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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两宫同治（第3页）

从中可以看出，此时清廷高层已基本达成共识，即“自强”首先是强军。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时，曾考察湘军水师的舰船与洋人的炮舰。有一天，他登上一艘长约二丈八九尺的大船，这艘船开起来速度并不快，但船上见不到船公的身影，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黄鹄”号。这是中国第一艘自制的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设计者徐寿、华蘅芳告诉曾国藩，这是仿照英国人的炮舰制造的，只是没有像洋人那样安装舰炮，也不是全铁甲，航速也不及英国舰船。曾国藩很感慨，一台机器竟能代替十几个橹手，而且船行速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心中“徐图自强”的想法愈加强烈。

当然，也有一些朝臣反对兴办洋务。他们认为，照猫画虎很难画出虎的风貌和气质，学洋人的一点皮毛于事无补，于国无益。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初五至次年正月二十一日，议政王奕訢连续呈上三份奏折，都得到两宫太后特别是慈禧的首肯。但朝廷里一批反对学习西方的保守大臣对奕訢的奏折进行了抨击，由此引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争论从正月二十九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上奏发端，张盛藻指责奕訢是在提倡“重名利而轻气节”，学习“机巧之事”。奏折呈上去后，慈禧认为这是冥顽不灵之辞，授意内阁拟旨驳斥。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到二月十五日，德高望重的保守派领袖倭仁出场了。倭仁上奏折反对开设天文算学馆，他说国家的昌盛在于世道民心，而不在于各种各样的技术。他把争论的重要性归结到“何以立国”上，得出的结论是以清朝之大、人口之多，必定有精于天文数学的人，何必向外国人学。他担心清朝在向外国学习时“变夏为夷”，甚至认为中华民族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表面尊崇祖制的慈禧对倭仁的奏折很不以为然。

同治六年（1867）三月初二，奕訢向朝廷上奏折重申招收科甲正途出身的人学习天文算学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倭仁既然不认可这件事，想必有更好的办法，希望能够追随倭仁。三月初八，倭仁绕过奕訢的反击，提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不必师事“夷人”以授人权柄，意在单靠自身使中国自强起来。三月二十九日，奕訢再上奏折，表示兴办洋务的结果确实很难预料，接着话锋一转，要求倭仁保举几个人才，择地另开一个馆，由倭仁督导以观其效。慈禧接受了奕訢的建议，而倭仁不得不上折承认，他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举荐，不敢妄保。

作为朝廷的最高实际决策者，慈禧的态度令人有些费解，因为这一年她和奕訢之间已开始暗中的权力斗争，而倭仁是支持太后的。那么，在这场争论中，慈禧为什么不偏向倭仁呢？事实上，慈禧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皇权的统治和稳固。

在奕訢的强力推动下，洋务运动的步伐开始加快，而慈禧也看出洋务运动对于挽救时局的重要意义。面对改革派与保守派大臣的争论，她在等待合适的时机表明立场。

洋务企业的创办最早是在同治四年（1865）。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李鸿章筹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这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福州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同治六年（1867），崇厚在天津建立天津机器局。在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左宗棠深感中西科技的巨大差距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重要性，在购置机器、雇聘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时，他特别重视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他说，“兹局之役，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故在设厂造船时设立求是堂艺局，后改称船政学堂，延请熟习中外语言文字的老师教授英法两国语言、算法、画法。这所学校是近代较早开设的一所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的新式学校，同时又有军事学校的性质，以培养海军和造船人才为目的。

另外，清廷派遣了一批官员、学者出洋考察。同治五年（1866）春天，总税务司赫德（19）要回国结婚，向奕訢请了六个月假，并建议清廷派人到西方考察。这正合奕訢的心意，于是奏请派遣人员出国考察并获准，从而有了清廷派斌椿（20）等人走出国门的破天荒之举。

创办洋务企业缺少资金，洋务派便采取了两个对策：一是募捐，鼓励民办；二是将军工产业商业化，兼办民用企业，如经营轮船、电报、采矿冶炼以及纺织等。开学堂、购军舰、买机器、设炮台、翻译书籍、派遣留学生等工作次第展开，这个古老的国家呈现出一片新气象。

洋务初兴，慈禧非常支持，但到同治七年（1868）捻军被剿灭之后，她的热情开始冷却。她把李鸿章调去做湖广总督，那是政务最繁重的地方；左宗棠则从东南调去西北做陕甘总督，平定回民起义，那里贫穷闭塞、民风剽悍，不是办洋务的好地方。但慈禧却坚信能者多劳，仍然很器重他们。

在“剿贼”和兴办洋务中，议政王奕訢和直隶总督曾国藩的声望日高，权势越来越大，让慈禧产生了一种大权旁落的危机感。为了遏制这种势头，她开始构思权力的再分配计划。

对于议政王奕訢，她还没有找到最佳的处置办法，但对曾国藩，处置的借口却很多。一是国内已基本平定，裁军已成必然，可借机削减其兵权；二是曾国藩生性耿直，傲骨铮铮，不善于跟洋人打交道，不宜担当通商大臣之职。巧合的是，同治九年（1870）四月到六月发生了“天津教案”。天津民众为反对天主教会肆意宣教，攻击天主教教会，杀了数十人。此后教会动用武力，外国军舰陈兵于天津港口，七国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作为直隶总督，曾国藩自然难辞其咎。

其实，慈禧大可不必费这番心思，因为曾国藩此时已是重病缠身。曾国藩离开北京前，正逢他六十大寿，慈禧和同治皇帝御赐给他许多贺礼，同治帝还亲手写了一首贺诗并御书“勋高柱石”的匾额相赠。

到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曾国藩入朝觐见同治帝和两宫太后。慈禧与他的对话看似平淡，实含深意。

慈禧：“你什么时候从天津起程的？”

曾国藩：“回太后，臣二十三日自天津起程。”

慈禧：“天津教案的凶手归案正法了吗？”

曾国藩：“还未行刑。听驻天津的领事说，俄国公使即将到天津，法国公使将派人专程前来验看，所以尚未将凶手正法。”

慈禧：“李鸿章计划什么时候对这些人行刑？”

曾国藩：“臣二十三日晚上接到李鸿章来信，信中说他将在二十五日行刑。”

慈禧：“天津百姓现在还惹是生非、刁难洋人吗？”

曾国藩：“此事之后，百姓都已安谧，不再尚勇斗狠。”

慈禧：“府、县官员之前逃至顺德等处，是何居心？”

曾国藩：“府、县官员最初撤任时，并未拟罪，所以他们才敢放胆出门。”

慈安：“你右眼现在能看见东西吗？”

曾国藩：“右眼没有一隙之光，已看不到。左眼尚且能模糊视物。”

慈安：“别的病都好了吗？”

曾国藩：“别的病算好了些。”

慈安：“我看你起跪的时候，身体还算利索，精神尚好。”

曾国藩：“精神总没有复原。”

慈禧：“马新贻这事岂不是很奇怪？”

曾国藩：“这事确是很奇怪。”

慈禧：“马新贻办事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