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午后,咸丰帝在圆明园九洲清晏殿召见了两江总督何桂清。一般只有召见重臣、近臣,皇帝才会到这个地方谈事。何桂清在封疆大吏中算不上主和派,在朝中也并非皇帝近臣,这次召见正说明咸丰帝有密要之事与他谈。开始何桂清以为是谈京城和广州防御,但咸丰帝谈的却是怎样修改《天津条约》,并很愉快地提到大沽口一役轻巧取胜。何桂清听后不胜忧虑,心想,大沽口一役已与英法两国撕破脸皮,哪里还有修改条约的可能?即使再次谈判修改,也只会增加他们欺压进犯清朝的条款。他小心翼翼地对咸丰帝说:“圣上,依臣之见,英法公使掉头就走,不是因为他们胆怯,而是他们被彻底激怒了,将卸下谦谦君子的伪装,彻底露出狰狞獠牙,还望圣上尽早做好大战的准备。”
咸丰帝被何桂清泼了一瓢冷水,十分生气,命他去苏州准备下一轮谈判。随后,咸丰帝余怒未消地来到“天地一家春”大雅斋,懿贵妃正在悠闲地绘一幅兰竹图,见皇帝突然驾临,急忙迎驾。咸丰帝当着懿贵妃的面又把何桂清骂了一通,懿贵妃端来一碗茶,劝他消消火,冷静后再想对策。咸丰帝建议最好还是争取和谈,即便下一轮谈判对清朝更不利,也只能暂时忍耐,待内贼尽除,再驱外夷。
但是,英法两国不再给清廷和谈的机会。八月,英法两国政府宣布对清朝开战,先攻占天津,威逼北京方面屈服,如果达不到目的,再进攻北京。
英法联军劳师远伐,做了长达半年的准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不仅建立绵延万里的海洋补给线,还在广州、上海等地设立军需补给站。至咸丰十年(1860)春,英法联军的战前准备已然就绪,总计兵力有三万人、舰船一百四十四艘进入中国海域。对此,在上海周边“剿匪”的清军竟然视而不见,还请求利用英国人的洋枪队来合剿捻军。
与此同时,一直在圆明园的咸丰帝则忙着操办一件他认为很重要的事情——筹办他三十虚岁生日庆宴。据说西藏十二世达赖喇嘛成烈嘉措派来一个使者,转告咸丰帝在他的而立之年会有一场深重的劫难,必须建坛作法。有人劝告皇帝,这可能是成烈嘉措讨封赏的伎俩,不可轻信,但咸丰帝对此深信不疑,让内务府尽力筹备。洋人战前准备充分,双方一旦开战,胜败已无悬念。
六月中旬,英法联军第三次出现在天津大沽口。咸丰帝不慌不忙地给直隶总督恒福发去一道谕令:照会联军,依照美国使者从北塘登陆进京之例,少带从人,由北塘进京换约。清廷的态度一如以前,英法联军共一万八千余人,按清廷照会要求,在北塘登陆了,但他们并不是去北京,而是武力进占天津。他们稳扎稳打,登陆十二天一直未遭到任何反抗。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清廷仍对和谈抱有幻想,按兵不动;另一方面是清廷因去年的小胜而误认为洋人不擅长陆战,所以不怕联军登陆,一旦打起来,正好聚而歼之。
六月二十六日,英法联军已登陆一万一千余人,并迅速对塘沽发起攻击。僧格林沁所率清军见英法联军来势汹汹,稍作抵抗就开始溃逃。但咸丰帝看到的战报是:“该夷炮车二百余辆,夷人万千名,实系众寡不敌,然亦毙贼无数。”虽然清军寡不敌众,却也能毙贼无数,说明英法联军并不可怕,咸丰帝颇感欣慰。既然清军只是兵力不够,那就再派些人去。
然而,还没等清军增派到位,英法联军又攻击北炮台,虽然伤亡三百多人,却掌握了主动权。七月初八,英法联军占领了整个天津城。被蒙在鼓里的咸丰帝根本没想到形势会急转直下,洋人又要搞城下之盟了,无奈之下,他只得让桂良再去与联军谈判。正如何桂清所预料,这一次洋人直接撕下了伪装,直截了当提出清廷除了无条件接受先前拟定的《天津条约》外,还必须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并增加战争赔款。同意就谈,不同意就打,若打,他们会一直打到京城去。
桂良见事态严重,据实将谈判细节呈报皇帝。咸丰帝一看暴跳如雷,痛骂桂良:“你这不是让朕来承担卖国之责吗?你们号称忠臣,却每每临阵脱逃,事后又百般遮掩辩解,难道都是在欺瞒朕不成?”咸丰帝被推至风口浪尖,一筹莫展,只得故技重施,他授意桂良先让洋人退兵,只要退兵就答应他们的所有条件。桂良把皇帝的意思转告联军谈判代表,但他们的耐心已经耗尽,不再信任桂良,也不相信清朝皇帝会如此干脆地答应所有条款。因此,他们不仅不退兵,反而继续向北京进攻。
因洋人节节进逼,咸丰帝只得硬着头皮应战。他强作镇定,毕竟是在清朝的国土上,难道还惧怕万余名洋鬼子不成?他两次表态要御驾亲征,以激励士气,安定人心。七月下旬,英法联军进抵通州时,咸丰帝谕令军机大臣绵愉(12)、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表示要与英法联军“决战”。战前,他先派载垣去谈判,并叮嘱他做好两手准备。亲王的身份比钦差桂良尊贵,英法联军不好再做推辞,便派巴夏礼为代表进行谈判。
八月初四,也就是巴夏礼被扣留当天,英法联军即出动近四千人进攻通州,与清军在张家湾展开激战,僧格林沁所部近万人的防线被突破,联军伤亡仅35人,清军伤亡1350人,伤亡比例几乎迫近1∶40。清军溃败后,僧格林沁又在距离京城很近的八里桥构建一道由三万余人组成的防线。他本人统率步兵一万余人驻扎在张家湾至八里桥一带,扼守通州至京师广渠门(今建国门)的大道,以保卫京师。
八月初七,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役——八里桥之役打响了。清军马队按原定部署从正面冲上前去,将士们奋不顾身,齐声大呼杀敌。因火枪装备有限,清军马队大都手持冷兵器,凭着一腔热血迎击英法联军,企图冲乱英法联军纵横相应的战斗队形。部分骑兵冲至离敌人四五十米的地方,有的甚至冲到敌人的指挥部附近。激战一个小时,毙伤联军多人,但清军马队遭到联军步兵密集火力的阻击和炮榴霰弹的轰击而大量伤亡,战马因受惊横冲直撞,无法形成攻势,在敌人火力的逼迫下退却。
随后,南路的法军主力将大量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使胜保所部受到沉重打击,伤亡惨重。当法军的两个前锋连队冲到桥边时,守卫石桥的清军士兵勇敢地冲出战壕,与法军展开了白刃战,后因胜保中弹受伤而撤至定福庄。
当战斗进行得正激烈时,僧格林沁才发现,主攻八里桥的是南路敌军,而不是西路敌军。为了弥补战前的决策失误,僧格林沁在胜保部与南路敌军战斗的同时,指挥马队穿插于敌军的南路与西路之间,企图分割敌人,以步队配合胜保部包围南路敌军,歼灭敌人主力。但胜保部已撤,僧格林沁的作战意图未能实现,遂与西路英军展开激战,双方伤亡惨重。
僧格林沁担心清军再次溃退,于是挺身而出,骑着马站在桥中央,命令一个身材高大的蒙古旗手高举僧王大旗,指挥将士顽强抗敌,直到他被一枚霰弹击中。将士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联军射来的子弹。然而,清军最终溃败。八月初八,咸丰帝惊慌失措地从圆明园出逃至热河,恭亲王奕訢作为全权大臣留下继续与联军交涉。临行前,懿贵妃极力谏阻,请求咸丰帝留在北京继续抵抗,而这次进谏差点给她惹来杀身之祸;不过由此可见懿贵妃的勇气与见识不同于一般女子。
僧格林沁、瑞麟(13)、胜保各部仍驻城外防守。英法联军要求清廷释放被扣留的外交人员巴夏礼等人,否则炮轰北京。额尔金表示必须亲自向清朝皇帝递交国书,条约须皇帝亲自签字画押,否则不谈。对此无理要求,清廷自然不会答应,和谈一事又被搁置。
八月二十四日,巴夏礼被释放,他在扣留期间并未受到虐待。而此时的英法联军则以搜查圆明园各宫殿为名,肆意抢劫财物,并放火烧毁许多房屋。八月二十六日,联军从安定门攻入北京后,纵容、鼓动士兵抢劫、火烧圆明园。额尔金竟公然在北京城内张贴告示,恬不知耻地阐述抢劫、火烧圆明园的理由和“正义性”。九月初五,四千多名法军和三千五百多名英军将圆明园里的珍奇宝物洗劫一空,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等均被付之一炬,大火三日不灭,北京城映照在一片火光之中。自此开始,英法联军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五十天。已逃至承德热河的咸丰帝闻讯痛心疾首,五内俱焚。他深感愧对祖宗,更不知此生此世还能否回到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他亲率皇子皇孙跪在列祖列宗灵位前请罪,并下“罪己诏”诏告天下。而侍奉在咸丰帝左右的懿贵妃听到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并付之一炬后,竟不顾自己尊贵的身份,大骂其强盗行径。她先是怒不可遏,转而抽泣起来,她无法原谅英法联军的罪行。北京城的那场大火,不仅烧毁了大清国的“万园之园”,也将懿贵妃深埋心底的爱情回忆化作灰烬……
(1)叶名琛(1807—1859):字昆臣,湖北汉阳人,官至两广总督,擢授体仁阁大学士,人称“六不总督”,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俘,自诩“海上苏武”。
(2)杜受田(1788—1852):字锡之,山东滨州(今滨州市滨城区)人,历任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
(3)赵烈文(1832—1894):字惠甫,江苏常州人,曾任易州知州,为曾国藩机要幕僚多年,对佛学、易学、医学、军事、经济均有涉猎。
(4)郭嵩焘(1818—1891):字筠仙,湖南湘阴城西人,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
(5)黄宗汉(1803—1864):字寿臣,福建泉州晋江县(今晋江市)人,晚清大臣,封疆大吏,“辛酉政变”后被两宫太后罢黜。
(6)何桂清(1816—1862):字丛山,云南昆明人,晚清大臣,历任编修、内阁学士、兵部侍郎、江苏学政、礼部与吏部侍郎、两江总督等职。
(8)奕訢(1833—1898):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道光帝遗诏封“恭亲王”,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9)奕山(1790—1878):字静轩,满洲镶蓝旗人,清朝宗室。历任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伊犁参赞大臣、伊犁将军、黑龙江将军等职。
(10)载垣(1816—1861):清朝宗室、康熙帝六世孙,世袭和硕怡亲王爵位,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咸丰帝顾命八大臣之首。曾任御前大臣行走,咸丰帝即位后,渐受信用,累官左宗正、宗令、领侍卫内大臣。
(11)何伯(1808—1881):英国海军将领,1859年至1862年任东印度及中国舰队司令,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抵抗太平天国的上海保卫战。1879年被授予英国海军元帅衔。
(12)绵愉(1814—1864):嘉庆帝第五子,道光帝之弟,被封为惠亲王。
(13)瑞麟(1809—1874):字澄泉,满洲正蓝旗人,清朝大臣,历任太常寺少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军机大臣、户部侍郎、礼部尚书、户部尚书、两广总督、文渊阁大学士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