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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庚子事变的朝廷（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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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朝廷方与各国讲信修睦，忽创灭洋之说，是为横挑边衅，以天下为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之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灭五洲各国，则洋人之多于华人“奚啻十倍？其能尽与否，不待智者而知之。……近日天津被陷，洋兵节节内逼，曾无拳匪能以邪术阻令前进，诚恐旬月之间，势将直扑京师。万一九庙震惊，兆民涂炭，尔时作何景象，臣等设想及之，悲来填膺。而徐桐、刚毅等谈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拳匪仍以可作长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痴。亲而天潢贵胄，尊而师保枢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亦设有拳坛。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刚毅等；徐桐、刚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刚毅等实为酿祸之枢纽！若非皇太后、皇上立将首先袒护拳匪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国法，恐朝臣佥为拳匪所惑，外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国家三百年宗社，将任谬妄诸臣，轻信拳匪，为孤注之一掷，何以仰答列祖在天之灵！臣等愚谓时至今日，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匪。方匪初起时，何尝敢抗旨辱官，毁坏官物？亦何尝敢持械焚劫，杀戮平民？自徐桐、刚毅等称为义民，拳匪之势益张，愚民之惑滋甚，无赖之聚愈众。……应请旨将徐桐、刚毅、启秀（11）、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匪，与徐桐、刚毅等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不得援议贵议亲为之末减。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诸臣所为，非国家本意，弃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惶之至。

袁昶、许景澄言辞恳切地向朝廷建言将主张招抚义和团拳民的大臣治罪，杀掉那些“匪首”，让洋人退兵，劝请慈禧不可依仗拳民神功向列强宣战，应“与各国讲信修睦”，而不可以天下为戏。

这时的慈禧还在为洋人反对废帝而生气，她怎么可能听得进逆耳忠言？五月二十日，她召开紧急御前会议，讨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二是对八国联军是战还是和。这两个问题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如进剿义和团，必然与八国联军讲和；若招抚义和团，必然与八国联军开战。荣禄在会前对慈禧说，端郡王载漪呈奏的那份所谓洋人要太后归政的照会是伪造的，此事由载漪主谋，由军机章京连文仲起草。慈禧太后听了非常生气，阶下垂手而立的载漪不敢吭声，连忙退值。但慈禧并没有深究载漪的责任，几天后反而让他全权代理总理衙门事务。仅此一点，就让朝中官员清楚地看出慈禧的立场。

已被软禁的光绪帝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对内阁学士许景澄说：“国命安危，在此一举。……你搞了多年外交，熟知洋务，理当明白大势，帝国究竟能否与各国开战，请直言无讳。”许景澄回禀道：“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光绪帝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并在稍后的讨论中进一步大谈“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理”，他举甲午中日之战为例：“甲午一战，创巨痛深。……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光绪帝的态度受到多数与会朝臣的赞赏，军机大臣王文韶非常激动，伏地叩头，大声说道：“圣虑及此，国之福也！”

当然，袁昶、许景澄深知光绪帝的表态并没有实际作用，他们也知道慈禧的真实意图，并从慈禧及一些朝臣支持义和团围攻教堂、使馆的“千古奇事”中看出了事态的结局——必酿成大祸。奏折有违慈禧招抚义和团“借御外侮”的意旨，他们已经预料到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但还是冒死以谏。慈禧认为这是故意与她作对，挑战她的权威。另外，内阁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等人也坚决反对义和团围攻使馆的不理智行为，对袁昶、许景澄二人的奏折表示赞同。慈禧一看有这么多大臣反对自己，更加火冒三丈，加上徐桐、刚毅、载漪等人的反扑，慈禧很快下令处斩袁、许二人，理由是两人“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

慈禧之所以坚决严惩袁昶、许景澄，与载漪、裕禄、毓贤、刚毅、董福祥等人有很大关系，这些人都主张招抚义和团。尤其是载漪，早就因袁昶、许景澄反对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储，对他们怀恨在心。在慈禧宣抚拳民为义民、对列强宣战之际，袁昶、许景澄又与徐用仪、立山、联元一起表示反对，矛头直指载漪，所以他必欲除之。

同时，这场斗争也反映出清廷的对外政策。慈禧向列强宣战，不过是她的“恋权癖”使然。她视国家的一切为私产，也视权力为家产，只要能保住“家产”，国家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拱手让人。尽管她已知外交团照会是载漪伪造，但还是不满外国势力插手她的“家事”，更不满大臣站在光绪帝那边。载漪等人正好利用慈禧的这种心理来剪除政敌。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初四午时，许景澄、袁昶被五花大绑，在一队清兵的押送下由刑部大牢移至北京城南临时搭起的一个刑场。他们遭到麻木无情的市民和狂热的义和团员的唾骂，“杀死卖国贼”的口号一声高过一声。

袁、许二人死后，徐用仪、联元和立山三人表示同情，结果也难逃厄运。行刑后，因为许、袁二人的家人不敢收殓，徐用仪出面安葬了他们。载漪、刚毅等人得知后，立即授意一伙拳民闯入徐家，将徐用仪及其家人紧紧捆住，用乱刀捅死。接着，载漪、刚毅又指使拳民去联元家中杀了联元。联元被杀后，载漪亲率一队拳民去“收拾”立山。因为立山在廷议时说义和团神术多不灵验，载漪便让拳民把立山带到设在其家门口的坛前焚表查验。尽管查验时纸灰上升，证明立山不是私通洋人的“二毛子（12）”，但拳民还是不由分说将他押送至监狱。载漪、刚毅等人只想借机铲除异己，根本没有考虑国家安危和百姓生死。

在载漪等人请旨诛杀徐用仪、联元和立山三人时，慈禧立即以光绪帝的名义宣谕将三人典刑，并为三人罗织罪名。兵部尚书徐用仪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办理洋务贻患甚深；内阁学士联元，召见时任意妄奏，语涉离间，与许景澄等劂罪惟均；已革户部尚书立山，平日语多暧昧，动辄离间。

（1）理密亲王（1674—1725），即爱新觉罗·胤礽，康熙帝第二子，雍正帝异母兄，清朝以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经过公开册立的皇太子。雍正即位后，被幽死于紫禁城咸安宫。

（2）泰陵：清世宗雍正帝及其皇后的合葬陵墓。此处代指雍正帝。

（3）经元善（1840—1903）：字莲山，浙江上虞五驿乡驿亭（今浙江绍兴市上虞区驿亭镇）人。曾涉足洋务企业，热心教育，创办经正女学，开中国女学先河，晚年参与改良维新活动。

（4）余诚格（1856—1926）：字寿平，安徽望江人，晚清大臣，戊戌政变时因是康有为登第时的主考官，一度遭贬。此后历任山东监察御史、广西按察使、湖北布政使、陕西巡抚、湖南巡抚。秉性刚直，在御史任内三月共上七十余道奏章，参劾时弊，一时名震京畿，有“余都老爷”之称。

（5）赵舒翘（1847—1901）：字展如，陕西长安（今西安市）人，晚清大臣，历任提牢厅主事、直隶司主事、刑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顺天府（今北京）府尹。为官刚直不阿，不畏权贵，多次平反冤案，“直声震天下”。

（6）溥良（1854—1922）：字玉岑，满洲镶蓝旗人，雍正帝六世孙，清朝宗室，历任广东学政、理藩院左侍郎、户部右侍郎、都察院满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察哈尔都统等职。

（7）李秉衡（1830—1900）：字鉴堂，今辽宁庄河鞍子山人，晚清大臣，历任广西按察使、巡阅长江水师大臣。八国联军进攻大沽后，从江苏率兵北上，保卫北京，在杨村战败，退至通州后服毒自杀。

（8）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四川富顺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曾出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考察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积极策划维新大计，提倡民主共和。回国后参加强学会，主讲“中国自强之学”。

（9）彭述（1854—1912）：字向青，湖南清泉县城东郊彭家园（今衡阳市珠晖区酃湖乡解放村）人，晚清大臣，曾任翰林院编修及光绪帝的书法侍讲，兼教皇族诸子弟。

（10）夏辛酉（1843—1908）：字绍襄、庚堂，山东郓城人，晚清大臣，曾为左宗棠部下，参与平定新疆之乱。中日甲午战争中驻防登州，任水师长官。历任兖州镇总兵、登州镇总兵、武卫军先锋左翼长、云南提督兼帮办北洋大臣、帮办南洋大臣等职。

（11）启秀（1839—1901）：字松岩，满洲正白旗人，晚清顽固派大臣的重要人物，历任内阁学士、刑部侍郎、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2）二毛子：当时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的中国人，被统称为“二毛子”。