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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甲午之耻（第2页）

这次访问给日本天皇及大臣们带来极大的震撼，面对拥有强大海军的清王朝，日本人的心情十分复杂。日本有不少官员议论：中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巡洋舰，无法与之相比。因而同行观舰者皆惊恐不安。受到刺激后的日本，加快了扩充海军军备的步伐。

北洋水师在日本的亮相使丁汝昌等人出尽了风头，但他们的高兴劲儿还没过去，一个噩耗传来：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的反对派奏请停止购买海军军械装备两年，连补充装备的费用都不再拨给。慈禧也认为海军“看家护院”已经足够，于是准奏。

此时北洋水师拥有主要军舰二十五艘、辅助军舰五十艘、运输船三十艘、官兵四千余人，实力为亚洲第一、世界排名第九，前八名分别为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西班牙、奥斯曼、意大利和美国。

从此，北洋水师没有再新增一炮一舰，其余三支水师更不用说。福建水师购回鱼雷艇“福龙”号，但因经费不足难以养护该艇，只得将其转送给北洋水师，而李鸿章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把鱼雷艇闲置在仓库里。

与清王朝相反，日本天皇在接见丁汝昌和北洋水师军官后，通过了日本内阁提出的五千八百六十万日元的海军军费支出方案。后来，伊藤博文（16）四次组阁，任期长达七年，在任内发动了甲午战争。再任内阁首相时，立刻公布了建造10万吨军舰的计划。

光绪十九年（1893），日本天皇决定在未来六年里，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里拨出三十万日元，并从文武官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作为造舰费上缴国库，专款专用。天皇的以身作则在日本国内起到极大的号召作用，全民支持购买先进舰船。

李鸿章听说日本国内的狂热后，忧心忡忡地奏称：“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异月新……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而吾国自十四年北洋水师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加上北洋水师操练不认真，军纪松懈，编队作战力远远不及日本海军。

光绪二十年（1894），北洋水师与日本海军的实力对比如下：舰船总吨位北洋水师为三万四千吨，日本海军为四万一千吨；总马力北洋水师为四万二千余匹，日本海军将近六万九千匹；大口径火炮北洋水师为五十八门，日本海军为一百○四门；每分钟炮弹投射量北洋水师为二十三发，日本海军为二百三十二发；编队航速北洋水师为十节，日本海军则超过十四节。短短三年，北洋水师已明显落后。

3。从“甲申政变”到“甲午战争”

光绪十年（1884）十月十七日，朝鲜发生了“甲申政变”。亲日的金玉均（17）等人在日军的帮助下闯入皇宫，劫持国王李熙（18），准备另立幼主。驻朝鲜的几位清军将领在袁世凯的提议下，迅速采取行动，与朝军合力，在三天内打败日军，平息了政变，李熙又夺回王位。事后，袁世凯受到李鸿章的重用，负责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但别有用心的日本不愿就此罢手，准备派重兵迫使朝鲜签订城下之盟。袁世凯向李鸿章建议增兵朝鲜抗击日军，在朝鲜设立“监国”。但李鸿章上报慈禧及光绪帝后，清朝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任由朝鲜和日本签订了对日赔款的《汉城条约》。

清廷的一味忍让，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加上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有所增强，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日本迫切需要资源供给和工业品销售市场，所以发动战争的企图也愈加露骨。

五月初，清廷派太原镇总兵聂士成（19）、直隶提督叶志超率淮军两千多人赴朝，任务是“代剿”东学党。同时，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两舰赴仁川、汉城（今首尔）护商。日本政府按战前既定计划迅速向朝鲜增兵，抢占仁川、汉城等军事重镇。到五月十三日，在仁川登陆的日军已达八千人，并以海军铁甲战舰扼守仁川，登陆的陆军主力进占汉城。

直到这时，清廷还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一面向朝鲜增兵，一面通过外交手段与日本交涉。清廷要求日本遵守《中日修好条约》，寄希望于和谈，请俄国出面调停；又想利用英国与日、俄之间的矛盾，争取英国的支持，但均告失败。朝鲜急需增兵，李鸿章却玩起了“踢皮球”游戏，向军机处、总理衙门请示。在京的王大臣们商量后，以“相机行事”作为回复。李鸿章根据这一模糊的指示，派遣卫汝贵的盛字军、马玉昆的毅字军、左宝贵的奉军和丰升阿的奉天练军盛字营及吉林练军等共三十二营、一万三千万余人，赶赴平壤。

六月十二日，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20）照会清朝总理衙门，拒绝从朝鲜撤兵，并强硬声明：中日两国如起不测之变，日方概不负责。仅仅过了五天，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决定对中国开战，只是在等待时机公开宣战。

六月二十二日，聂、叶所部淮军陆续赶赴离汉城七十多公里的牙山地区。第二天，日本陆军少将大岛义昌指挥日军的一个混成旅团向驻守牙山的淮军进攻。聂士成、叶志超移师牙山东部的成欢和公州。六月二十七日夜间，日军偷袭驻守成欢的淮军右翼，因遭到阻击未果。天亮后，日军发现淮军兵力少，且无援军，再次发起猛攻。淮军数百人在聂士成的指挥下奋勇还击，最后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往公州。叶志超在公州也不敌日军的猛烈进攻，聂士成与叶志超只得放弃牙山，北奔平壤。

六月二十三日，日本舰队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的朝鲜海面上袭击并击沉了北洋水师运兵的商船“高升”号，船上七百余人全部遇难；击伤护航的“济远”“广乙”两舰，俘获“操江”号炮艇。

日本偷袭运兵船，意在挑起对清朝的战争。清廷求和的计划彻底落空，正在为慈禧准备寿典的光绪帝闻知后更是气愤，为了维护天朝颜面，第二天便向日本宣战。可是，李鸿章深知清朝若与日本作战胜算并不大，故而不肯全力备战，他以双方装备的对比向光绪帝陈述宣战之不可行的理由：“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他盘算完家底后，坚定地认为，北洋海军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与日军相比都逊一筹。在此不利条件下，日军尚不知悉清军的真实作战能力，清军对其仍有威慑力，因而他要北洋舰队“作猛虎在山之势”，使日军“不敢轻与交锋”。然而，事情并没有像清军希望的那样发展。因“高升”号被毁，北洋舰队失去后援，主力部队疲于在巡护与回防之间奔劳，导致李鸿章建议的“海守”战略无法实施，而清军也失去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七月初一，日本明治天皇颁布《宣战诏书》，亚洲最强大的两国军队由此在海陆同时展开搏斗。日本国内并不看好这次战争，因为中朝联手后，日本胜算不大。所以，诏书颁布当日，东京、大阪的股票和债券暴跌。然而，战事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在陆地，两国军队在平壤进行较量。平壤是朝鲜第二大城市，也是旧京，在战略上，“实为朝鲜全境之中权，乃图朝鲜必争之地”。此时朝鲜政府已经被日本控制，针对朝鲜的战争很快由海战转为陆战，平壤成了主战场。这时，叶志超、聂士成率领从牙山败退的清军两千人赶来会合，清军在平壤的总兵力达一万六千余人，另有朝鲜出动千余人的军队协助守卫，实际驻防兵力超过一万七千人。日军的兵力也有一万六千余人，陆战双方实力相当，日军处于进攻态势。

叶志超因在牙山战败后谎报战功，受到朝廷奖赏，并于七月二十五日奉命统率平壤诸军。任命传至军营，诸将领皆不服，同时也对李鸿章“先定守局”的消极作战部署感到不满。八月十六日，日本陆军大将山县有朋（21）率部完成了对平壤的包围，同时切断了清军的退路，于次日凌晨发起总攻。经过大半天抵抗，日军伤亡四百三十余人，但日军随后调集炮火轰击，使城墙坍塌，清军大炮被毁。在战斗最激烈的玄武门，指挥官左宝贵以身殉国。与此同时，驻防平壤城西南、大同江北一线的清军也受到日军的疯狂进攻，二百多名骑兵全部牺牲，防线被突破。在这危急时刻，叶志超竟然带领清军从平壤城七星门和静海门逃出，弃城逃跑，然而遭到日军伏击，死伤近两千人，五百多人被俘，军火、辎重损失无数。叶志超带着败军向北狂奔五百里，一路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最后退守鸭绿江。八月十七日，日军占领平壤。

李鸿章闻讯后震怒，电令清军“等待各营会齐再相机进取”。这时，日军仍在不断地向朝鲜运兵，北洋水师只在渤海内巡视，根本没有发现日军的运兵船。日本陆军在占领朝鲜后，准备挥师北上，侵入清朝国境。

当陆战还在进行时，在黄海北部海域，一场大规模的海战也打响了。战前，日本海军各舰队暂编为联合舰队，由伊东祐亨（22）海军中将担任联合舰队司令。联合舰队下编为四个分队：本队第一分队、第二分队、第一游击队和第二游击队。

北洋水师在操练时极少进行编队作战训练。清朝对日宣战后，北洋水师奉李鸿章之命，在威海至朝鲜大同江口一带巡弋，试图用“定远”“镇远”两艘巨型铁甲舰震慑日本海军。七月十日，日本联合舰队已迫近威海，光绪帝斥责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畏葸”，李鸿章被迫令丁汝昌率舰队出海迎敌。日本联合舰队则派出反应迅速的游击分队在威海、旅顺等处进行骚扰试探，每次放一阵空炮后便逃遁。因此，李鸿章、丁汝昌等人认为日本海军不敢轻举妄动。但光绪帝却判断日舰“难保不乘我之懈，再来猛扑”，指示丁汝昌将北洋水师的防御重点从朝鲜海面转移到威海、烟台、旅顺和大连湾等地，从而巩固京师安全。李鸿章也提出“严防威旅门户，为保船制敌之计”。而日本联合舰队的作战策略是以快速游击分队从鸭绿江口向北搜寻北洋水师主力，以求决战。

八月十三日，北洋水师十二艘主力舰从威海出发，护送陆军四千人赴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登陆，目的是增援平壤。但援兵护航编队尚在途中，李鸿章就接到了平壤战败的消息。八月十七日，也就是平壤被日军占领当天，北洋水师援兵护航编队抵达鸭绿江口的大东沟。两艘舰艇担任警戒，其余十艘在鸭绿江口外十二海里的大鹿岛东南抛锚。次日早晨八时许，运兵船卸载完毕，准备返航。十时二十三分，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发现了北洋水师的舰艇，发出信号“东北方向发现三艘以上敌舰”。

十时三十分，返航中的北洋水师“镇远”舰桅楼上的哨兵发现了日本舰队。十二时五分，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先，本队第一分队在后，呈单纵阵接近北洋水师编队。十二时二十，北洋水师编队在行进中由双纵阵改为横阵，旗舰“定远”号位于中央，其余各舰在其左右两翼展开，编队呈楔形梯队。提督丁汝昌发出命令：“各小队须协同行动，始终以舰艏向敌；诸舰务于可能之范围内，随同旗舰运动之。”在鸭绿江口外海大鹿岛海域，中日两国集中了几乎全部海军主力舰艇，形成以横对纵阵势。

十二时五十分，双方编队相距五千三百余米，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首先开炮。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距北洋水师编队五千米处即向左转弯，驶向北洋水师编队右翼。日本联合舰队本队驶向北洋水师编队左翼，冒险暴露于北洋水师编队阵前。随即，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号发炮，“定远”号主桅中弹，信号索具被炮火摧毁，在飞桥上督战的丁汝昌身负重伤，旗舰无法指挥，各舰只能跟随“定远”号进退。

十三时左右，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炮击北洋水师编队右翼的“超勇”“扬威”两舰。约二十分钟后，“超勇”“扬威”号起火。北洋水师编队对位于左翼的日本联合舰队本队“比睿”“扶桑”“赤城”号进行打击，“比睿”“赤城”号受重创。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左转，救回两舰；本队右转，形成夹击阵势。一小时后，日舰“西京丸”号中弹起火，退出战场。北洋水师“超勇”号沉没，“扬威”号被重创驶离战场搁浅。

十四时三十分，北洋水师“平远”号命中日舰“松岛”号，也被其所伤并引起大火，暂时退避。之后，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中弹起火，剩余各舰各自为战。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集中打击北洋水师突前的“致远”号巡洋舰及其后面的“济远”“广甲”二舰。“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已无炮弹的情况下准备撞击日舰，被日舰击中沉没。“济远”“广甲”号在“致远”号沉没后，径直驶回旅顺。十五时三十分，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号被击中，并引起甲板上的弹药爆炸。

之后，北洋水师“靖远”“来远”号受伤，退向大鹿岛。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号发出了“各舰随意运动”的信号。十七时左右，北洋水师“靖远”“来远”号经抢修恢复了战斗力，“靖远”号代替旗舰升起队旗，收拢各舰。鏖战半小时后，北洋水师“经远”号沉没，日本联合舰队发出“停止战斗”的信号，退出战斗。

黄海海战历时五个多小时，北洋水师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艘军舰，“来远”号也受重创，官兵死伤千余人。日本联合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五舰受重创，死伤六百余人。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慈禧和光绪帝在西苑的颐年殿东暖阁分别召集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与礼部尚书李鸿藻会商。次日，翁同龢奉懿旨前往天津，代表皇帝和最高军事机构向李鸿章面询战局和联络俄国事宜。

同日还发生了另一件事。许宝蘅所作《恭亲王奕訢甲午入枢事札记》中写道：“先日，礼亲王世铎与孙毓汶、翁同龢、李鸿藻、徐用仪（23）、刚毅（24）同诣邸请谒，恭王辞以病，拒不见。礼王等于次日奏闻慈禧太后，乃遣李莲英前往问疾，王不能拒。莲英先传太后闻王病，并述平时殷念之旨，又问王之饮食起居，琐屑备至。言次渐及时局之艰难与两宫之忧劳，又言及枢廷辅佐之无能，远不如甲申以前，王大为感动。然后，莲英又述慈圣待见之殷。王遂谓：‘吾明日当挟病入觐。’莲英即叩头谢曰：‘王爷如此，实为国家之福！’即当归奏以慰慈意。于是次日入见，遂奉枢直之旨。”这段记载直观展现了清廷内部的低效、官员的无能以及慈禧、光绪在清廷吃了败仗后急于收拾烂摊子却又束手无策的窘况。

九月二十六日，日本陆军渡过鸭绿江，大举侵入辽南，随后向大连、旅顺进犯。在辽东战役中，清军大多一触即溃。十一月初一，李鸿章电令丁汝昌等固守威海卫炮台，多储粮草弹药，多埋地雷，多掘地沟，并希望丁汝昌拼死为淮军争一口气。但大连、旅顺最终被日军占领。在旅顺，日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有两万余名无辜的百姓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