两宫皇太后徽号，以冀仰答鸿慈于万一。所有一切应行典礼，着该衙门敬谨办理。”

十二月初五傍晚，同治帝驾崩于养心殿东暖阁，年仅十九岁。在场的有两宫太后和二十多位亲王及内务大臣，包括惇亲王、恭亲王、醇亲王等亲王贝勒，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以及慈禧忠实的追随者荣禄。慈禧飞调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淮军入京，自己与慈安太后同御养心殿，急召二十几位王公大臣入见。

奉两宫懿旨，醇亲王之子载湉——既是同治帝的堂弟，又是同治帝的姨表弟——入嗣文宗咸丰皇帝，尊谥同治帝为穆宗，封皇后阿鲁特氏为嘉顺皇后，改元光绪。

醇亲王在儿子深更半夜被抬进皇宫之后，因为担惊受怕，触发旧疾，几乎失去了自主行走的能力。而福晋，即载湉的生身母亲、慈禧太后的妹妹闻讯后更是悲痛欲绝，长久地抱着儿子默默垂泪。醇亲王为了避嫌，也为了表达心意，向慈禧请辞去一切职务。

光绪帝入宫时年仅四岁，他瘦弱多病，经常感冒、腹痛头疼。他说话结结巴巴，且胆小怕声，遇到雨天打雷常吓得大喊大叫。这样一个性情敏感、体弱多病的小皇帝，需要的是母亲的体贴关爱及父亲的呵护支持，然而在宫中，他可依靠的只有他的姨妈慈禧，慈禧被尊为“亲爸爸”。在此情况下，诸王大臣违心逢迎奏请两宫太后重行听政。于是，慈禧顺理成章地开始了第二次垂帘听政。

在竭力把载湉推上皇位后，慈禧还需要尽快解决另一个“麻烦”。对于同治帝之死，慈禧将责任推到了皇后阿鲁特氏头上。阿鲁特氏在同治帝死后，大恸大悲，不思饮食，本欲吞金自杀，但获救得生。她的父亲崇绮将此事奏告慈禧，希望得到垂怜，谁知慈禧只简单地回复了一句：“可随大行皇帝去罢！”崇绮无奈将此话转告女儿阿鲁特氏。皇后心想，慈禧太后不为同治帝立嗣，也不待她生下孩子再行定夺，却匆匆让载湉继承了皇位，摆明了不给自己留活路。孤苦无依的她只有一条路可走——随大行皇帝而去。于是，这个用最高礼仪迎进皇宫的皇后仅仅享受了一年多的皇家恩宠就自尽了。事后朝廷发布消息称，“嘉顺皇后于同治十一年作配大行皇帝正位中宫，淑慎柔嘉，壶范足式，侍奉两宫皇太后承颜顺志，孝敬无违。上年十二月痛经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毁伤过甚，遂抱沉疴，于本日（按：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寅刻崩逝”。同治朝就这样在一片阴云凄凉中结束了。

（1）瑞常（？—1872）：字芝生，蒙古镶红旗人，晚清大臣，历任光禄寺卿、内阁学士、兵部侍郎兼镶红旗汉军副都统、文渊阁大学士等职。

（3）桑春荣（1802—1882）：字柏侪，山阴（今浙江绍兴）桑渎村人，晚清大臣，担任刑部尚书十多年，任内曾主审“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平反大狱，执法公正。

（4）殷兆镛（1806—1883）：字补金，江苏吴江人（今苏州市吴江区），晚清大臣，历任礼、户、吏诸部侍郎，性耿直，关心民间疾苦。

（5）崇绮（1829—1900）：字文山，原隶蒙古正蓝旗，后升为满洲镶黄旗，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之子，郑亲王端华的女婿，清代唯一一位旗人状元，妹妹和女儿均为同治帝后妃。光绪年间历任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八国联军入京时，随荣禄逃至保定，后自缢而死。

（6）奕劻（1838—1917）：满洲镶蓝旗人，乾隆帝曾孙，晚清宗室重臣，清朝最后一位“铁帽子王”，首任内阁总理大臣。同治时加郡王衔，任御前大臣。

（7）灵桂（1815—1885）：字芗生，满洲正蓝旗人，恭亲王常宁七世孙，清朝宗室。同治年间，兼理部务、旗务，历任实录馆总裁、玉牒馆副总裁、正蓝旗蒙古都统、都察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理藩院尚书，工、刑部尚书。

（8）载澄（1858—1885）：满族镶蓝旗人，恭亲王奕訢长子，人称“澄贝勒”，受封为郡王衔贝勒，曾任内大臣和正红旗蒙古都统。

（9）伯彦讷谟祜：清代蒙古王公，僧格林沁长子。历任御前大臣、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九门提督、崇文门监督等要职。

（10）沈桂芬（1818—1880）：字经笙，顺天宛平（今属北京市丰台区）人，晚清洋务运动主要负责人之一，历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山西巡抚、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兵部尚书等职。

（11）溥伦（1874—1927）：字彝庵，满洲镶红旗人，乾隆帝五世孙，过继给道光帝长子奕纬为嗣孙，袭封“贝子”爵位，时称“伦贝子”。宣统年间皇族内阁重要成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