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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立宪流产（第2页）

道路两旁五步一岗，沿途市肆各设灯彩。出城后仍是旌旗招展，千乘万骑气氛肃穆，浩浩****地驶向河南。整个场面异常隆重奢华，“衔尾重车无数，均系各衙门档案。曲折穿行大街中，辰牌向尽，始出南门……长安父老，均于南门外祗候跪送，恭献黄缎万民伞九柄”。

出城才二十余里，回銮队伍便在灞桥驿馆驻跸。灞桥自古以来为最盛迎送之地，此次别行则是空前绝后。八月二十五日，行二十里后驻跸临潼骊山行宫，因遇阴雨天，道路难行，于是沿途铺路，路线按风水学精心设计，耗费甚巨。自陕西西安府威宁县京兆驿至河南省河南府洛阳县周南驿，行程仅七百八十余里，却走了整整二十二天。

过洛阳后，巩义的地方官员为了迎驾，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在东黑石关修建了一座行宫，在洛河上驾起一座浮桥，另外，又在洛河边上建造了五艘龙船。为了停泊这五艘大船，又特意在南窑湾村北洛水东岸建船坞五座，俗称龙窑，但因洛河发大水，慈禧没有走水路，到巩义之后只在东黑石关行宫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临走时，当地富商康鸿猷通过李莲英向慈禧献了一百万两白银。慈禧一高兴，给康氏庄园赐名“百万庄”。

九月二十八日，两宫至郑州后，路途才变得平坦。到开封时，开始有地方奏折送来。两宫在此驻跸数日。十一月初三，开封下了一场大雪，次日启銮时，竟有数千百姓相送。其时雨雪初霁，沿途旌盖飞扬、衣冠肃穆，只听到马蹄车齿在路上的杂沓之声，互相应和。慈禧遥望河干，只见十里锦城，千军荼火，仿佛万树桃花，照春齐发，一时情绪高涨，命人在黄河岸边“设香案炷香祭河神”。祭祀结束后，大队人马前往延津。又过了半个多月，两宫到达定州，京城已遥遥在望。因人数过多，火车一时难以承载，于是分两路而行。到达直隶总督府驻地保定后，慈禧传旨饬令山东巡抚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接管天津防务，并即刻赴保定迎銮。

在保定，慈禧让人找风水师算好进京的吉时与路线。因火车排班的时间与风水师测算的吉时有出入，袁世凯特意找到负责列车运行的比利时铁路公司工程师杰多第，要求他按太后认定的吉时调整火车时间，以便准时到达北京。车厢也按皇家要求重新布置，最引人注目的是御座车厢内放置了超大火盆，足以温暖整个车厢。车厢内所用物品、装饰全是工部侍郎盛宣怀“孝敬”的。

除了御座车厢，供随行高级官员用的车厢有三节，宫女侍从用三节，装各地“孝敬”的贡品用了九节。第二列车则供皇后、王公大臣、福晋、命妇、内监等乘坐。

十一月二十八日，火车抵达马家堡，刚一停靠进站就听见军士擎枪奏乐。两宫先后下车，光绪帝乘坐八抬黄缎轿，轿夫均穿紫红色缎绣花衣，四周由侍卫、内监拥护，轿前排列兵丁、乐工、大旗；随后为御用的衣箱、马匹、驮轿；再其后为骑马随从；队伍的最后是弓箭手、长枪手、马步兵。皇太后的黄轿仪仗与光绪帝相同。

途中，袁世凯又派来北洋新军警卫，“仪卫甚盛，发卒数万人”，北京城的百姓都跑来围观。仪仗开路，旌旗招展，赫赫威仪，簇拥入永定门，史称“庚子回銮”。

慈禧回宫后的第一件事是让人挖掘出逃亡前埋藏的金玉宝器，所幸，值钱的宝贝都在。她很高兴，对藏宝有功的内监总管李莲英大加赞赏。

实际上，深受慈禧器重的李莲英不只是内监总管，还是慈禧私库的财务总管。大概从光绪十年（1884）开始，李莲英以慈禧五十寿典为由收受贺礼，从中捞取大量好处，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不仅收受贿赂，还以种种借口索贿。

李莲英是个聪明人，每次向高官索要贿赂后总是与慈禧一起分赃。他知道办什么事情应收多少贿赂，也知道宫中采买每次置办物品的价格，所以每次索钱都能如愿以偿。不少官员四处打听“行情”，不用李莲英开口就知道该送多少银两。比如，上海道台是个肥差，每年须贡银十万两。义和团起事后，朝廷向南方各省征收的大量贡银也首先交到李莲英手里。李莲英家的袍子、贡丝及其他珍宝更是堆积如山。疆吏如抚台以下，藩臬两使，到任先缴五万元，名叫衣料金。所有进贡物品，慈禧取一半，李莲英分得五分之一，剩下的交给荣禄用于军需。

这样的事情在“庚子事变”后西逃时仍屡有发生。两宫在西安、巩义、开封时，李莲英获利颇丰，于是经常以洋人必然报复为由说服慈禧，尽量延迟回京时间。李莲英这样做，并不完全是为了钱财，还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名字会出现在洋人所列的“黑名单上”。从那时的情况来看，他的害怕是有根据的。他指使手下的太监每天向他报告北京的最新消息，直到收到庆亲王的信函，得知一切平安后，他才放下心来，不再阻挠两宫回京。但不幸的是，回京后他自己私藏的财宝已被洗劫一空。原来是一个小太监为了活命，向法军告密。慈禧为了安慰李莲英，准允他将告密的小太监正法，另给他赏银一万两，一是作为他的私产被劫的补偿，二是奖励他在“西狩”中殷勤护主有功。

在逃亡途中，李莲英每天服侍慈禧睡下后，总不忘去看看失势的光绪帝。有一次他见光绪帝在屋内灯前枯坐，连铺盖都没有，当即跪下抱着光绪帝的腿痛哭，连说“奴才们罪该万死”，随即又把自己的被褥抱来给光绪帝铺好使用。回京后，光绪帝每念及此事，总是感叹：“若没有李谙达（11），我活不到今天。”

在推行新政期间，李莲英对慈禧的影响较之前更大，宫中所有内务均由他掌管，甚至军机大臣奏事也要提前告知这位总管。回京后八年多时间，据京中银行家估算，他的家财积累到了二百万英镑，其中绝大部分是受贿所得。与他的前任安德海不同，李莲英虽说得到了慈禧的赏识，但仍夹着尾巴做人，一生低调谨慎。有人曾问及他在宫中长期得势的秘诀，他回答了八个字：事上以敬，事下以宽。

与李莲英安稳的命运相反，红极一时、权势熏天的端王载漪及其子大阿哥溥儁被流放新疆。在慈禧的政治跷跷板上，跷得越高的人，往往跌得越惨。无论是跷得高的还是跌得惨的，其命运皆掌握在慈禧手中。

“庚子事变”后，清廷的核心大臣分为两党，一党以肃亲王善耆（12）为首，追随者有瞿鸿禨、岑春煊，都是慈禧西狩时护驾有功的人；另一党以庆亲王奕劻为首，追随者有袁世凯、张百熙（13）等人。

光绪二十六年（1900），甘肃布政使岑春煊奉诏率兵东进勤王，从兰州到北京路途遥远，且必经沙漠，但岑春煊星夜奔驰，竟最先与慈禧西行的队伍相遇，其他各路勤王军队在慈禧到达太原后才陆续赶上。

据说有一天，慈禧宿于破庙，岑春煊环刀立于庙外。半夜，慈禧从噩梦中惊醒，大声呼叫，岑春煊在庙外朗声应道：“臣春煊在此保驾。”他守护庙前彻夜不眠，令慈禧十分感动。慈禧平安抵达西安后，对岑春煊说：“我母子西巡时，若不得你照料，恐将饿死，焉有今日？我已将你当亲人看待。”光绪二十八年（1902），岑春煊调任署理四川总督，在任期间，他严肃吏制，建立警察制度，一举弹劾四十余名官员，人送绰号“官屠”，与“士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他仗着慈禧的宠信，不畏权贵，弹劾并处罚了一大批买官的官员，其中以逼令荷兰引渡裴景福和查办广州海关书办、驻比利时公使周荣曜两案最为引人注目，但他也因此得罪了一批权贵，其中就包括庆亲王奕劻及其党羽袁世凯。光绪二十九年（1903），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他上书请求立宪，又和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上书请求废止科举；支持张謇等人在上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并派幕僚郑孝胥出任会长，俨然成为立宪运动的领袖。

而另一代表人物瞿鸿禨升迁的真正原因并非护驾有功。瞿鸿禨二十岁出头就考取进士，进入翰林院当编修。他年轻有才，更奇特的是他的相貌与同治帝非常相似，慈禧为此特意召见了他。瞿鸿禨本人曾写过一首诗，回忆慈禧初次召见他的情景：“珠襦武帐中，东朝发清问。嘉尔少能文，勉旃为国俊。俯询臣亲年，谓是汝家庆。慈怀痛先帝，悲感声泪迸。”慈禧召见一个年轻臣子，为何突然感念先帝，还大哭起来呢？无非是瞿鸿禨长得太像她去世的儿子了。不过，慈禧当时并没有提拔瞿鸿禨，也没有留他在身边。直到“庚子事变”后，在长沙休养的瞿鸿禨才接到慈禧谕令，让他火速赶到西安，进入军机处。王文韶因病致仕后，瞿鸿禨成为汉人军机大臣领班。

肃亲王善耆一党和庆亲王奕劻一党都是极有权势的人物。光绪三十二年（1906），奕劻以云南片马民乱需要处理为由，说服慈禧将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远离权力中枢。岑春煊称病拒不就任，停留上海，观望政局。不久，袁世凯在朝政倾轧中失利，自请开去本职以外一应兼差。岑春煊认为时机已到，不再称病，于次年三月二十一日，突然从汉口上京觐见慈禧，获授邮传部尚书，得以留京。一时之间，岑春煊、瞿鸿禨声势大盛，隐约有独揽朝政之意，但很快遭到奕劻、袁世凯的陷害和打击。他们暗中伪造岑春煊与梁启超等人的合影，称他企图为戊戌变法翻案。形势自此急转直下，岑春煊于四月再度被外放为两广总督。途经上海时，他重施故伎，称病不就职，不料慈禧旋即下旨将其开缺。至此，党争以奕劻、袁世凯一党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瞿鸿禨也没有逃脱类似的命运。庆亲王奕劻辅政能力平平，且为人贪鄙，与儿子载振、大臣那桐卖官鬻爵，被时人讥为“庆那公司”。慈禧有开缺奕劻的想法，但因为他是近支宗室，对朝廷忠心，还牵涉错综的人事关系，慈禧一直举棋不定。

有一天，慈禧召见瞿鸿禨时，说：“庆王声名外间甚坏，你在军机处，宜多负责任。”瞿鸿禨误以为庆亲王快要倒台，回家后竟把这件事说与了夫人。他的夫人不甚谨慎，和朋友打牌时竟把这件事说了出去，结果传到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耳中。此事登报后，慈禧勃然大怒，仔细回想她只跟瞿鸿禨提过这件事，于是认为瞿鸿禨就算不是勾结外人，至少也有口风不紧之嫌，难以担当军机大臣的重任，瞿鸿禨就此被革职。

在慈禧的政治跷跷板上玩得最得心应手的非“民屠”袁世凯莫属。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病死，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袁世凯之所以被称为“民屠”，是因为他手中掌握兵权，从小站练兵至山东剿拳，到天津搜杀拳民余遗，是清廷镇压义和团的一把“利刃”，他杀人不计其数，手上沾满了民众的鲜血。

光绪二十九年（1903），荣禄去世，慈禧难过不已。随后，庆亲王奕劻得到慈禧重用，一度被提拔为军机大臣，代替荣禄入职军机处，还被赐“铁帽子王”。奕劻被提拔的当天晚上，袁世凯派人登门道贺，并送上一张十万两的银票。从这以后，袁世凯月孝年贡，雷打不动地按时送上大笔银两。袁世凯之所以这么做，自然有自己的目的。李鸿章去世后，他顶替李鸿章，成为北洋军的实权派人物，但他野心勃勃，一心想独掌军权，所以一直建议全国设立练兵处，这样就可以扩编北洋军。他深知清廷一向忌惮汉人掌握军权，于是极力推荐奕劻担任练兵事务大臣，而奕劻也心领神会袁世凯慷慨送礼和推荐自己任职的真实目的。

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的权力达到了顶峰，除直隶总督之外，还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并在保定创立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并将清王朝京畿的警卫权紧握在手。此后，他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号称一人身兼八大臣，势力从军事扩大到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了“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向诸北洋”的局面。

为了防止袁世凯的势力继续扩大，慈禧很快在朝廷中掀起压制袁世凯的浪潮。袁世凯觉察到危险后，立即向慈禧示弱，提出辞去所有兼任职务，并将几个北洋分支部队移交给陆军部直接辖制。至此，慈禧虽然打消了杀袁世凯的念头，但并没有放下戒心。她想到一个计策，将袁世凯晋升为军机大臣，调到北京任用。同时，她又把在湖广地区供职多年的“士屠”张之洞调到军事部门，以牵制袁世凯，让她的“跷跷板”尽量保持平衡。

3。浅尝辄止的立宪

慈禧推行新政后，对洋人的态度可谓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恐惧痛恨到献媚奉迎，谁也无法探知她的心理是如何变化的。

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政变后，慈禧要废除光绪帝另立皇储的计划遭到各外国驻华公使的反对。为了平息众怒、缓和局面，慈禧决定撤帘露面，召见各国驻华使节。这是她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给了各国使节前所未有的礼遇。十二月三十一日，慈禧接见北京公使团的夫人们，问候曾被义和团围困过的使节夫人。德国公使海靖的夫人并不领情，反而认为“这真是一场滑稽的仪式，它也打破了中国的所有礼仪习俗。我有一种感觉，这位年迈的皇太后肯定是想给我们大家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以抹去我们最近两个月来听说的关于她的许多暴行。但她的行为有些失去了分寸”，还讽刺她与光绪帝的关系。

慈禧即使受了气，依然对洋人笑脸相迎。虽然晚清保持闭关锁国的状态，但她非常喜欢一些洋玩意儿，不仅喜欢乘坐奔驰车出游，还很喜欢巴黎的香水和摄影。袁世凯投其所好，曾送给她一辆洋车。

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外交官裕庚的夫人及女儿德龄、容龄姊妹进宫觐见慈禧，她们陪太后聊了一整天。直到天色渐暗，慈禧才让她们回家，临走时还嘱咐德龄姐妹常来宫中走动。因与外国公使夫人们会面时缺英语、法语翻译，慈禧让德龄担任自己的御前女官兼翻译。

德龄之父裕庚是清末重要的外交官员。他在巴黎担任驻法大使期间，曾让女儿德龄、容龄拜现代舞创始人邓肯为师学习跳舞，让她们全方位感受西方文化，而这些异于东方传统文化的见闻与生活方式正是慈禧在推行新政期间迫切需要了解的。所以，德龄除了受命担任翻译，还要做慈禧的生活参谋，以免慈禧在与洋人打交道时闹出笑话。当时慈禧提出这一要求时，德龄回禀道：“老祖宗特恩，命臣女当这重差。只恐臣女年龄尚稚，更事无多，万一有误，反致辜负天恩，还请老祖宗俯鉴微忱，令臣女退就末班，学着办事便是！”慈禧笑道：“你亦何用自谦，我看你不致荒谬，你且试办数天，再作处置！”德龄只得谢恩受职。此后，姐妹俩几乎每天不离慈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