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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废帝训政（第2页）

山东巡抚毓贤之所以不认真对待传教士的诉求，并非出于胆小怕事，只是对教会和洋人比较反感。不久，清廷加派候补知府袁世敦等人前来镇压，击败义和拳。其后，清军游击将军马金叙活捉了义和拳首领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但毓贤仇视外国侵略者，对民众反洋教的斗争比较同情，认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提出抚剿并重之策，还罢免了蒋楷、袁世敦等人的职务。他给朝廷上奏说，义和拳本属乡团，建议“改拳勇为民团”；并明确说义和拳就是“义和团”，首次提出了“义和团”的概念；建议朝廷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策略。此外，他还向朝廷申诉，认为民教矛盾的责任在教会一方。

就这样，有了地方巡抚的默许后，义和团的威势越来越大，洋人异常恐慌，常常一听“义和团”三字便吓得失魂落魄。是年冬，山东肥城发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被杀案件。在西方各国连续抗议后，毓贤被清廷先免职后改任山西巡抚。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带领北洋新军在山东大力镇压义和团。

袁世凯一到任，马上发布了《禁示义和拳匪告示》，称凡是练拳或赞成义和拳的，一律杀头。他首先对义和团大本营进行了一次突袭，把义和团打得“落花流水”，一部分首领死于乱军之中，另一部分则拼命杀出重围逃脱。接着，袁世凯又痛剿山东地区的义和团，消灭了十多个地方团体。

然而，此时山东的义和团已成气候，骨干拳民超过七千人，参与者已达十万人以上。河北、天津、北京等地也出现了义和团，而且发展迅猛。负有剿灭“拳匪”之责的直隶总督裕禄见义和团打着灭洋旗帜，同情他们，还请拳民首领到督署做客。

权贵集团看到“民心可用”，不少人转而“同情”、利用义和团。慈禧见义和团声势浩大，难以剿灭，便也开始重点关注义和团。这个时候，毓贤、载漪等人上奏朝廷，倡言不能忽视民团的价值。

慈禧看了毓贤的奏折后，特意召他入觐。毓贤早与端郡王载漪串通一气，称“东省拳民，技术高妙，不但刀兵可避，抑且枪炮不入”，这是皇天护佑大阿哥，特生此辈奇才，扶助真主。慈禧并不全信，又传载漪问话。载漪回禀道：“老佛爷明鉴，奴才们钦佩莫名！但据山东巡抚毓贤密报，此事的确是真。毓贤心性忠厚，尚不致有欺瞒谎报之事。奴才愚见，不如饬直隶总督裕禄召集拳民数十人，先行试验。果有异术，然后招募。”裕禄对义和团的信赖推崇与毓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慈禧左右盘算，觉得这是一股可以用来对付洋人的力量，更可能迫使洋人不再因废光绪帝而对朝廷横加指摘，便接受了毓贤的建议，下谕要各省办理保甲团练，实际上等于承认义和团为地方武装。各地贴出告示，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这样一来，义和团在北方地区迅速发展起来。他们打出“扶清灭洋”或“保清灭洋”的旗帜，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接受清廷统辖，协助清廷与洋人对抗，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极端仇视。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慈禧对十多个国家的抗议置之不理，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大喜过望，除了向数千拳民发放饷银外，他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在天津数处开坛聚众。山东拳民大受鼓舞，纷纷涌入直隶。一时间，从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由于有了清廷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涿州知府衙门也被三万名拳民占领。

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及顺天府府尹赵舒翘（5）到涿州调查。刚毅、赵舒翘赶到涿州时，适逢地方官缉捕“拳匪”，已拿住数十人。刚毅立刻下令放人，赵舒翘随声附和。刚毅在涿州巡行了一圈，收获颇大。回京后，他向慈禧报告说“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慈禧心想，既然诸臣都称赞义和团神勇，可以利用，何不借其手给外国人一点颜色瞧瞧呢？于是，清廷对义和团的政策由维护改为招抚。慈禧派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去招抚义和团，想利用义和团来牵制洋人，义和团随后改名为“虎神营”。

是年春夏之交，义和团拳民总数已有二十多万。他们涌入天津后，许多传教士、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义和团的逻辑很简单，一切带“洋”字的东西，皆应被毁。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而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

接着，义和团“乘胜”开进京城。伴随着义和团的香火缭绕，北京的天空布满阴霾。义和团进京后变本加厉，不仅攻击洋人、所有与洋人有关的人，还损毁所有带洋字的物品。在京城，曾有六位学士仓皇逃窜，只因随身带有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于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他们扬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康有为回国治罪”。在一些顽固派的指使下，义和团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其中“一龙”指光绪帝，“二虎”指主持洋务的李鸿章、张荫桓，“三百羊”则指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派三百人，他们还一度冲入宫中要捉拿光绪帝。董福祥受端郡王载漪暗中笼络，其武卫后军名义上是和义和团联手抵抗洋人，实际上却加入烧杀抢掠的行列，肆意奸杀妇女，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而载漪竟奏请朝廷降旨，嘉奖拳民和董福祥军。

是年五月初一，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有感使馆区危险，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十七艘外国战船增援。三百余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在五月初四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防卫使馆区。另有近九十名德国及奥地利陆战队员在五月初六抵京。五月十二日，慈禧调京畿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天坛和先农坛附近。董福祥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经联络，义和团拳民开始大举入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人。

五月上旬，拳民涌到正阳门内东交民巷，把各国公使馆团团围住，日夜攻打。各国公使一边拼命防守，一面咨照总理衙门，严词诘问。总理衙门此时已归端郡王载漪管理，故而对所有洋人公文一律搁置不理，导致正阳门千余家商铺被焚。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遭武卫军枪杀，被开腹剖心。载漪闻讯兴奋得大叫：“杀得好，杀得好！”各国公使见总理衙门无意出面解决此事，只能一边闭门自卫，一边向本国紧急求援。

五月十三日，驻天津的各国公使组织两千人的联军，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带领，乘火车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因为铁路已被拳民破坏，联军受阻于杨村、廊坊一带，对清兵及义和团作战不利，西摩尔只得下令退回天津，第一次试图解除清兵和义和团拳民对公使馆的围困失败。五月十五日，义和团拳民在京城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教堂、双旗杆伦敦会、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等十一所教堂。有三千二百余名天主教徒逃入有四十二名法兵驻守的天主教北堂，两千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董福祥受命率部强攻。

五月十八日，前门一带上千家商铺因老德记西药房大火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二十四家铸银厂也被烧毁。拳民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院被当成集体处刑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还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平民为白莲教教众而大肆杀戮。不仅平民百姓遭此大难，朝廷官员中凡涉及洋务的，如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侍读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等人，也因直言上谏剿灭义和团激怒了慈禧及其他权贵而被砍头抄家。

北京街头到处是尸体，很多妇女儿童暴尸于野。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烟焰涨天，红巾左握千百人，横行都市，莫敢正视之者。……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在此期间，慈禧放任不管。

此时，联军继续从天津大沽口向京城增兵。五月二十二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拟到总理衙门寻求保护，途中遭到清兵伏击。洋人知晓此事后十分恐慌，不知道义和团和清军到底要干什么，于是增派军队对义和团进行反击和镇压。他们除了枪杀义和团拳民外，沿途也不加分辨地滥杀百姓，烧毁村庄。至此，局势失控。

3。“庚子事变”的朝廷

就在慈禧处心积虑地废帝立储，借义和团的势力震慑外国势力时，外面战事已起，清廷内外处处不平静，纷争不断。

慈禧第三次训政后，用强硬手段挫败了帝党新政，但是她依然认为自己的执政地位面临威胁。为了彻底隔绝光绪帝与外界的联系，在政变后的几天里，她把过去侍奉光绪帝的太监全部发落，或处死，或充军，无一幸免。后妃之中，她更是对珍妃痛下狠手，施以杖责，并撤去簪环，软禁于钟粹宫后的景祺阁冷宫中。

光绪帝被囚禁在瀛台不仅不能理政，连平时的生活起居也受到限制，比如吃的饭菜要等凉了才能吃，即便寒冬腊月也是如此，光绪帝在此期间，受尽折磨。据说光绪二十四年（1898）冬季，南海水面已经结冰，一天，光绪帝微服出行，谁知刚走出不远便被守门人发现，侍卫跪下请他返回。事后，慈禧命人把水面的冰凿开，并加派侍卫，以防光绪帝逃走。

光绪帝已然丧失了希望。慈禧虽然看到了国内舆论的反抗，也感受到列强的强硬态度，不能不有所顾忌，但她依然坚持认为自己作为清朝的主宰者，废立皇帝纯属“家事”，所以只是对废帝计划进行调整，暂缓废帝。

在正式宣布传位给新帝之前，光绪帝仍不得不扮演好“傀儡天子”的角色，每到重要节日都被“请”出来主持祭祀大典。按清朝礼制，元旦、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祭祖等，都要举办典礼活动。其中，每年的祭天典礼皇帝必须亲临。光绪二十四年（1898）冬至日，光绪帝主持了他被幽禁后的第一个大祀典礼。头天下午，荣禄率队护送光绪帝出西苑，前往天坛。次日日出前，斋宫鸣太和钟，皇帝起驾至圜丘坛。圜丘坛东南燔牛犊，西南悬天灯，烟云缥缈，烛影摇红。光绪帝神色黯然，完成这个庄严隆重的仪式后，他又将被关回那个孤寂幽冷、象征耻辱的瀛台涵元殿。此后，光绪帝的作用也仅限于出席此类典礼活动，充当大清“门面”。

慈禧这次训政，皇帝缺席，但她却可以继续用光绪帝的名义发号施令，独断朝廷大事。她首先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正名”，要向朝中大臣、外国使节证明，她发动的这样一场政变是正确的、正当的、完全有利于朝廷的。纠错的办法是全盘恢复旧制。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一日，慈禧在谕旨中说，现在时事艰难，一切改革事宜应该斟酌考量。八月二十四日，她下令恢复科举制度，裁撤农工商总局。九月十八日，武举考试恢复。如此一来，维新变法的成果可以说**然无存。慈禧的第二步是铲除那些冒犯、反对她的人，然后将她的心腹安排到重要职位上。任何皇亲国戚，不管官居何位，如若存二心，不忠于朝廷、不支持她，都会受到严惩。满族亲王若有谋反动机和言行，都很难逃过慈禧的“法眼”。

戊戌政变后不到一年，慈禧就将支持维新变法的汉臣和帝党清除殆尽，重用王室宗亲和满人。朝中大臣之间的钩心斗角、拉帮结派越来越明显，对权与利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在戊戌政变中大捞好处的无疑是荣禄、袁世凯等人。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慈禧就擢升荣禄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控制京津地区，并掌控人事任免权。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外患，八月二十六日，慈禧特简荣禄为钦差大臣，节制宋庆所部毅军、董福祥所部甘军、聂士成所部武毅军及袁世凯所部新陆军，统率督练各军。十月二十四日，荣禄奏请练兵筹饷，将毅军、甘军、武毅军、新陆军整合起来，分前、后、左、右四军，各驻防地；荣禄自募一支中军，驻南苑安营操练，确保京畿安全。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二十日，荣禄在北洋新军的基础上创立武卫军，同时奏请奖励各军。袁世凯的新陆军训练三年，卓有成效，经荣禄奏保，袁世凯因“勤明果毅，办事认真”，奉上谕“着交部从优议叙”。新陆军则改称“武卫右军”，拱卫京津。

事实上，政变后的满汉矛盾、新旧矛盾、朝廷与地方督抚的矛盾，彼此交织，异常突出。后党内部，荣禄与刚毅在军机处明争暗斗，对时局影响甚大，紧紧追随荣禄的袁世凯也受到波及。

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山东巡抚张汝梅被参劾。围绕此事，荣禄、刚毅两派针锋相对。正月十八日，翰林院侍讲学士陈秉和率先发难，参劾张汝梅奉职无状，纵容义和团，并含沙射影地攻击荣禄。在奉旨回奏时，陈秉和更明确指出，张汝梅与荣禄“相交甚密，至其往来交通，事情暧昧”。参劾疆臣，牵连枢臣，显然事有根源，其幕后主使便是刚毅。对此，荣禄进行了反击，陈秉和随后遭到上谕严厉斥责：“荣禄由西安将军于光绪二十年八月来京，张汝梅于二十一年正月由陕西臬司简放陕西藩司，其护理巡抚则在是年四月，斯时荣禄早已在京供职。所称往来交通情密，更可不辩自明。即使近在同城，亦安见即有密交暧昧之事？”因“信口捏造”，陈秉和被传旨“申饬”。

但陈秉和的奏折中还有一条是批评张汝梅派差时任用子侄亲戚，如“袁保纯之委铜山盐务，袁世敦之委带营务”等，指责他们“狼狈为奸”。袁世凯因叔父袁保纯、弟弟袁世敦而牵涉其中。朝廷派户部右侍郎溥良（6）查办此案，经过多日细查，溥良奏称，张氏所说“尚无不合”，“唯该员等究系该抚子侄之亲戚，虽例无应行回避明文，该抚当援照李秉衡（7）成案奏明请旨遵行，似不应遽委差缺致招嫌怨”。言外之意，张汝梅还是有任用私人之嫌。

如此一来，荣禄与刚毅打成平手，但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只意味着斗争将继续下去。此案牵涉荣禄、袁世凯甚至李鸿章，清廷内部开明与守旧阵营的对立不言而喻。奉旨前往山东查案的溥良也属刚毅一派。二月初三，朝廷将长期在山东做地方官的署理江宁将军毓贤调任山东巡抚，张汝梅开缺听候查办。后经溥良复奏，称张汝梅在山东巡抚任内，于捕务（惩办义和团）、赈务、河务办理未能尽善，虽无废弛、欺饰情形，但用人不当。慈禧上谕将张汝梅降二级，另候简任；同时命新任巡抚毓贤对袁保纯、袁世敦等人“才具是否称职”，随时“察看”。这个结局恰巧反映了刚毅等人的态度，他虽然一无所得，但内心充满了胜利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