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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觑视皇权（第2页）

不过，新到任的黄宗汉力主抗击英法联军。他上任时，沿途广招兵马，经过家乡福建时又募集神枪手。到达惠州后，他马上联络广州城外的一批勇士，包括在籍侍郎罗淳衍、京卿龙元僖、给事中苏廷魁等发动进攻，但几次小规模的军事行动都失败了。清廷主和派认为黄宗汉“有碍和局”，上书请咸丰帝免去其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之职，调任四川总督。

通过这一系列动作，额尔金探知了清廷的底线，便要求将广州巡抚柏贵复职，署理两广总督，但前提是柏贵要听从联军指挥。这显然是蛮横干预清朝的内政，而咸丰帝准备让浙江巡抚何桂清（6）来补缺。后来，柏贵经过一番考虑，答应了联军的条件，同时与广州将军穆克德讷联合上书弹劾叶名琛。

残酷的事实证明，强盗的逻辑就是主动向被欺压的国家挑起战争，而后又要求赔偿。道光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便经历过这样的屈辱，如今清王朝的光景远不及道光年间。咸丰皇帝更非救世明君，他先下旨将两广总督叶名琛革职，把责任都推到这个前总督身上，同时停发两广驻军的军需粮饷，让洋人看到清廷有和谈的诚意。

英法联军见中国人步步退让，便有了得寸进尺的想法。为了掩盖自己的“强盗行径”，他们又打出和谈的幌子。他们知道，清廷根本无力承担巨额赔偿，届时开放通商口岸和割让土地作为补偿将成为清廷不得不同意的条件，而不需他们武装入侵。

他们还重提派公使进驻北京的要求，宣称按外交惯例，友好国之间“感情”达到一定程度，互派公使是很正常的事情。清廷当然知道英法两国的险恶用心，洋人公使一旦进驻京城，就会大施**威，干预京城的某些事务甚至干涉朝政。尽管朝廷对此事有所认知，但由于没有采取妥当的外交策略和反制手段，致使一些封疆大吏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一时造成了外交混乱。

英法两国的使节和战船先后到达大沽口外，要求清廷迅速派要员来谈判。名义上是和谈，英法两国的真实目的是实现其“威胁天津、压服北京”的阴谋。如果不能满足两国的要求，他们就会诉诸武力。咸丰帝显然知道谈与不谈都是一样的结果，这不是谈判而是强迫接受，所以他不许洋人进京，而是派人去大沽口谈判。

咸丰八年（1858）四月八日，英法联军以清廷代表未在限定日期到达为由，对大沽口炮台进行突袭，清军阵亡二百九十一人、受伤一百七十人，联军以战死十余人、伤五十七人的代价攻陷大沽口炮台。四月十四日，英法联军又乘势占领天津。洋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咸丰帝在圆明园听懿贵妃给他读奏折，还没听完就面如土色。洋人已经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了，再不迅速做出反应，可能自己皇位不保。但是，是打是谈他一时难以抉择，几经廷议，最后还是主和派占了上风。那么派谁去跟洋人谈呢？懿贵妃见咸丰帝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建议道：“万岁爷不必如此忧心，眼下就有一个再好不过的人选。”咸丰帝一听，忙问：“爱妃所荐何人？”懿贵妃推荐的人是直隶总督桂良（7），他是恭亲王奕訢（8）的岳丈。于是，咸丰帝下了一道密旨，让桂良和花沙纳前往天津谈判，并授便宜行事之特权。

桂良、花沙纳遵旨请俄、美出面调停，沙俄借机与清朝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美国一看有利可图，也与清朝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桂良虽然是遵旨办事，但在与俄、美签字之前，咸丰帝对这两个条约的内容一无所知。两国公使随后发现，他们签订的条约并不被清廷认可，坐地分赃的目的没有达成，于是再次提出公使进驻北京的要求。同年六月二十六、二十七日，英法也分别与清朝签订《天津条约》，再次强烈要求往京城派驻公使，但清廷坚决不同意。桂良虽然想把这条内容加入协议中，但又不敢向皇帝汇报实情。可是，如果不写这条，列强四国必将以武力压服。桂良只得擅作主张，两头隐瞒。

咸丰帝认真看过与四国签订的《天津条约》后，发现自己被蒙蔽了，他最不能容忍的条款居然出现在正式协议中。《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公使常驻北京；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十一个城市为通商口岸；清廷共赔偿英法军费六百万两白银；外国人可到中国内地自由游历、经商、传教；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通航；修改税则，减轻外国商船吨税（实际上就是降低进口税率）。

同年四月十六日，沙俄还以武力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9）签订了《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划归俄国。

列强对清廷的抗议置若罔闻，用坚船利炮迫使清王朝答应他们提出的所有无理条件。咸丰帝见木已成舟，不可挽回，只得御批“依此办理”，先让洋人退兵再说。洋人见预期目标达成，得意洋洋地退兵。清廷以失去通商口岸主权和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代价，忍受屈辱换来暂时的“和平”。

洋人之围虽解，但咸丰帝丝毫没有感到轻松，他将直隶总督桂良召来大骂一通。桂良硬着头皮对咸丰帝说：“洋大人逼臣签下这城下之约，臣为圣上和朝廷安危着想，不得不对洋大人虚与委蛇。如果圣上认为履行该条约很为难，那不如推翻了吧。”咸丰帝一听更加恼火，这种混账话也说得出口！洋人岂是好惹的，不签约则已，签了约就等于递给列强一张欺负清朝的通行证，任何反抗倒变成了不合法。这该如何是好？

懿贵妃见咸丰帝既愤怒又无奈，忙上前劝慰：“既然木已成舟，万岁爷再恼也无所补益。何不以此作为缓兵之计，等熬过这生死攸关的一刻再说。”她说的“生死攸关”不是指洋人兵临城下，而是指太平军和捻军联合北上作战，直逼京师。咸丰帝也很明白自己无力履行不平等条约中的大部分条款，但又想不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他将等在厢房候旨的怡亲王载垣（10）和端华、肃顺传来，征询他们的意见。

肃顺看见懿贵妃也在场，顿时心生反感。入春以来，咸丰帝在圆明园从未召见过内阁和军机处的任何臣工，这让爱新觉罗一族重臣非常担忧。肃顺本以为皇帝会委派给他们什么重任，结果咸丰帝只是让他们代替内阁起草一份让新任两广总督何桂清暂缓履行《天津条约》减关税等条款的圣旨。载垣、端华、肃顺都是朝中的主战派，他们毫不客气地指出，当初朝中的主战派官员极力主张对列强开战，皇帝却躲进园子享清福，如今和约已签好了又不想履约，必会招致更大的麻烦甚至灾难，还请皇帝三思为好。

咸丰帝反诘道：“我大清还有银子赔给洋人吗？就是把圆明园、紫禁城全卖了也赔不起，洋人此番又要在十一个埠口减税，我大清朝的财政收入减少不说，从外国源源不断涌进来的洋货和鸦片又要刮走百姓手中所剩无几的银子，那朝廷还有何生存之本？如果拖一拖，或许能找到一线转机，不然眼下就得亡。”咸丰帝还没说完，又拿出拟调两广总督何桂清的三份奏章。这位还未到任的总督坚决反对履行《天津条约》，尤其对变相减免关税一款最为不满。因为两广开埠最多，国外货物涌入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最大，如果再减税，那么无异于将两广的经济命脉拱手让给洋人。三位重臣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说辞来劝谏皇帝，更想不出解开眼前这个“死结”的法子，只得依旨而行。

就在咸丰帝忙于应付洋人的时候，太平军和捻军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攻势。此时太平天国出现了两位年轻的杰出军事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出现危机时，他们展现了非凡的作战天才，使李鸿章组建的淮军三战皆败；胡林翼率领湘军在湖北作战，先胜后败。陈玉成部甚至攻克安徽的临时首府庐州（今合肥），咸丰帝急命胜保为钦差大臣，主持皖北军务。然而，陈玉成、李秀成合军摧毁江北大营，咸丰帝将钦差大臣德兴阿革拿，并撤销江北大营，江北军务由江南大营的和春兼理。可是，李秀成、陈玉成再次联手，在安徽三河歼击湘军主力李续宾部，挫败其东进的图谋。

三河一战使湘军元气大伤，所谓“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咸丰闻讯面如死灰，感到脚下的大地在旋转，接连不断的败绩奏报让他的意志和健康状况都急转直下。咸丰帝自知回天无力，于是又躲进了圆明园，尽管此时已进入冬季。皇后守在紫禁城后宫不轻易出门，伴驾之人自然首选懿贵妃。在咸丰帝疏于朝政的时候，懿贵妃帮助他批阅奏章。尽管她开始萌生政治野心，但她还是事事顺着咸丰帝的心意，显得非常温顺。

日子久了，咸丰帝、皇后、懿贵妃都对这种模式习以为常，而经常去面见皇帝的肃顺却看出一些不好的苗头，他劝谏咸丰帝不要专宠一人，以免发生后宫乱政之祸。咸丰帝心里明白肃顺所指何人，却故意反诘：“朕专宠过谁？除了你还有谁干政？”肃顺听后料知皇帝心生不悦，心想：我大清两百余年基业绝不能毁在一个女人手上。此后，肃顺授意内务府太监把咸丰帝喜爱的汉女全都安排进圆明园。肃顺的意图很明显，让她们与懿贵妃分庭抗礼，如此一来，懿贵妃就没机会恃宠而骄、干预朝政了。

此举让懿贵妃对肃顺心生恨意，但眼下他是皇帝最倚重的大臣，在朝中也最有权势，所有皇亲国戚都忌惮他几分，所以她不敢过早与他为敌，只能忍气吞声。

3。遗恨圆明园

咸丰九年（1859）春，咸丰帝突然颁发一道令人不解的谕令：修整紫禁城的长春宫。国库没有存银，还要赔偿洋人军费，皇帝偏偏在如此困境下修缮宫殿。有人猜测因为懿贵妃受宠正隆，皇帝想兑现当初许下的承诺，担心以后每年都得赔款，使他的承诺落空，而现在还可以拖着暂不赔款。又有人猜测是皇帝自己准备常住长春宫，那样去养心殿理政更方便些。不管怎么说，咸丰帝心意已决，无论如何，宫殿都要如期修葺。

这时候，英法两国已分别派出公使。英国公使是额尔金的弟弟布鲁斯，他一到中国就给直隶总督桂良写信，催问交换和约之事。按约定，《天津条约》需在一年内分别交两国皇帝批复后方能生效，批复后的和约还要办一个交换仪式。桂良见洋人逼问得紧，只得将咸丰帝认为条约需要修改，尚未御批一事如实相告。布鲁斯听后颇有微词，自己肩负使命而来，信心满满，而清廷却一直拖延。他决定立刻进京，直接向清朝皇帝问明原委。同时，他又写信给已到上海的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表示要用军舰带士兵护送使团北上，威慑清廷。他认为，带兵去大沽口比带着炮舰不带军队去天津更具威胁性，而去天津又比去北京更有震慑力，因为去了北京只能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而不容易找到武装入侵的借口。

英法两国公使的态度很明确，他们不管清朝皇帝是否同意这份合约，清廷必须履约，否则两国将动用武力。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更是软硬兼施，一边施以外交手段，一边做着军事准备。

五月上旬，桂良又以钦差身份赶往上海与布鲁斯、布尔布隆会面，商讨入京觐见皇帝流程。他想继续拖延，可布尔布隆毫不给机会，语气生硬地威逼桂良：“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坚决完成使命，就在《天津条约》规定的期限内换约，不得有半点推迟。我要面见清朝皇帝，亲自呈上拿破仑三世陛下的亲笔信，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完成使命。”桂良闻出了话中的火药味，只得向皇帝请旨。过了几天，咸丰帝终于批准英法两国使团进京，同时给新任直隶总督恒福发去一份谕令，让外国使团从天津北塘登陆进京。恒福是由河南巡抚调任直隶总督的，对《天津条约》的签订过程和条款知之甚少，他没有将使团须在天津北塘登陆的谕令告知英法公使。

五月十五日，得到进京许可的英法公使摆出一副征服者的姿态率团北上。十七日，负责护卫使团的英军何伯（11）少将的舰队到达大沽口，随后派遣舰长康米利尔和翻译蒙根登陆向清廷宣布公使将要到来的消息。由于使团没在清廷指定的地点登岸，因此，受到刚调防于此的僧格林沁部下的阻拦。英方询问为什么没有官方代表迎接，为什么在河道设置了障碍物。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朝廷代表已在北塘等候，之所以设置障碍物，是为了防止太平军和捻军进犯天津。

英法公使对清朝廷的“怠慢”非常不满，决定将一切交给何伯少将处理，也就是采取已经准备好的军事行动。何伯少将重返大沽口，发现清军的防御更严密了，于是，他立刻与公使商议决定于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发起攻击。

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九点，直隶总督派人匆匆向京城呈送书信，说两国公使拒绝在北塘登陆等候赴京，并已经让何伯少将率舰队直赴大沽口，拆除河面的障碍物，准备武装登陆。是日，僧格林沁所率清军在岸上与英军对峙。下午将要退潮的时候，突然一声炮响，第二次大沽口战役打响了。双方开炮互射，何伯少将试图用舰炮掩护士兵强行登陆，但遭到岸上清军阻击，伤亡惨重，他自己也受了伤。剩余英军只得退回舰上，待潮水上涨后撤退。

咸丰帝当晚收到天津大沽口战报，僧格林沁歼敌四百余人，取得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最辉煌的胜利。他兴奋得一宿未眠，天刚亮，就派快骑赶往天津询问英法使团是否愿意从北塘登陆进京。英法公使不置可否，掉头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