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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专权之路（第1页）

第六章专权之路

1。打压恭亲王

一晃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已十年有余，其间，慈禧对国事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透彻，对皇权的渴望逐渐让她对议政王奕訢的意见和制约不耐烦起来。这十多年来，他们整顿吏治、平定匪患、兴办洋务，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商发展经济，国家似乎出现了中兴局面。她不再需要奕訢事事过问，甚至开始反感他的独断专行，而奕訢也对慈禧太过贪权感到不满，两人的关系渐渐恶化。

过去，慈禧对奕訢的制约手段是恩威并施。同治四年（1865）的一天，奕訢和往常一样进宫朝见太后，在完成例行的仪式及朝政汇报之后，慈禧拿出一份奏折，严肃地对他说：“有人参劾你！”奕訢一愣，接过奏折看了一遍后，很不以为然，自己主持朝政多年，可以说是政绩显著，因此对这份奏折并不放在心上，他貌似谦恭地问：“是哪位大臣上的奏折？”慈禧一直盯着奕訢，尽管他表现得很卑谦，但他脸上转瞬即逝的无所谓的表情让她非常不满意，她依然很严肃地答道：“是蔡寿祺！”奕訢脱口而出：“蔡寿祺不是好人！”在他看来，此人为重塑名声，不惜铤而走险，弹劾当朝亲王，真是胆大包天，利欲熏心。

蔡寿祺是翰林院的编修，入职多年都没升职，于是到处投机钻营。他曾以办团练“剿贼”的名义跑到四川，希望能找到一条升官发财的路子。由于没有朝廷的委派诏书，他只得私刻关防、招募乡勇、大肆敛财。没想到熟悉团练的骆秉章去四川任总督时，一眼看穿了他的假把戏，命藩司刘蓉将他赶回江西原籍，他的发财梦就此破灭，而且他在朝中也颜面尽失。为了报这“一箭之仇”，他投靠胜保，当了几年幕僚。胜保失势后，他利用安德海的关系重返京师，入宫做起了日讲官。从此，他与安德海来往密切，在入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上两道奏疏。

慈禧自然明白，仅靠蔡寿祺的奏折来扳倒奕訢是不可能的，此时她并不想要奕訢下台，只是想从旁敲打他，叫他不要得意忘形。蔡寿祺在奏折中列了奕訢贪墨、骄盈、揽权、徇私的四大罪状，希望太后能让奕訢罢官引退，不再做议政王。慈禧本来是想试探奕訢，看看他什么态度，没想到他竟准备捉拿蔡寿祺问罪，慈禧便决定动真格了。她和慈安很生气，召见大学士周祖培和瑞常（1）、吏部尚书朱凤标（2）、内阁学士桑春荣（3）和殷兆镛（4）等人，两人哭着对这些大臣说：“奕訢培植私党专权，已无法委任国事，请你们商议治他的重罪。”

诸大臣见太后盛怒，都不敢答话。慈禧接着说：“诸位大臣应当以先帝为念，不要害怕议政王，议政王罪不可恕，你们应从速议罪！”

这帮大臣都已在官场中摸爬滚打多年，深知慈禧若真要治一个人的罪，何必跟臣子们商议！他们心知肚明，但仍表现出胆战心惊的样子，慈禧看到这种状况，知道他们至少与议政王不是一个阵营，气也就消了一半。在这些大臣中，周祖培资格最老，他一眼看穿了太后的真正用意，但又不能把话挑明，心里一权衡，就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他伏地叩首说：“如果要弹劾议政王，须有充分的证据，请太后容许臣等退下以后再仔细探查，并请大学士倭仁跟臣等一起处理这件事。”慈禧厉声说道：“没真凭实据还不赶紧去查？不然还要你们这帮人干什么？难道要等到皇帝长大成人后，再一起处罚你们吗？”

从殿中退出后，几位大臣都因紧张而汗湿衣衫，他们不敢怠慢，立即着手去查。周祖培和倭仁也不敢迟延，立即着手办理。他们就蔡寿祺在奏折中所称恭亲王奕訢的四大罪状一一讯问蔡寿祺。所谓贪墨，是指收受贿赂。经查没有物证，蔡寿祺只就此一项指出薛焕、刘蓉二人曾贿赂奕訢，而且只是风闻，并无实据。另外三项指控更是含糊其词，实际与诬告无异。

案情扑朔迷离，可信证据极少，大臣们左右为难：如果据实回禀慈禧，那太后也同有诬告之罪；如果认定恭亲王有罪，就得捏造事实细节。更让大臣们焦虑的是，他们不知道慈禧要把这场戏唱到什么程度。最终，他们在复奏中用了极其谨慎的字眼叙述审讯的结果和处理意见：“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保全懿亲之处，恭候宸断。”

慈禧看到倭仁的奏折后，立马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亲笔书写上谕，谕中充分表达了她对皇权旁落的担忧，她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子，为了清王朝的稳固，必须防患于未然。这道懿旨使大臣们明白：太后只是想收回恭亲王奕訢的权力，并没有置他于死地的意思。但慈禧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随后又下了一道懿旨，准备推举惇亲王奕讠宗来接替恭亲王奕訢。

奕讠宗是道光帝第五子，过继给惇恪亲王绵恺。他生性惇厚，经常一身普通老百姓的打扮。现在让他来替代奕訢，这明显是一场假戏，大臣们心知肚明，所以都不愿表态。奕讠宗没有揣测太后的心思，只就事论事上奏折替六弟奕訢辩白和求情。他在奏折中提到：有关于恭亲王的事情，实属暧昧，仅仅以语言和行为上的小过错，就骤然予以严惩，无以昭示天下。恭亲王做议政王以来，办理事务，没有听说有什么大的劣迹，唯有皇太后和皇帝召对时，在言词语气上有一些不恭，这终究不是臣民共见共闻的；而蔡寿祺所参劾的内容又没有真凭实据，若一味坚持罢斥奕訢，恐难以服人。这道折子出自皇亲中最年长的亲王，在皇亲中影响很大，加之奏折内容是针对谕旨直陈意见，因而慈禧尽管心中不悦，但实在没有借口直接对奕訢“动手”。无奈之余，她只得下令将惇亲王的奏折和蔡寿祺的奏折一并发给诸位王公大臣和内阁人员，召开会议讨论。

慈禧的态度让大臣们愈加摸不着头脑。其实，这个“哑谜”并不难解，太后想削减奕訢的权力，她需要利用倭仁与奕訢的不和，让他们找出奕訢的过错。与倭仁意见相同的许多守旧派大臣也想借机抑制奕訢一派的势力，他们按懿旨再查，多少发现了奕訢的一些毛病。

比如，在两宫太后下发指示时，奕訢总提高嗓音回复，而当慈禧说完某件事之后，他却佯装没有听清楚，要求慈禧重新说一遍。

再如，他经常绕过两宫太后直接与地方官员通信，自行决断任免之事，有时不经通传就擅自闯进后宫。

收集到这些事实后，同治四年（1865）四月十四日，王公大臣再次开会讨论奕訢的去留，概括起来，大致有两种声音：一种是以倭仁为代表，认为奕訢的四个罪名虽暂无实据，但决非空穴来风，所以恭亲王不能再用。一种是以醇郡王、文祥、王拯等人为代表，坚持不能在没有实据的情况下罢斥奕訢。经过一番争论，最后，醇郡王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面对王公大臣们的质疑，慈禧采取了去其根本、留其枝叶的折中办法，于四月十六日颁发上谕，大意是说，议政王确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对，念及他有大功于朝廷，给他一个处分以示告诫。错归错，但还可以留用，谕令恭亲王仍在内廷行走，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免去议政王和军机大臣的职务。就这样，历时三十九天的一场权力风波，以革去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落下了帷幕。这是慈禧扔掉“拐杖”，独立处理朝政的第一步。

一周以后，慈禧又以两宫太后的名义颁布一诏：“本日恭亲王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当经面加训诫，该王深自引咎，颇知愧悔，衷怀良用恻然。自垂帘以来，特简恭亲王在军机处议政，已历数年，受恩既渥，委任亦专，其与朝廷休戚相关，非在廷诸臣可比。特因位高速谤，稍不自检，即蹈愆尤。所期望于该王者甚厚，斯责备该王也不得不严。今恭亲王既能领悟此意，改过自新，朝廷于内外臣工，用舍进退，本皆廓然大公，毫无成见，况恭亲王为亲信重臣，才堪佐理，朝廷相待，岂肯初终易辙，转令其自耽安逸耶。恭亲王着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

事实上，慈禧与奕訢之间的权力斗争并没有结束，此后她又进一步对奕訢领导的洋务进行打击和限制，使之“事无巨细，愈加夤畏之心，深自敛抑”。奕訢因为在同治八年（1869）与慈安太后一起谋划杀掉了慈禧的亲信安德海，再次招致慈禧的厌恶，两人的第二次、第三次交锋也在暗流涌动中展开。

2。安德海殒命

安德海在“辛酉政变”中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联络人，故而在政变成功后便以有功之臣自居。慈禧听政后，安德海阿谀逢迎、狡诈势利、跋扈乖张的本性暴露无遗，但慈禧依然中意他，把他当作心腹。

安德海善于察言观色，他能从慈禧的言行、表情，甚至语气中探知太后的需要。自“匪患”平定后，慈禧放松下来开始消遣，听戏的瘾也上来了，安德海很快便在颐和园搭建了一座戏台，召集梨园弟子，演戏数日。但临时搭建的戏台总比不上圆明园的戏园子，数代皇帝花费无数心血建成的圆明园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令慈禧无限伤感。圆明园中有她的少女时光，也培育了她的政治美梦，如今再也没有机会重温旧梦了。

安德海见慈禧情绪低落，便知太后想起了辛酸的往事。他想逗太后开心，便在太后想听戏的时候将戏班子带进宫，在体元殿的台子上演唱。长春宫经咸丰帝改建，拆除了宫门及前宫墙，将原启祥宫后殿体元殿改为穿堂殿，加盖三间后改为戏台。但随便将民间的戏班子带进后宫唱戏，有违宫规。慈安太后是主掌后宫并严守宫规之人，她几次警告安德海，但安德海都置若罔闻。慈安太后不愿因这件事影响自己与慈禧的关系，也就不再追究。

如果安德海仅限于在后宫耍小聪明、偷巧卖乖，炫耀自己的能耐也就罢了，怎料他生性招摇、恃宠而骄，还常常仗势欺压大臣，甚至连皇亲也不放在眼里，就是同治帝也要让他三分。宫中其他人更奉他如太后一般。慈禧有时高兴，连咸丰帝遗下的龙衣也赏给安德海。御史贾铎素性耿直，听说安德海擅权越矩，深感义愤，便上奏弹劾。他在奏折中不便指斥慈禧，只说“太监妄为，请饬速行禁止，方可杜渐防微”。慈禧阅后下了一道懿旨，责成总管太监认真严查，如太监有不法等情，应交由总管太监举发，否则将革退总管太监，还要从重治罪。内外臣工见了此旨，都称太后从谏如流，称颂声不绝。

实际上，慈禧是把难题转移给了总管太监，但总管太监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动安德海一根汗毛！安德海在宫中为非作歹，人尽皆知。一些想求慈禧又苦于无引荐的官吏，总是设法打通安德海这一关节。安德海便借机贪赃敛财，私结朝臣。最出格的是，同治七年（1868），安德海极为高调地娶了一房妻子，慈禧特地赏赐白银千两、绸缎百匹，京城大为震动。

一天，同治帝正在乾清宫的上书房读书，安德海带着一帮人在殿外大声喧哗。同治帝逮住这个机会，狠狠地训斥了安德海一顿，并罚他在台阶下跪了一个时辰。事后，安德海向慈禧倾诉一肚子委屈，慈禧不仅不训斥他，反而还护着他，责怪同治帝小题大做。

类似的不快之事在恭亲王奕訢身上也发生过。一天，奕訢就江南的督军人选问题进宫请示慈安太后，慈安认为军中事务还是先去向慈禧请旨为好。于是，奕訢便前往西宫，当他走到西宫门口时，碰到了安德海，安德海竟佯装没有看见，大模大样地径直走进宫去。奕訢心中愤愤不已，谁料到了宫门外又被太监们拦住，说太后有事需稍事片刻。他只得强压怒火在宫门外候着，直到天色将晚，还不见传见，询问才知原来是安德海在殿内陪太后闲聊。奕訢气得直跺脚，火冒三丈地走出宫去，见了醇郡王便说：“安德海这狗奴才如此无礼，我非杀他不可！”

奕訢对安德海恨之入骨，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处罚他。同治八年（1869），同治帝满十四岁，慈安太后开始张罗他的婚事，找来奕訢商议。恰巧慈禧因小恙在慈宁宫静养，奕訢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向慈安和同治帝奏称安德海贪赃枉法、越分专权。最终，三人达成共识，准备请慈禧严惩安德海。

安德海对朝中这三位核心人物的私密会见却不以为意。他依旧横行不法，在外面拉拢官员支持慈禧，有很多大臣加入了慈禧一党。慈禧的拥护者一天天增多，安德海的权力也随之增大，越来越膨胀的他丝毫没有觉察到自己处境的变化。

慈禧清楚，慈安作为先帝的皇后、现今的东宫太后，名义上她的地位仍在自己之上，要惩处几个太监宫女，完全可以自行裁断。慈禧为此提醒安德海：“小安子，东太后那边，你得小心些，在外面不要太招摇，当心犯在东太后手里，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安德海感激慈禧对他的关心，随即又假装气呼呼地说：“再怎么说，皇帝还是咱们太后的皇帝，东太后再有手段，也大不过主子您。依奴才看，东太后进一步，主子就得进两步，决不能退半步。不然，奴才担心皇帝真会被东宫拉过去。”

安德海这些话并不是没有依据。自载淳出生以来，慈安太后一直把载淳视如己出，从小关心爱护他，而载淳也非常敬重慈安太后，与她很亲近，甚至超过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这让慈禧非常懊恼烦忧。她和儿子的关系仅仅是小皇帝与听政太后的关系，少了那种骨肉之间的亲密。正因为如此，慈禧才觉得安德海说得有理，这是权力斗争，决不能向任何人让步。所以，她放纵安德海私下拉帮结派，并在宫中安插了众多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